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發展階段，民生治理應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現實參照，瞄準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具體內涵，積極回應民生需要。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新時代全民民生需求內容呈現出多層次、全方面和高質量特征。從過去的“物質文化需要”到如今的“美好生活需要”，民生治理既要持續發展物質文化的“硬需要”，也要著力建設更加民主法治、更加公平正義、更加安全體面、更加全面持續的社會體系，滿足人民群眾在主觀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層面的“軟需要”[21]。一方面，要加強兜底性、基礎性、普惠性民生建設，健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民生保障制度體系。另一方面，要實現從學有所教到學有良教，實現更好的教育；從業有所屬到業有所專，實現更好的就業，從勞有所得到勞有多得，實現更滿意的收入；從風險化解到國民保障，實現更可靠的社會保障；從病有所醫到健康中國，實現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從住有所居到住有所適，實現更舒適的居住條件；從環境保護到生態文明，實現更優美的生活環境；從文以化之到精神樂之，實現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時，新時代民生治理要著力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矛盾。應以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為依托，凝聚社會共識，為民生治理積蓄社會力量；以國家機構改革為契機，深化社會保障與民生領域的改革；以主體聯動為重點，形成對保障水平、覆蓋統籌、管理協調等民生難點治理的社會合力。要對民生保障中的“硬骨頭”下大力氣進行治理，加強制度整合，提高管理效能，縮小人群間、地區間、制度間的差距，以共享發展成果為目標，形成民生治理的合作收益路徑。[22]

遵循規律性形成民生政策。民生政策的選擇具有特定的發展規律，不同時期的民生需求對于民生治理具有關鍵的導向性作用。與此同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社會治理能力也對民生治理產生了重要的調節作用。因此，不同時期民生政策的選擇是在民生需求、時代環境與治理能力共同約束下的適應性選擇。

新時代民生治理需要緊緊圍繞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推動頂層設計的制度創新、民生保障的管理創新、民生治理的機制創新和均等受益的服務創新。首先，面對日益開放的市場經濟活動與勞動力就業流動形態，推動頂層設計的制度創新。要基于便攜性和可及性原則，提高社會保險統籌層次，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以及區域間的互通發展；基于系統韌性原則，將管理重心前置于風險發生前的科學預警，合理儲備保障資源，科學謀劃應對方案，保持民生保障系統的適應性，提升民生保障系統的穩定性和抗逆性。其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推動民生保障的管理創新。對現行民生保障的管理制度、經辦模式和監督體系進行創新，根據不同類型的公共事業，分類形成規范、統一、高效的包含服務宗旨、服務清單、業務流程、專業術語、人員要求等內容的標準化監督管理體系；建立健全市場及社會化公共服務機構的評定評估和準入退出機制，提高行業服務水平，提升民生保障管理、運行和監督效率；通過對制度結構、項目類別、費基費率與待遇進行統籌調整，進一步提升社會保險制度的公平性與可持續性。再次，在新時代的中國語境下，推動民生治理的機制創新。民生治理需要市場和社會在政府主導下的有效推動和有序參與，以及在三者相互信任、理解與尊重的基礎上，深化彼此間的溝通與協商，從而凝結共識加強互聯、互嵌，創建良好的合作環境；明晰利益主體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確立公平統一的協同參與規則與科學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以構建激勵相容的合作治理框架。最后，在技術革命的浪潮下，推動均等受益的服務創新。借助物聯網、大數據等新興技術，逐步實現深度融合的公共服務系統、高效運作的經辦管理系統以及公開透明的信息互聯系統；根據人口與需求分布特征，整合服務資源與信息，推出契合需求、覆蓋全面、內容豐富的項目包，差異化匹配智能設施，合理設置服務半徑，實現資源配置與民生需求相吻合；加強“數字政府”建設，有效發揮大數據、區塊鏈等在信息整合、精準預測、信息公開以及服務供給方面的技術和平臺優勢，及時進行政策評估，準確反饋群眾訴求，推動基本公共服務的省域貫通和全國漫游，增強民眾對民生服務的滿意度和獲得感。

重視適配性實現民生善治。民生需求的滿足是實現民生善治的重要體現，在特定的經濟社會條件下進行民生治理，需要不斷提升民生政策的適配性。唯有實現民生治理的內容涵蓋上多維立體、需求對接上現實可行、服務供給上精準有效，才能夠實現民生善治。

