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解放的號角，延安的新聞火種播撒四面八方，形成燎原之勢，新聞業作為文化戰線最活躍的力量，投身于新中國建設事業，涌現出一大批《誰是最可愛的人》《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萬里神州馴水記》等新聞經典作品，以及一大批如魏巍、穆青、郭超人式的新聞工作者。新中國成立后，新聞傳播也成為一項重要的社會基礎建設，發揮了提升人民素質、保障人民權利、塑造政治主體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建設性”功能，形成了新聞業的新格局。一方面，國家通過廣泛深入的掃盲運動、普及工農兵通訊員制度、遍及城鄉的廣播電視通信網絡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靈活運用基層讀報組、工農兵寫作小組、俱樂部、廣播站、文化站、文化下鄉、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縣級融媒體等形式，不僅使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在最大范圍得到滿足，而且盡可能實現黨的聲音與群眾訴求的互聯互通。另一方面，作為新聞業發展能動要素的新聞工作者賡續延安傳統，也實現了從“創造者”到“工作者”的主體角色轉換[30]，配合黨的工作大局，回應建設新中國的歷史召喚，以又紅又專的工作姿態與數不勝數的公開報道、調查報告以及內參等新聞形式，直接或間接地推動國家建設、政治決策和社會治理。[31]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新聞思想無疑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從而也體現了非同尋常的建設性”[32]。

雖然我國的新聞業與新聞學發展難免經歷種種艱難曲折，包括“左”和右的各種干擾，但在各個歷史時期，黨的新聞事業始終統攬于以人民為中心的歷史偉業，并逐步凝聚成一脈相繼的道路與道統。同時，這條道路涵蓋了豐富的新聞實踐與社會政治蘊涵。用鄧小平同志的話來說，我們不但為“占世界人口總數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條路”[33]，也開辟了一條不同于資本主義及其新聞業與新聞學的大道之行。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不僅善于打破一個舊世界，而且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黨的新聞工作不僅是這一偉大進程的忠實記錄者，而且也是積極參與者、切實推動者和不可或缺的建設者。換句話說，如果中國的新聞事業及其新聞工作者只是高高在上的批評者、觀察家或局外人，那么建設性新聞原本急于處理的結構性矛盾就無從談起，它作為一套解決方案也自然難在中國立足。

總而言之，中國新聞業之所以具有突出的革命性、實踐性以及建設性，說到底是與中國道路相伴相生，風雨同行。因此，新時代發展“建設性”的任何美好設想，都離不開這一歷史主線，離不開中華民族5000多年源遠流長的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80余年屢挫屢奮的斗爭史、中國共產黨100年艱苦卓絕的奮斗史、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來正道滄桑的發展史，以及其中蔚為大觀的新聞與傳播實踐史，包括中國新聞學的道統、傳統與學統。如果離開了這條思想脈絡，所謂“建設”在中國便成了莫名其妙的概念：誰來建設？建設什么？為誰建設？

螺螄殼里做道場——建設性新聞的“術”與“道”

同西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新聞理論及其概念相比，建設性新聞與中國道路新聞學看似不無重合，如強調積極情緒、提供解決方案、記者介入社會的姿態等，這也是一些學者引介“建設性新聞”的初衷，這一初衷無可厚非，建設性新聞從“術”的層面，對完善和發展我們的新聞業與新聞學也不無參考。然而，回歸歷史語境、新聞語境和政治語境，在“道”的層面，歐美一些人設想而非踐行的建設性新聞，與涵蓋實事求是、調查研究、正面報道為主、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推動人類進步事業等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完全不可同日而語。誠然，當前中國媒體與傳播領域存在一些突出問題。一方面，黨的十八大之前“自由化”媒體以新聞專業主義為旗，假輿論監督之名，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加劇了政治價值與新聞生態的紛亂，且不說虛假報道、作風浮躁、“勿忘精英”甚于“勿忘人民”等普遍問題；另一方面，新聞界一些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兩面人”、以權謀私等作風和現象根深蒂固，正面宣傳、正確輿論導向、人民群眾主體地位等中國新聞事業的“建設性”內涵幾近被抽空。但這些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不在于祈盼歐美及其建設性新聞，而在于立足中國大地，以人民為中心，方方面面真懂、真信、真踐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同時切實解決各路“開明紳士兩面人”等問題。

按照麥金泰爾等人的觀點，作為歐美新聞界一種對“沖突報道范式”的替代方案或“救世方案”，建設性新聞繼承了公共新聞的理論內核。[34]公共新聞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興于美國，以新聞記者介入公共事務、尋求解決方案為基本主張的新聞運動，后期由于社交媒體廣泛應用，還發展了“參與式新聞”“公民新聞”等衍生概念。[35]無論是公共新聞，還是建設性新聞，抑或其他新聞主張，出發點與落腳點都不離、也不可能背離資本主義道路及其新聞模式，核心都是將新聞事業作為私有制基礎上的所謂獨立機構，據此提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改良方案、參與路徑、責任擔當，以緩解新聞業及其公共性在資本為王體制下不斷面臨的、根深蒂固的危機；并在各種利益集團你爭我奪、縱橫捭闔之中，維護媒體的專業權威和專業壁壘，無法跳出資本主義國家的總體利益結構。迄今為止的一切歷史無不表明，歐美新聞業及其新聞學只能小修小補，而無法解決自身的致命問題，從新聞專業主義到建設性新聞同樣如此。“對建設性新聞的追求成為西方新聞自我糾偏的一種努力，也說明既往的新聞范式已經不再靈驗，無力推動解決現實社會中的各式各樣的問題。”[36]因此，新聞專業主義的流行，擋不住《紐約時報》等集體鼓噪伊拉克所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等彌天大謊；建設性新聞的興起，也擋不住BBC等公然造謠所謂新疆的“種族滅絕”。實際上，面對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自由民主和新聞范式雙重危機和各種改良方案，加拿大學者羅伯特·哈克特和華人學者趙月枝1998年就在《維系民主？西方政治與新聞客觀性》一書中指出，這些改良和媒介民主化方案不僅會遭到既得利益精英的強力抵制，而且只有“作為更廣闊（相互制約和構建的）社會轉型方案才更有意義”。[37]

