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991年成為APEC成員以來，中國在APEC機制中的角色實現了從融入者向引領者的轉變。后茂物時代的APEC進程為中國在亞太地區發展互利共贏的伙伴關系帶來了新的機遇。中國正抓住這一機遇，與APEC成員共同構建開放包容、創新增長、互聯互通、合作共贏的亞太命運共同體。當前，APEC機制面臨內部機制缺乏約束力、議題范圍擴展、區域內自由貿易協定競爭等一系列挑戰。為應對這些挑戰，APEC需要推進機制建設和改革，在協調亞太區域內的自由貿易區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關鍵詞】APEC 亞太共同體 茂物目標 中國角色 【中圖分類號】F125 【文獻標識碼】A
今年是中國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30周年。自1991年加入以來，中國在APEC機制中的角色實現了從融入者向引領者的轉變，為APEC機制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APEC作為亞太地區最高級別的政府間經濟合作機制，30年來取得了怎樣的合作成效，當前面臨哪些挑戰，在APEC發展進程中，中國如何抓住機遇實現更大發展，本文將一一詳述。
中國在APEC機制中的角色轉變：從融入到引領
在加入APEC后，中國積極融入APEC機制，并參與了合作議程的設定。1994年在印尼茂物舉行的APEC第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各經濟體提出了茂物目標——發達成員在2010年前、發展中成員在2020年前實現貿易投資自由化的目標。茂物目標設定的APEC進程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TILF），二是經濟技術合作（ECOTECH）。在APEC制定茂物目標時，江澤民同志提出了中國關于亞太經濟合作的五項原則，即“相互尊重、協商一致；循序漸進、穩步發展；相互開放、不搞排他；廣泛合作、互利互惠；縮小差距、共同繁榮”。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成員，中國強調APEC進程應充分照顧發展中成員的利益需求和實際情況。在1995年APEC第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江澤民同志提出了開展經濟技術合作的五項主張：要把世界和亞太經濟的持續發展作為展開合作的根本目標；要為發展中成員經濟持續增長創造有利的外部條件；要堅持自主自愿原則；要尊重差別，恰當把握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合理速度；要實行貿易投資自由化與經濟技術合作并重的方針。在1996年APEC第四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江澤民同志發言指出APEC合作方式的特點是承認多樣性，強調靈活性、漸進性和開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協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則；單邊行動與集體行動相結合。
2001年在上海召開的APEC第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是中國首次主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也是中國在APEC機制中發揮引領作用的起點。在這次會議上，江澤民同志發表了題為《加強合作，共同迎接新世紀的新挑戰》的講話，提出APEC要堅定地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加強經濟技術合作，努力實現茂物目標。到2014年北京APEC會議時，中國在APEC機制中的角色已從融入者轉變為引領者。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浪潮甚囂塵上的背景下，中國作為2014年APEC會議的東道主，在維護多邊主義、倡導全球化開放的地區主義方面發揮了引領作用。習近平主席在此次會議講話中強調：“面對新形勢，我們應該深入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打造發展創新、增長聯動、利益融合的開放型亞太經濟格局”“共同構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贏的亞太伙伴關系，為亞太地區和世界經濟發展增添動力”。由此，“互信、包容、合作、共贏”被確立為亞太伙伴關系的指導原則。
在中國的積極推動下，APEC北京會議通過了《APEC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北京線路圖》和《APEC互聯互通藍圖2015—2025》兩份重要文件。前者標志著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建設進程的正式啟動；后者明確將基礎設施、機制和人員的互聯互通作為APEC合作的重要領域，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與APEC進程的對接提供了機制保障。從此，APEC進程進入了向深度經濟合作和區域一體化的新階段。在北京會議后，APEC啟動了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有關問題的聯合戰略研究，分析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可能路徑，并針對各成員的貿易投資壁壘和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提出了相關建議。在此基礎上，2016年在秘魯首都利馬舉行的APEC第二十四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批準了《亞太自由貿易區利馬宣言》，提出繼續發揮APEC的孵化器作用和強化支持亞太自由貿易區目標的相關舉措以及在關稅、非關稅措施、服務、投資和原產地規則方面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舉措。
