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建設性新聞成為新聞學界的熱詞，通過專著專刊、學術會議、課題研究和培訓課程，儼然形成某種學術新潮，乃至成為探究中國新聞未來路徑的首選概念，呈現出為中國新聞業發展奠定總體基調的趨勢。從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角度分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其新聞業的源流和本質，建設性新聞在中國的概念存在錯位。應深入分析此類學術現象的深層次問題，探究引領新時代中國新聞業與新聞學之“道”，為建設中國特色與普遍意義的新聞學及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辨章學術，正本清源。
【關鍵詞】黨的新聞事業 建設性新聞 新聞理論
【中圖分類號】 G21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718.016
李彬，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全球傳播歷史與現狀、傳播批判理論。主要著作有《新中國新聞論》《中國新聞社會史》《全球新聞傳播史》《中國道路新聞論》《傳播符號論》等。
近年來，源于丹麥的“建設性新聞”一說在中國新聞學界日入日深，不僅成為一個熱詞，而且通過專著專刊、學術會議、課題研究和培訓課程，儼然形成某種學術新潮。[1]其間，有試圖用建設性新聞框架囊括我國新聞業及其發展路徑者，有面對現實問題特別是數字技術觸發的媒體困境與新聞失范而寄希望于建設性新聞引領中國的新聞實踐與未來媒體轉型者，更有將建設性新聞作為某種總體性方案以回應新時代對十一門支撐性學科之一的新聞學及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設命題者。對此，已有學者提出種種質疑：建設性新聞在西方的理論影響范圍和實踐范圍均有限[2]；概念本身存在結構問題和理論風險[3]，在實踐中其價值主張時而遭遇困境[4]；這種引介如不結合現實、“不加審視的移植”，反而妨礙中國新聞學和新聞業的健康發展[5]；應當注重馬克思主義語境下的“建設性”及其實踐價值[6]，堅守以人民為中心的新聞理念[7]，等等。這些反思都是必要的、清醒的、有益的，本文擬對此做進一步的探究與辨析。
概念及其流轉
盡管有人把西方新聞理論中的建設性源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美國報業巨頭普利策的“行動新聞”[8]，但作為一種學理思考，建設性新聞則屬于當下概念。按照清華大學史安斌教授等學者的研判，西方興起的“建設性新聞”，是解決當下西方報道困境的新范式，作為沖突報道和負面新聞的一種平衡策略，繼“客觀性新聞”對19世紀黨派新聞的糾偏之后，成為西方新聞范式面臨的第二次轉型。[9]
2008年，丹麥廣播電視臺新聞部總監烏瑞克·哈根洛普（Ulrik Haagerup）為了回應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傳媒市場化浪潮帶來的沖擊，提出用“建設性新聞”作為“公共新聞”的替代方案，以解決該臺的轉型壓力與信任危機[10]，并著重強調了記者的介入姿態、積極的敘事風格和主動解決問題的導向等（詳見下表1）[11]。
這里，“積極”與“參與”是集中體現“建設性”理念的關鍵詞[12]。所謂“積極”，指以正能量報道為主，給人以向上的力量，在揭露問題時注重提供解決方案；所謂“參與”，指媒體及其從業者不再置身事外，而是與其他社會成員一起共同行動，共筑美好社會與生活。[13]此后，哈根洛普在丹麥奧爾胡斯大學創辦“建設性新聞研究所”，推廣其新聞主張，還出版了兩本專著。[14]但就在第二本著作付梓之際，丹麥廣播電視臺發生了一系列違背職業倫理的事件[15]，他本人也卷入其中，不久宣布辭職，建設性新聞的初始方案曇花一現，無疾而終。
除了哈根洛普，建設性新聞之所以成為歐美學界的新一波流行語，在五顏六色的理論畫圖中又添一道學術筆墨，則離不開戈登斯特（Catherine Gyldensted）和麥金泰爾（Karen McIntyre）。2010年至2011年，戈登斯特曾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應用積極心理學”碩士項目，受到“積極心理學之父”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影響[16]，2015年出版了《從鏡子到推動者：建設性新聞中的積極心理學的五個要素》。她借助積極心理學的理論，確立了建設性新聞的核心價值和基本方法。同年，麥金泰爾完成博士論文《建設性新聞：新聞報道中積極情緒和解決方案信息的影響》，將“建設性新聞”明確為一種新的新聞類型。就是說，一個碩士，一個博士，加一個電視臺記者，構成了建設性新聞的原班人馬。
在我國，麥金泰爾的博士論文被視為引介最多的文本，國內學者通過學術對談與之建立密切聯系[17]，一些訪問學者的推介也發揮了作用。[18]2015年以來，新聞學界開始跟蹤相關動態[19]，有的高校成立專門機構，有的研究院所在“公共傳播時代的新聞實踐研究與傳播理論創新”項目下，推進一系列同建設性新聞和互聯網治理相關的研究。依據此類“創新項目”的階段性成果，建設性新聞引入中國被視為有助于探尋主流媒體在新媒體環境和所謂公共傳播[20]時代的發展方向，可以使中國的建設性經驗與西方理論案例共振、互鑒，從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21]
沿此思路，建設性新聞被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新聞業”之愿景[22]，在媒體融合、公共治理、國際傳播等研究領域相繼亮相，承擔了主流媒體轉型發展并橋接中西方新聞理論的使命，仿佛默認建設性新聞同中國道路及其新聞實踐具有天然的親近性與內在的耦合性。從2019年起，重要新聞學刊先后推出專刊，相關研究持續增長，有的新聞院系在研究生入學考試中也增加了相關內容。可以說，建設性新聞已經被視為探求中國新聞業與新聞學發展方向的重要出路，以至于呈現出為中國新聞業發展奠定總體基調的趨勢。
