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世界經濟復蘇勢頭有所減弱，而經濟復蘇外部環境錯綜復雜、動蕩不安。《經濟參考報》記者日前書面采訪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秘書長林建海，請他談談2022年世界經濟復蘇將呈現何種特點？
記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在年初將今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測進行了下調，出于哪些考慮？
林建海：IMF在年初預計，今年世界經濟將增長4.4%，低于去年的5.9%。這個預測值比去年10月的預估下調了0.5個百分點。做出這一預測的主要判斷是，今年世界經濟復蘇勢頭減弱，下行風險上升。全球供應鏈擾動、能源價格波動和勞動力局部短缺都可能影響經濟復蘇的韌性和通貨膨脹的走向。市場普遍預計美聯儲將在2022年加息，可能會引發融資環境收緊和國際資本流向的逆轉；高企的債務負擔也是許多國家面臨的重大挑戰。但IMF2022年的增長預測尚未考慮到俄烏沖突對全球經濟帶來的影響。因此，這些預測能否得以實現，有待觀察。
記者：當前世界經濟復蘇面臨哪些主要挑戰？
林建海：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以來，依靠各國大規模的財政、貨幣政策支持，世界經濟得以避免受到更嚴重的負面影響。過去兩年中，全球財政支持總額高達16萬億美元，接近全球GDP的20%。在發達經濟體中，財政支持總額占其GDP的28%。眼下，世界經濟面臨的短期挑戰在加劇，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受全球疫苗生產和分配不均影響，各國經濟復蘇步伐極不平衡。二是通脹快速上升給經濟復蘇增加了不確定性。三是美聯儲和其他央行收緊貨幣政策給新興國家帶來的挑戰。四是高企的債務挑戰。五是俄烏沖突給全球經濟增添了新的變數。
記者：去年以來，許多國家通脹快速上升，引起廣泛擔憂。您認為，此輪通脹的主要成因是什么？2022年將如何演變？對世界經濟會造成哪些影響？特別是在通脹壓力突出的美國。
林建海：確實，通脹快速上升給經濟復蘇增加了不確定性。
此輪通脹上升主要反映了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供需不匹配。當前，供應鏈擾動、海運港口堵塞等制約因素給商品供應鏈的正常運轉帶來很大壓力。比如，芯片短缺使電子、汽車行業發貨周期延長，汽車及二手車等產品短缺加劇，價格升高。這在美國尤其明顯，2021年二手車價格漲幅約50%。自疫情暴發以來，全球集裝箱運價已翻了兩番多。疫情防控、勞動力短缺和物流網絡緊張導致運輸成本增加并延長了交貨時間。國際清算銀行認為，這些因素推高2021年美國通脹2.8個百分點。而需求方面，伴隨經濟復蘇，消費者釋放出被壓抑的積蓄購買新商品，助推了物價上升。
關于通脹前景，目前仍有分歧。一些觀察者認為在供給擾動逐漸消退的情況下，通脹率將隨之降低。也有觀點認為，其他一些因素將繼續推動通脹率上升。比如，雖然大眾需求從商品轉向服務會降低商品的通脹率，但是服務價格的上漲會抵消商品通脹放緩的影響。另外，2022年供應鏈會有所改善，但不可能完全恢復。
從美國的情況看，有的分析認為，美國實際消費已完全恢復到疫情前的趨勢，這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的情況截然不同。私營部門投資也極為堅挺。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認為，美國勞動力市場也已基本恢復，并在某些方面出現過熱的現象，幾乎所有的就業和失業指標都強于2001-2018年期間的平均值。勞動力市場的強勁也表現在工資水平的增長。如果勞動力市場和工資水平持續增強，會對整體物價帶來上升壓力。
《華爾街日報》近期報道也認為，美國的通脹已全面上升，與上世紀70年代物價急劇上升的情況有相似之處。著名經濟學家、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早在2021年早期就認為當時美國政府1.9萬億美元的財政救援措施大大超過了經濟復蘇所需的缺口，其后果會導致經濟過熱，從而引發高通脹。一直認為美國通脹是短暫的經濟學家保羅·克羅格曼近來也不得不承認美國經濟發展過熱。