在創建亞太自由貿易區成為APEC共識后，中國又提出了共同構建亞太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在2018年APEC第二十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習近平主席強調“通往亞太自由貿易區的路途不會平坦，但我們要始終朝著這個大方向、大目標邁進”。并倡導各成員應“立足多樣性實際，尊重彼此選擇的發展道路，在開放包容的基礎上交融互鑒，在良性競爭的同時互利合作，共同構建亞太命運共同體”。這一主張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脈相承，表明中國已將APEC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抓手。
APEC合作成效與中國的機遇
APEC機制極大地推動了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2020年召開的第27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各經濟體領導人宣布APEC實現了茂物目標。在貿易投資自由化方面，APEC進程成效顯著。1994年至2019年，APEC的商品貿易總額幾乎翻了兩番，從4.1萬億美元增加到19.0萬億美元，平均每年增長6.7%。APEC的服務貿易也從1994年的9175億美元增加到2019 年的4.7萬億美元。服務貿易的增長率與貨物貿易的增長率幾乎相同，平均每年增長6.7%。APEC的平均最惠國適用關稅從1994年的13.9%下降到2019年的5.2%，其中發達經濟體平均關稅為3.2%，發展中經濟體平均關稅為5.9%。APEC經濟體適用最惠國免關稅進口產品平均份額從1994年的25.7%增加到2019年的61.6%。截至 2019年，APEC經濟體48.5%的產品線受益于零關稅的實施，而1994年這一比例為24.9%。APEC的FDI 流入量自1994年以來一直在上升，以每年10.8%的速度增長，從1994年的1.5萬億美元增長到2019年的19.6萬億美元。FDI流出量以每年10.0%的速度增長，從1.7萬億美元增長到18.7萬億美元。此外，APEC經濟體還通過雙邊和區域貿易協定談判尋求廣泛的貿易自由化。截至2019年，APEC有177個地區貿易協定/自由貿易協定生效，其中66個在APEC成員之間簽署。
除貿易投資自由化外，APEC框架下的經濟技術合作也穩步推進。根據APEC的統計，30年來，APEC的經濟技術合作共開展了2800多個項目，涉及人力資源、能源、交通運輸、中小企業等領域，其中人力資源開發領域的項目最多。以2017年為例，17個工作組和論壇共取得143項成果，其中成果最多的是能源工作組，共有22項，涉及低碳能源政策同行評審、零能源建筑、清潔煤技術轉讓與推廣、發展太陽能光伏農業、可再生能源推廣、風能開發、綠色能源智能農場建設、低碳示范鎮、太陽能技術創新、能源智能社區建設等10多個領域。
APEC在取得上述合作成效的同時，也為中國帶來了發展機遇。中國抓住APEC進程帶來的機遇，因勢利導推進對外開放進程，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一方面，中國以參與APEC機制為契機，為加入WTO之后實施更大范圍和力度的市場開放積累了經驗。自1991年加入APEC后到2001年，中國多次在APEC領導人會議上宣布自主降稅，平均關稅從39.5%下降到入世前的15%左右，為我國加入WTO及履行入世承諾減輕了壓力。另一方面，APEC框架下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合作為中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韓國、智利、秘魯等多個APEC成員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在亞太地區全面實施自由貿易協定戰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茂物目標2020年到期之際，APEC領導人達成了《2040年APEC布特拉加亞愿景》。該《愿景》提出，“到2040年建成一個開放、活力、強韌、和平的亞太共同體，實現亞太人民和子孫后代的共同繁榮”，強調APEC將通過“貿易和投資”“創新和數字化”“強勁、平衡性、安全、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來實現這一目標。這一愿景延續了APEC推動區域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精神，凝聚了APEC經濟體對后2020年議程的共識。
以2020年為節點，APEC進程進入了后茂物時代。中國在后茂物時代的APEC進程中獲得了將“一帶一路”倡議與APEC機制對接，通過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推動亞太共同體建設的機遇。中國政府在2017年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中，明確提出要“強化多邊合作機制作用”，發揮包括 APEC在內的現有多邊合作機制作用，相關國家加強溝通，讓更多國家和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APEC作為亞太地區層級最高、范圍最廣的合作機制，自然成為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重要依托。當前，“一帶一路”倡議已成為廣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為推進亞太區域合作和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與APEC進程和亞太共同體建設具有極大的對接潛力。中國正抓住這一機遇，在互聯互通等領域力促“一帶一路”倡議與后茂物時代的APEC進程對接，一方面依托APEC機制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另一方面通過“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擴展和深化推動亞太共同體建設，進而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礎上打造協調聯動的亞太經濟發展格局。
此外，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全球治理面臨重塑的背景下，中國還獲得了在數字經濟領域引領APEC進程的機遇。中國正借助自身數字經濟優勢，推動APEC成員深化在數字經濟、智慧城市、5G、人工智能等領域合作，利用數字技術應對疫情，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數字領域標準規則互認互通，為亞太地區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