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諸點，都和此前（建黨初期和大革命時期）的情況有著很大的不同，構成了中央蘇區時期黨的輿論思想發展的特殊時代背景。中國共產黨這一時期的輿論思想是與上述背景緊密相連的。

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這一時段的輿論思想，已經擁有了與其政權的新情況相伴的輿論思想，其既與黨的原先的輿論觀有著一脈相承之處（繼承了其中的精髓），又增加了許多新的內容，呈現出了一些新的特點。這是在研究中央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輿論思想時必須加以注意的問題。

突出而鮮明的特點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比較特殊的時期。其中的一些段落所包含的歷史生活內容，前后之間存在著比較大的差別。尤其是中央蘇區時期，作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很有特色的一個時段，既不同于此前（黨成立后至中央蘇區建立之前的時期），也不同于此后（紅軍長征時期）。此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中央政權，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蘇維埃共和國。與此相適應，黨的新聞輿論思想也頗有特點。筆者認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思想最主要的特點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思想與宣傳和宣傳工作密切相關。事實上，不僅僅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思想具有這樣的特點，其他歷史時期也是如此。

宣傳是一種向對象宣達自己的觀點并力求使之接受的傳播活動。宣傳活動的主體，既可以是機構，也可以是個人。宣傳的目的是使對象接受宣傳者觀點的影響，方式是借助于各種媒介向對象傳播自己的觀點，并以此實現宣傳的目的。當然，宣傳也會使用某些案例或事實，但有些不掌握真理的宣傳者使用的案例并不是真實的，其事實是杜撰的或做過改頭換面處理的。

在通常情況下，輿論工作和宣傳工作難以截然分開。在革命戰爭年代，黨和軍隊進行的輿論工作和宣傳工作更是融為一體的。宣傳的內容也就是用于形成輿論的內容和進行輿論傳播的內容，宣傳是為輿論傳播而存在的。因此，關于宣傳的見解往往也是輿論思想的重要構成部分。當然，宣傳和輿論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宣傳觀（宣傳思想）與輿論觀（輿論思想）也并不能完全等同。輿論的主體與宣傳的主體是存在一定差別的。具體來看，差別之一：新聞媒體既可以是輿論的主體（形成新聞輿論），也可以是宣傳的主體（進行宣傳活動）；公眾則是公共輿論的主體（形成公眾輿論），而在通常情況下并不是宣傳的主體（是宣傳的對象即目標受眾）。也就是說，輿論的相當一部分主體是公眾（形成公眾輿論），而公眾一般來說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宣傳的主體。差別之二：公眾輿論的重點在于“眾議”“眾論”（即公開發表意見），無“議”、無“論”或有“議”有“論”卻無交集，都不可能形成公眾輿論。因此，公眾輿論總是以公眾為主體，由他們公開表達意見并形成交集的方式而生成的；宣傳（為數不少的宣傳）是由新聞媒體、社會組織及其負責人或相應人士進行的，未必以“眾議”“眾論”的方式進行，一部分宣傳甚至并不明確表達意見（例如文藝作品的創作和面世、文藝宣傳隊的宣傳等就是如此）。輿論觀（輿論思想）和宣傳觀（宣傳思想）的區別與輿論和宣傳的區別相對應。

在中央蘇區時期，報刊固然是進行革命宣傳最常使用的大眾傳播媒介，除此以外，標語、口號、傳單、宣講、文藝演出等也常被作為進行宣傳的傳播媒介使用，宣傳是形成輿論的重要手段。因此，輿論觀（輿論思想）總是包含了宣傳觀（宣傳思想）的內容，輿論傳播往往是通過宣傳實現的。宣傳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過程中發揮著特別重要的作用，中國共產黨的新聞輿論思想包含了許多與宣傳和宣傳觀有關的內容。

1927年12月下旬，毛澤東在總結茶陵工作經驗教訓時，明確提出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以及宣傳、組織、武裝和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可見進行宣傳工作是三大任務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是完成上述各項任務的必由之路。毛澤東還指出：“我們目前對一般工農群眾的宣傳，須極力揭破軍閥及豪紳欺騙工農政策，多發表本黨的主張。”[4]在這一論述中，他強調，宣傳的對象是一般工農群眾，通過宣傳所要達到的目的涉及兩個方面：一是揭穿反動軍閥及土豪劣紳對工農的欺騙，讓工農群眾認清他們的真實面目；二是多發表本黨的主張，讓工農群眾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和基本主張。通過在以上兩個方面所作的宣傳，孤立敵人、瓦解敵陣，喚起工農群眾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

黨的新聞事業蓬勃發展為黨的輿論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這是中國共產黨新聞輿論思想基于其堅實的思想基礎在該時期表現出的突出特點，可以說，相比于此前，這一基礎更為堅實。

有關史料顯示，中央蘇區時期的新聞事業得到了蓬勃發展。2011年，解放軍出版社推出的《紅色記憶——中央蘇區報刊圖史》一書中的研究統計表明：中央蘇區的各類報刊達到了312種，比傳統所說中央蘇區只有34種報刊多了接近10倍。[5]這一規模，超過了黨的歷史上的以往任何時期，也超過了其他革命根據地的報刊數量。不僅如此，中國共產黨還創建了紅色中華通訊社（簡稱“紅中社”，即新華社的前身）。這在黨的歷史上沒有先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嶄新的新聞宣傳、輿論傳播時代已經開啟。