因此，許多學者和金融市場觀察者認為美聯儲在貨幣政策轉向方面的動作過于遲緩，可能會將自己拖入兩難境地，即加息過小則不能抑制通脹上升，而加息過度會拖累經濟復蘇，甚至導致經濟衰退。盡管有人認為供給方面的改善將會使通脹率有所回落，但很難降到美聯儲2%的通脹目標。同時，美國目前實際利率為負值并不正常。要使實際利率回歸正值，要么通脹率下降到低水平，要么利率上升，或兩者兼之。
談到通脹對宏觀經濟的影響，需要注意所謂的“通脹預期”。這樣的預期一旦建立就很難克服。為此，央行需大幅收緊貨幣政策、提高利率。但如果通脹預期變化太劇烈，快速上升的利率可能會損害經濟增長，甚至導致經濟衰退。在美國歷史上，1970年代發生石油危機，油價飆升，美國出現長時期的高物價水平。后來，美聯儲收緊銀根，提高利率，引發了嚴重的經濟衰退。此外，當金融市場，尤其股市估值較高時，其對通脹和利率的走勢特別敏感，需要防備通脹預期和貨幣政策的突然轉變。政策制定者必須在繼續支持經濟復蘇和準備收緊貨幣政策以遏制通脹壓力之間選擇平衡，但這非易事，這是近期許多國家面臨的重大短期政策挑戰。
記者：美聯儲在近期收緊貨幣政策已經是大概率事件，對于新興經濟體來說，這次會有哪些影響？
林建海：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預計將導致全球融資環境收緊和借款成本增加，從而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造成壓力。對這些國家來說，過度外債的問題尤其嚴重，因為這些債務大多是外幣，尤其是美元（個別國家的美元外債高達50%以上），因此面臨美國利率上升和美元升值可能帶來的雙重風險。此外，在許多新興經濟體本幣債務中，很大一部分，有的高達40%，由外國投資者持有，當外部金融環境發生變化，將增加另一層風險。同時，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們需要通過出口獲取外匯收入來償還外債。如果全球金融市場形勢發生轉變，這些國家也可能遭遇大規模資本外流，造成進一步的融資困難。
記者：全球債務已成為一個灰犀牛現象，您如何看待這一挑戰？政府債務負擔的極限在哪里？
林建海：高企的債務帶來挑戰。
近十年來，全球債務規模顯著上升，到2020年激增至226萬億美元，高達全球GDP的256%。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除了日本等少數幾個國家外，主要發達經濟體的政府債務都遠低于GDP的60%。如今，美國、歐元區、英國等政府債務都接近或高于GDP的100%，反映出這些地區自2008年經濟金融危機以來，經濟增長乏力，財政支出代價高昂。
過去幾十年里，經濟學界的大量研究認為，在通常情況下，對于發達經濟體而言，政府可能承擔的安全債務水平被認為是GDP的60%。對于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來說，這一水平約為GDP的40%。研究發現，當一國債務與GDP的比率上升到90%以上時，該國經濟增速可能大幅放緩，金融壓力增加。
在2008年后的低利率環境下，“現代貨幣理論”的觀點認為，政府的借貸空間可能比通常理解的要大，只要實際利率低于實際GDP增長率，“免費午餐”的現象可能會出現，政府可以持續借貸，而高于實際利率的GDP增長將為政府提供足夠的稅收來償還債務。
在利率處于非常低水平的時候，或許這個論點可以在短期內成立。然而，從長遠來看，這主要取決于如何使用政府借來的資源。如果它們被投資以產生經濟活動或用于教育、醫療保健和基礎設施項目，提高未來的潛在經濟增長，那么提高政府借貸可能會增加債務的可持續性。然而，如果政府借來的資源用于為消費融資，則可能給未來的償債帶來壓力。
歷史表明，過度借貸都會給經濟帶來代價。政府需要償還巨額本息。此外，如果通脹壓力出現或其他經濟或政治風險發生變化，市場利率可能會在短時間內大幅上升，從而極大地改變債務和經濟增長的勢頭。因此，在短期和中期內，如何解決高企的債務將是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面臨的又一重大挑戰。
