前不久國內某知名企業裁員，引發社會熱議。人們議論的焦點：在經濟下行背景下企業該不該裁員？站在企業的角度，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目標是獲取最大利潤，為了降成本，裁員當然無可厚非；可是站在政府的角度，政府的目標是“充分就業”，希望企業不裁員或少裁員。兩者目標有沖突，對企業裁員到底怎么看？
先說西方學者的觀點。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后，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他指出，失業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致，要實現充分就業，政府應從需求側發力，通過增加預算赤字擴大公共投資。凱恩斯理論的重點，無疑是保就業。道理簡單：政府增加預算赤字，而彌補赤字得多收稅，顯然是對企業不利。
20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陷入“滯脹”，凱恩斯理論四面楚歌。1984年，美國經濟學家威茨曼出版了那本轟動一時的《分享經濟》，將研究視角轉向了企業內部。他分析說，在供求規律作用下，產品價格會隨供給增加而下降，企業供給越多，產品價格會越低。若員工工資標準固定，利潤下降而工資不降，企業迫不得已，只能裁員。于是他得出結論：失業的根源是“工資固定”。
為了讓企業不裁員，威茨曼提出了一個新的解決方案。要點是：企業不再按人頭設固定工資，而只確定勞資雙方“分享收入”的比例，不管企業收入狀況如何，皆按事先確定的比例分配。威茨曼預言，如果實施他提出的這一方案，企業便可以少裁員甚至不裁員。可由于他的理論重點也是在“就業”，結果卻遭到企業主和工會的一致抵制。
在操作層面，美國曾一度推行所謂“細部分工”準則。以鐵路為例，美國鐵路調節理事會明文規定：鐵路上各項作業皆一律實行“細部分工”，比如接聽電話與扳動開關，必須由特定工種的員工分別操作。不然，若讓負責扳動開關的當班工人接聽電話，公司不僅要為該員工支付一天的工資，也得為負責接聽電話的員工支付一天的工資，哪怕他在家休假而未趕到現場。
在今天看來，上面的規定似乎有些荒唐，可當年在美國類似的規定比比皆是。比如泥瓦匠砌煙囪，規定他不得使用石材，使用石材是石匠的專門工作；電工更換舊電線，不能拆裝線槽木板，拆裝線槽木板要由木工來做；管道工處理浴室漏水，不可撬開地磚，撬開地磚和鋪回地磚，必須由泥瓦匠完成。
讀者看明白沒？所謂“細部分工”，其實并未增加就業，而是“三個人的活讓五個人干”，將“顯性失業”變為“隱性失業”。問題是他們為何要那樣做呢？1946年，美國學者亨利·黑茲利特發表了《分散工作機會的企圖》一文，據他披露，是因為當時美國國會某些議員堅持認為：生產效率過高會導致失業；降低生產效率能增加就業。
黑茲利特對那些國會議員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他指出：人類社會經濟進步的首要原則，是以同等的勞動力生產出更多的產品，而不是相反。若以犧牲生產效率為代價去“保就業”，不僅是對人力資源本身的浪費，而且由于勞動力得不到優化配置，極有可能拖垮企業，反而造成更普遍、更嚴重的失業。
黑茲利特的分析是對的。的確，一個國家不能靠犧牲生產效率保就業；恰恰相反，應通過提高生產效率不斷地創造就業。在這方面，我國國企改革是成功的例子：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央決定對國企職工實行下崗分流。下崗分流會增加短期失業，中央當然清楚，而之所以痛下決心，是為了通過搞活國企創造更多就業。
讀者再想想，近年來中央為何反復強調保護市場主體、特別是保護中小企業？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下行加大了國內就業壓力。中小企業是吸納就業的主要載體，要“穩就業”當然要“保企業”。不然中小企業垮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正是因為中小企業的迅猛發展，不僅為城鎮居民提供了就業機會，同時還吸納了2億多農村剩余勞動力。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似可得出兩點結論：第一，“擴張財政”保就業，無異于飲鴆止渴，此舉會擠出企業投資，結果必弄巧成拙，造成結構性失業；第二，“分享制”或采用所謂“細部分工”，也不過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短期看，失業人數雖不會增加，但卻降低了生產效率，長期看后患無窮。
可取的辦法是什么呢？中央提出：通過“穩市場主體保就業”。換句話說，保就業要以保企業為前提。相比以往西方的做法，此舉確實棋高一著。按照此思路，不僅政府目標與企業目標不沖突，而且也不會降低生產效率。現在的問題是，政府應當怎樣保企業？我認為總的原則，是為企業降成本。具體講，可從四個方面發力。
第一，在嚴格控制預算赤字的同時，繼續加大減稅降費力度。國務院已明確，今年擬退稅減稅2.5萬億元，對此務必落實到位。
第二，幫助企業進一步降低融資成本。目前國內各類金融機構皆由政府授權經營，具有一定的行政壟斷性質。基于此，政府應推動金融機構降低實際貸款利率，減少收費。
第三，對目前各行業協會商會、中介機構等收費應進一步清理規范；對涉企違規收費進行專項整治，對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的行為要堅決查處，且追責到人。
第四，對不裁員少裁員的企業，可以返還失業保險金，但是否裁員要由企業自己決定。冗員其實是隱性失業，絕不可靠犧牲效率降低失業人口的統計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