進而言之，這是黨在自己的紅色政權下所領導的新聞事業，可以公開地進行新聞宣傳和輿論傳播，而不必在處于地下狀態或者半地下狀態進行革命輿論的傳播工作。這樣的新聞事業為豐富和發展中國共產黨新聞輿論思想的內涵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原有的基礎上實現了進一步發展。

多位領導人參與報刊活動為黨的輿論思想的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從另一個方面說，黨的多位領導人都參與了這一時期的報刊活動。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瞿秋白、鄧小平、博古、項英、張聞天、任弼時、陳云、李富春、李維漢、楊尚昆等人，都為《紅色中華》《斗爭》等中央蘇區的重要報刊撰寫過社論和文章。不僅如此，瞿秋白、鄧小平、張聞天還分別擔任了《紅色中華》、《紅星》報和《斗爭》的主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參與革命報刊活動的人數之眾、陣容之強、投入之多，表明了領導人對新聞宣傳、輿論傳播工作的高度重視。必須抓緊、抓好報刊工作，已經成為黨的高層領導集體性的自覺意識，這就為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思想提供了實踐基礎和實踐動力。黨的輿論思想中的不少精辟見解，就是在上述領導人親身參與新聞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黨的輿論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而毛澤東、瞿秋白、鄧小平、張聞天、楊尚昆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更是以自己關于新聞宣傳、輿論傳播方面的精辟見解，直接參與了本時期中國共產黨輿論思想的建設。

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思想在排除各種干擾性因素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特別是中央蘇區時期的輿論思想，是和馬克思主義聯系在一起的，且是其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

在中央蘇區時期（及此前一段時間），黨內的政治生態很不正常。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性人物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曾受到黨內錯誤路線的排斥，失去了領導權力和工作權利。他在1957年曾經回憶說：“一些吃過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1932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硬是讀了兩年書”，“后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6]埋頭研讀馬列著作，潛心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深入理解其精髓，結合中國國情形成“山溝子里的馬克思主義”，進而將輿論思想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形成符合中國實際的輿論思想，使自己的輿論思想成為“山溝子里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這是毛澤東的輿論思想所體現的鮮明特色。

同一時期，在“左”傾錯誤路線影響之下，黨的另一重要人物鄧小平，由于在中央蘇區堅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被莫須有地打成“江西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之一，因而被批判、被斗爭、被撤職（江西省委宣傳部長職務被撤銷）。但他并沒有因此而改變自己的理想信念，而是對“左”傾錯誤展開了堅決的斗爭，不僅堅持了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堅持了正確的輿論思想，其輿論主張體現出了排除錯誤路線干擾的顯著特點。

豐富而深刻的內涵

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特別是其間的中央蘇區時段，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思想有著豐富的內涵，且有著相當的深邃性。

強調輿論和輿論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在井岡山及中央革命根據地期間，毛澤東就輿論和輿論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觀點：

一方面，宣傳工作是“紅軍的第一個重大工作”[7]。在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上，由毛澤東主持起草并由會議通過了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其中的第四部分為“紅軍宣傳工作問題”。這一部分決議內容中有如下表述：“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工作。若忽視了這個工作就是放棄了紅軍的主要任務，實際上就等于幫助統治階級削弱紅軍的勢力。”[8]如上所述，宣傳工作和輿論工作密不可分，正如毛澤東主張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的第一個重大工作”。紅軍的工作包含多項內容，如擴充軍隊、對敵作戰、籌措給養、進行訓練和發動群眾等等，其中哪一項工作都足夠重要。而毛澤東卻認為，可以用來贏得人心的宣傳工作／輿論工作是第一個重大工作，因為這是一項直抵人心和影響人心的工作。如果能夠通過輿論傳播使廣大群眾心向往之，那么也就贏得了公眾之心，據此，就有了革命隊伍，也就有了很強的戰斗力，有了在對敵斗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必備條件。而如若忽視實為放棄宣傳工作，則無異于“幫助統治階級削弱紅軍的勢力”，此語可謂一語中的。

毛澤東還主張：必須發揮一枝筆桿子抵得上“三千毛瑟精兵”[9]的特殊作用。“槍桿子”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筆桿子”則同樣重要，有著前者不可取代的作用，對此不可忽視和輕視。前者可用于從肉體上消滅敵人；后者則可用于從心理上摧毀敵人。有了后者發揮的作用，前者的肉體即使沒有被消滅，但他們已經喪失了戰斗意志和戰斗能力。這就是論定一枝“筆桿子”抵得上“三千毛瑟精兵”的深層次原因。

另一方面，報刊是“發動群眾的一個有力的武器”[10]。毛澤東曾經說過，“《時事簡報》是蘇維埃區域中提高群眾斗爭情緒、打破群眾保守觀念的重要武器，在新爭取的區域對于推動群眾斗爭更有偉大的作用”[11]。他主張“左手拿宣傳單，右手拿槍彈”[12]，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必須將“單”和“彈”都拿在手里，必須同時并用；如果光拿“槍彈”而不拿“宣傳單”，那么就缺少了一種克敵制勝的重要的武器。毛澤東還把報刊視為“發動群眾的一個有力的武器”。宣傳單和報刊都屬于輿論工具，是“有力的武器”這樣一種存在。其作用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可以對敵人進行分化瓦解，攻破敵人的心理防線；二是可以在大范圍內、深層次上發動群眾，基本路徑是讓群眾明白自己的利益所在，從而為自己的利益去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