除了上述挑戰，俄烏沖突也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和下行風險。近日來，布倫特原油價格曾迅速飆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是201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同時，其他能源、金屬原材料和食品價格也大幅上升，金融市場劇烈波動。在許多國家通脹壓力日益增大的情況下，這次沖突也給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帶來新的變數，但究竟會給全球經濟帶來多大的沖擊，要看沖突的持久性。如當前的緊張局勢持續下去，將會進一步影響市場和消費者信心，進而拖累經濟復蘇和增長，也會對全球經濟帶來難以預料的長期影響。
記者：您提到世界經濟面臨的這些挑戰，國際社會應如何應對？政策重點在哪里？
林建海：世界經濟正顛簸前行，應對上述挑戰可以從幾方面著手：
第一，全球應開展更全面抗疫合作，盡快平息疫情。尤其要注意的是，國際社會以公平、可預見的方式來解決低收入和發展中經濟體在抗疫物資、手段、融資等方面的需求，仍是當務之急。此外，應考慮采取措施鼓勵全球技術轉讓和許可安排，幫助更快實現疫苗和重要醫療物資的多元化生產。
第二，積極應對通脹壓力，盡可能降低負面影響。一方面要防范通脹過高，另一方面又要支持就業和經濟復蘇。各國需根據實際通脹和就業情況，穩健推進貨幣政策調整路徑和速度。各國央行需密切監測未來通脹壓力的主要指標，包括通脹預期、工資增速、金融脆弱性、私營部門的利潤率等。如果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政策制定者則可考慮收緊部分宏觀審慎工具，以防止風險通過金融渠道傳遞到實體部門。
第三，鑒于發達經濟體中央銀行加快收緊貨幣政策可能帶來的沖擊，外債比例較高的發展中經濟體應做好應對潛在經濟動蕩的準備。一些新興市場已著手調整貨幣政策，并準備縮減財政支持，并通過強化政策框架、減少脆弱性等措施應對不斷上升的債務和通貨膨脹。外債水平較高的國家可通過延長債務期限來降低債務風險，但這些國家還是需要盡快開始財政調整以增強經濟基本面，并降低債務負擔。此外，還需要做好與市場的溝通。
如果外匯市場壓力過高，在繼續推進必要的宏觀政策調整的前提下，擁有足夠外匯儲備的央行可以適當進行市場干預。匯率彈性也有助于吸收沖擊，外匯儲備不足的中央銀行則應可以考慮通過貨幣貶值協助經濟調整。總體來說，一方面支持疲軟的國內經濟，另一方面維護價格和外部穩定，權衡兩者之間的微妙平衡十分不易，但勢在必行。
善用財政政策可以幫助提升經濟抵御沖擊的能力。在財政政策空間已經顯著縮小的情況下，各國要提高財政支持的針對性。就中期財政戰略做出可信的承諾，將有助于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并在經濟下滑時重新獲得財政支持的空間。
第四，促進可持續、強有力的經濟增長。各國需深化結構性改革，支持生產力的提高，為勞動者提供再培訓，使他們能夠在數字經濟中找到收入可靠的就業機會。降低關稅和貿易壁壘也有助于在全球范圍內緩解供給擾動和通脹壓力，同時在更長期內實現資源的更優化配置。此外，還需采取措施解決疫情危機導致的收入不平等加劇問題。
最后，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網，幫助一些國家渡過難關，防止經濟金融脆弱性和風險的大規模擴散。全球金融安全網包括央行貨幣互換、區域性融資安排和多邊資源等。在這方面，IMF在2021年批準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6500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的分配，為諸多深陷危機和疫情影響的國家提供了亟須的儲備支持。另外，IMF也為成員國調整了其融資貸款工具箱。
總之，全球性挑戰需要全球化的解決方案，需要各國和國際社會的通力合作，這在當前形勢下，尤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