基于新時代民生需要的現實考量，為實現“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為重點的“民生七有”，解決人民群眾“上學難、看病難、就業難、住房難、養老難”的“民生五難”問題，需要立足“民生三度”（危險度、風險度、適存度）目標，提升“民生三感”水平[23]，通過民生保障的制度設計，實現民生善治的最終目標。首先，通過危險度抑制，提升人民群眾安全感。危險度抑制是民生保障的基本目標，主要包括個體經濟危機度和健康危機度。為提升居民生活安全感，應發揮好社會救濟等政策在居民基本生活保障中的作用，抑制個體危機和社會危機的發生，避免危機致貧和危機返貧。其次，通過風險度化解，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風險度化解是民生保障的重點目標，主要包括養老風險、疾病風險、失業風險和失能風險等。應通過社會保險等政策進一步提升社會成員個體及其家庭的風險抵御能力，完善城鄉社會保險體系，提升各項社會保險的協同與融合程度，不斷增強社會風險的化解能力。最后，通過適存度提升，提升人民群眾幸福感。適存度提升是民生保障的關鍵目標，主要包括生態環境適存度、社會生活適存度和精神文化適存度等，其構成了居民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的重要內涵。要堅持“房住不炒”的目標，依托“兜底保用、經濟適用、市場享用”等分層分類政策工具，確保住有所居和住有宜居；堅持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通過“開發紅線、生活橙線、生態綠線”等自然環境預警機制，確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文以化之和精神樂之”的理念，加強公民教育，倡導全民參與，全面提升國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本文系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全生命周期視域下健康老齡化體系路徑研究”和陜西高校青年創新團隊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1BSH021、21JP117）

注釋

[1]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求是》，2018年第1期。

[2]季正聚、王瑤：《熱話題與冷思考——新中國70年：輝煌成就、基本經驗與內在邏輯》，《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9年第3期。

[3]戴衛東：《中國共產黨民生思想的實踐邏輯與治理特征——以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為視角的考察》，《社會保障研究》，2021年第3期。

[4]張遠新、吳素霞：《中國共產黨百年來領導民生建設的歷史考察及基本經驗》，《江漢論壇》，2021年第5期；蒲新微、衡元元：《中國共產黨百年民生求索與未來展望》，《蘭州學刊》，2021年第5期；郭定平、梁君思：《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制度體系的四重邏輯》，《探索》，2020年第6期。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33頁。

[6]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二七）》，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294～297頁。

[7]韓延龍、常兆儒主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第四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83～184頁。

[8]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主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文獻匯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第17頁。

[9]席恒、余澍、李東方：《光榮與夢想：中國共產黨社會保障100年回顧》，《管理世界》，2021年第4期。

[10]《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2頁。

[11]鄭功成：《中國社會保障70年發展（1949—2019）：回顧與展望》，《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9年第5期。

[12]林閩鋼、梁譽：《我國社會福利70年發展歷程與總體趨勢》，《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7期。

[13]劉磊明、王玉國：《從基本普及到全面普及再到均衡優質 新中國義務教育制度“三步走”》，《中國教育報》，2020年2月27日，第6版。

[14]《2020年財政收支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網站，2021年1月28日，http://gks.mof.gov.cn/tongjishuju/202101/t20210128_3650522.htm。

[15]王皓田：《高質量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經濟參考報》，2021年5月7日，第1版。

[16]趙煒：《原始地權分裂中的國家政權集結》，《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17]趙曉峰：《服務權能與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政權建設的基本邏輯》，《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18]任曉莉：《改善民生：黨的執政之基和力量之源》，《中國教育報》，2011年7月11日，第4版。

[19]范佳睿：《主權與治權的統一與分離對海上戰略通道安全的影響論析》，《當代亞太》，2020年第5期。

[20]盛文軍、王慶國、田銀華：《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國家主權》，《社會主義研究》，1999年第3期。

[21]鄭功成：《習近平關于民生系列重要論述的思想內涵與外延》，《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8年第5期。

[22]席恒：《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重在創新》，《陜西日報》，2015年3月21日，第5版。

[23]翟紹果：《從民生之制到民生之治》，《中國社會保障》，2020年第4期。

責 編／張 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