這里需要深究的是，在我們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以及構建中國特色與普遍意義的學術話語之際，建設性新聞的目標和價值即所謂“建設性”，同黨的新聞事業的性質、宗旨、原則等有多大關系，有何關聯？在一百年來的革命、建設、改革語境下，究竟怎么理解“新聞”與“建設”等問題？又如何建設中國特色與普遍意義有機統一的新時代新聞學？
革命建設的中國語境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回望歷史，深切領會“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之際，有兩句話尤其意味深長。一句是《共產黨宣言》的結束語：“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一句是毛澤東同志的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可以說，一百年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樣一脈歷史大潮中，摧毀了舊世界，開辟了新天地。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擲地有聲：“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
歷史表明，中國共產黨在帶領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上，始終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不斷滌蕩一個舊世界，同時不斷建設一個新世界。這里的“建設”是有明確社會理想和政治方向的語匯，是前進性與曲折性相統一的辯證過程，而不是只求量變、不求質變的線性堆積，其內涵包括革命、建設、改革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既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壯舉，也是人類歷史上改天換地的偉業。過去一百年，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格局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各方進步力量的不懈奮斗中發生巨大變革。而這一切無不源于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的思想宏愿、科學理論、遠大理想：“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3]
也正是在這一契合中華數千年大同理想的“主義”感召下，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以及一批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繼、英勇奮斗，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把一個積貧積弱、凄風苦雨的舊中國，變成了一個屹立于世界東方的新中國，并一步步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24]同樣，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進程中，共產黨與共和國的新聞業以及新聞學也形成了一種新道路與新形態，即一整套具有中國特色與普遍意義的道統、傳統與學統，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的黨的三大優良作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新聞業自誕生伊始就離不開革命偉業，成為理論宣傳和組織建設的前沿陣地。黨的新聞事業的建設性，首先體現在服務組織工作和思想動員的各項現實斗爭中。從為建黨奠定思想基礎、理論基礎和組織基礎的《新青年》《共產黨》《向導》《熱血日報》等，到根據地、解放區的機關報或理論報刊，廣泛的動員與傳播網絡為“偉大的中國革命”創造了必要條件：“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25]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報原則，以毛澤東、蔡和森、惲代英、瞿秋白、博古、陸定一等為代表的一批新聞理論家，結合中國實際與新聞規律，在不斷摸索中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的新聞事業與新聞理論。從這時起，新聞事業同黨的其他事業一樣，真正發展為一種“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26]的最普遍、最廣泛的人民事業。
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在不斷自我革命中，也不斷推動新聞業的革新與發展。延安整風運動標志著黨的新聞事業與古今中外的“商人辦報、文人辦報、同人辦報”等分道揚鑣，而代之以嶄新的、以人民為中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新聞業與新聞學。與此同時，新聞工作者爭當忠于人民忠于黨的新聞戰士與人民公仆，成為立足大地的人民知識分子或有機知識分子[27]，在做人民的先生與做人民的學生相統一、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相統一的過程中，實現自身革命化與無產階級化。[28]全黨辦報、群眾辦報、深入實際、不尚空談、喚起工農千百萬等，構成了鍛造革命主體的政治目標和動員人民大眾廣泛參與的鮮明底色[29]，也成為中國新聞史與世界新聞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坐標。自此之后，黨的新聞事業不斷打破專業壁壘，新聞機構不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單元，而是廣泛參與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建設偉業的有機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