將建設性新聞的“積極心理學”導向，與“正面報道”“輿論引導”等類比，進而謀劃中國新聞學及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總體方案，既似是而非，又勢必誤導新時代新聞學的守正創新方向。積極心理學本是回應以研究心理障礙為目標的“消極心理學”及其造成的對人類積極品質的認知缺陷，旨在培植“人性中的優點”，以治療心理疾病、促進人的健康成長。[38]戈登斯特和麥金泰爾將積極心理學通過敘事、采訪等五種技巧[39]用于新聞報道，也旨在表達積極情感、消解負面情緒。[40]換言之，建設性新聞的“積極”是一種心理狀態，屬于心理學范疇，如同心理疏導。而中國新聞業的“正面報道為主”，雖強調鼓舞人心、激濁揚清等，但由于奉行馬克思主義“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的宗旨，始終致力于家國天下的政治理想與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所以，新聞輿論工作的首要關切是政治，所作所為、所思所想，無論“建設性”，還是“批判性”——批評報道、輿論監督等，均為政治家辦報的題中之義。

播下龍種，收獲跳蚤。由動因分析，歐美建設性新聞對積極情感的強調，也旨在解決自身推動的資本化、商業化、市場化等媒體困境與亂象，這里的“建設性”需聯系其新聞實踐的“破壞性”以及“暴露性”、“批評性”（如“扒糞”“人咬狗”“壞消息是好新聞”）等傳統方能彰顯本義。從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歐美主流媒體的表現，尤其是充滿種族歧視與政治偏見的報道看，建設性新聞的良苦用心顯然不足以遏制這種破壞性。與之相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聞事業，以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為歷史使命，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為終極目標，歸根結底在于打破建設性新聞等意識形態所維系的舊制度與舊秩序，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世界（包括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此而言，西方一些人設想的建設性新聞不僅在道義上與中國道路新聞業及其本質特征格格不入，而且根本不在一個層次。充其量，歐美建設性新聞在“術”的層面或為我們提供參考，而在“道”的層面則與中國道路南轅北轍、形格勢禁。

了解西方新聞學術者不難理解，諸如建設性新聞等即使不說如過江之鯽，也如北洋時期的中國政府，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公共新聞、參與式新聞、解決方案新聞、建設性新聞……新世紀以來歐美新聞理論新概念層出不窮、不斷翻新，即使將各種問題剖析得頭頭是道，但在現實困境面前往往窮于應付、疲于奔命。在日益內卷化或“內眷化”[41]的學術體制下，伴隨后冷戰時代新自由主義的盛行，市場規則進一步反噬學術研究，概念往往成了學者獲利的終南捷徑，圍繞概念的逐新趨時迫使新生代不斷跑馬圈地，導致理論在不斷細分、快速迭代之際，內涵也漸趨狹窄，乃至淪為自娛自樂的學術游戲，既無法深刻地解釋世界，更難以根本地改變世界。

螺螄殼里做道場，用西方自救不暇的學術概念包括“建設性新聞”為中國道路及其新聞業擘畫前程，實踐價值與理論意義究竟何在，不能不令人存疑。面對既缺乏中國新聞學歷史與理論基礎，又熱衷于擁抱西方“最新”理論的年輕學子被“新潮”“西潮”所誤導，用建設性新聞等標準對中國新聞實踐量化衡量的情景，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好在嘈嘈切切錯雜彈的“新潮”“西潮”概念大多限于“學術圈兒”，對新聞宣傳部門以及新聞媒體的實際工作往往形同虛設。同時，一批新生代學人及其守正創新的研究，又讓人看到新時代新聞學的正道滄桑。[42]

立足中國土，請教馬克思

建設性新聞舶來中國，流行東土，并非偶然，也非個案。在堅持“四個自覺”“四個自信”的新時代，新聞學界對舶來概念和理論依然熱情高漲，始終樂此不疲，既有兩百年來“西學東漸”的社會背景，又有“四十年來家國”的精神氣候。

大略說來，近代國人“睜眼看世界”，歷經“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西學為體，中學為用”、“西學為體，西學為用”等認識階段。其間，一方面不斷增廣見識，開闊眼界，活躍思想，對世界大勢與中國前途日益理解深刻，認識清晰；一方面西方“精神殖民”的企圖也在一步步加劇。雖然延安整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為民族復興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最高法則，不唯書、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實成為共識，“文化大革命”后又進一步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中國道路與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又始終面臨古今中西問題，包括“普遍原理與具體實踐相結合”、“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等。因此，體用問題自然揮之不去，西方對失去自信的部分國人更如夢魘一般的存在，就像胡適及其朋友們的“事事不如人”心態。近四十年來，面向西方全面開放之際，“西天取經”更是名正言順，從科學技術、管理模式、股票證券、市場運營等“做法”，到哲學思想、價值觀念、精神文化包括新聞傳播等“想法”，自覺不自覺地對標歐美，“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的世界觀、認識論自然彌漫開來，形成上世紀八十年代《河殤》及其精神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