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健全數字規則，提升數據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效率，以工信部為代表的監管機構開始推行全行業的數據互聯互通機制。在2020年下半年，工信部開始啟動互聯網專項整治行動，主要解決互聯網平臺壟斷問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進而影響到數據資源的市場整合規模和效率。這一系列舉措意味著我國網絡空間治理步入新階段，數據互聯互通成為未來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機制。在數字經濟改革創新的過程中，北京市人民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結合北京市自身的國家科技創新中心城市定位，深化數據互聯互通的政策落實和技術創新，打破數據孤島等產業困局。

實現全行業的數據互聯互通意義深遠。在信息技術創新解放數據資源商業價值的過程中，數據互聯互通能夠有效打破數據孤島導致的數據流動和利用效率低下的現實問題，同時也能夠解決大型互聯網平臺限制數據充分自由流動的壟斷問題。在國內層面，數據互聯互通代表著產業發展的融合協同，賦能數字經濟轉型升級；在國際層面，數據互聯互通也是我國融入全球數字經濟貿易活動的現實基礎和制度優勢，數據資源的合理利用能夠支撐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中先發制人，發揮國際數字經濟貿易規則的話語權。

不過，數據互聯互通的實現在客觀上依然存在諸多困難，除了數據污染、數據泄露等數據安全問題之外，互聯互通的實踐方式、聯通效率、協同監管等同樣屬于現階段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國目前的數據互聯互通政策雖然在部分行業實現了數據融合共享，但與真正的互聯互通仍有一段距離，具體表現為：

第一，超級平臺的歧視性開放措施依然持續存在，市場割裂問題并未解決。大型網絡平臺在采取“限縮解除屏蔽的范圍”、“增加用戶訪問外鏈步驟、難度”等措施時，往往會根據其他主體的市場份額、技術水平等進行差異化、歧視化對待，使得互聯互通成為企業限制競爭對手的合法事由。第二，當下互聯互通政策以開放鏈接為主，彼此數據仍不相互流通。平臺之間的數據開放、數據可交互層面涉及較少，超級平臺在早期獲得數據資源優勢之后，并沒有推動行業數據資源的開放，反而限制已有數據的自由流動，間接提高中小微企業進入市場的門檻；同時，部分企業為了實現“彎道超車”，惡意抓取企業數據，又使得大部分企業對數據互聯互通的經濟價值產生質疑和擔憂。第三，互聯互通政策仍屬于行政指導，缺乏專門立法確認行業規則。此前的互聯互通政策推動中，所采用的手段大多是直接的行政指導，其規定過于直接和硬性，反而難以達到其所預期的成果，留下了監管空白與套利的空間，這也導致當前仍有大量深入落實空間。

短期內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互聯互通絕非易事，這不僅涉及如何協調不同規模企業之間原有的數據資源競爭優勢分配與協調，同時還在考驗監管機構能否創新監管措施，解決數據互聯互通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一系列安全問題。因此，需要明確的是，監管機構應當將數據互聯互通視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和數據貿易規則的基本原則，按照分步驟、分階段、分行業的思路逐步推進數據互聯互通的基礎設備和配套制度的落實進度。

首先，創新監管科技和監管措施，實現專項執法與行政指導的多元共治。在提高數字市場的整體互聯互通水平的過程中，應當采取事先監管和事后執法相結合的方式，以反壟斷監管和行業監管綜合規制。數據互聯互通雖具有政策屬性，但同時也是企業戰略發展的目標之一，提升企業自主積極性顯然也是多元共治、協調治理的重要環節。

其次，明確不同規模平臺的特殊義務，結合數據分類分級保護制度，細化數據互聯互通制度的基本規則和行業規則。在數據互聯互通過程中，如何打破超級平臺對數字資源的壟斷式控制成為破局關鍵，監管機構需要進一步明確超級平臺在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層面的特殊義務，明確超級平臺、大型平臺、中小型平臺的規模劃分標準，以便明確不同規模、不同行業在數據互聯互通過程中的數據安全保障義務，實現安全且高效的互聯互通。

最后，推進數據產權、數據交易等關鍵性制度供給力度，充分利用北京市科技創新中心區位優勢，以技術促融合，以制度保安全，在實現數據互聯互通的過程中協調各方利益訴求。現階段，數據互聯互通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市場主體擔心既有的合法商業利益和數據競爭優勢喪失。需要明確的是，數據互聯互通不是強制性信息共享，需要在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解決數據產權、數據交易的基礎制度問題。只有確認和保障各方市場主體所享有的數據權益，才能更有效地發揮互聯互通對數字經濟轉型升級的催化作用。

伴隨著新一輪營商環境優化，數據互聯互通改變的不僅是數據流動、共享的商業模式，同時改變的還包括產業鏈和供應鏈，進而提升數字經濟的產業生態和數據安全的監管體系。在實現互聯互通的過程中，應當充分整合政府、企業、行業組織以及社會公眾的治理主體作用，促成安全、持續、協調的互聯互通發展新格局。

（作者為北京科技創新中心研究基地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