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面對國民黨的封鎖、詆毀、污蔑，我們堅持“走出去”與“請進來”相結合的策略，開展了一系列對外宣傳和國際交往活動，擺脫了輿論困境，贏得了各界人士支持。其中所秉持的理念、建立的機制、采取的措施，對于在國際上傳播中國共產黨的聲音發揮了重要作用。

“走出去”：全方位宣傳中共的理念和抗戰主張。黨中央到達陜北后，非常重視對外聯系工作，提出要打破“左”的教條束縛，執行“靈活的外交政策”，要把“加緊國外宣傳”作為一項緊急任務。首先，成立宣傳機構。1938年，在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等學校挑選與海外有社會關系的優秀學生和進步青年組成海外工作團；1938年4月中共中央長江局成立了國際宣傳委員會，并設立辦事機構——國際宣傳組；1940年10月中央宣傳部成立了國際宣傳委員會；等等。這些對外機構在傳遞中國聲音，宣傳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事跡和根據地的經濟社會情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其次，翻譯、出版著作。在周恩來領導下，先后將《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數十篇著作譯成外文發表，在海外產生了很大影響。與此同時，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協助進步團體和進步人士，也將毛澤東的著作在港編譯出版。再次，發行報刊，建立電臺。在紐約創刊的《先鋒周報》1934年改版為《先鋒報》，立足美國社會下層的勞工華僑，宣傳中共抗日主張。為擴大國際影響，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創辦了在海外從事救國宣傳的機關報《救國時報》，雖然存續時間不足3年，但在一些重大歷史事件面前走在了時代最前列。1941年新華社的外文刊物《中國報道》，通過香港或其他途徑發往外國，為國際社會了解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提供了平臺。除報刊外，新華廣播電臺也成為該時期我們對外宣傳的重要方式。

“請進來”：架設對外傳播的直接平臺。一方面，歡迎國際友人記錄和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情況。1936年，在宋慶齡的幫助下，美國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繞過重重封鎖來到延安，對根據地的軍隊建設、經濟建設等作了廣泛調查。隨后《密勒氏評論報》（美國報人在中國創辦的一份時政類英文期刊）、英國《每日先驅報》、美國《星期六晚報》等多家報刊，先后發表了斯諾的30余篇通訊報道，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由這些報道匯編成的《紅星照耀中國》問世后，更是一度轟動世界，稱其與哥倫布對美洲的發現一樣震撼世界。此后，有100余位國際友人來到延安，國際新聞界也掀起了報道中共的熱潮：韓素音寫了《早晨的洪流——毛澤東與中國革命》、海倫·斯諾寫了《續西行漫記》、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寫了《人類的五分之一》，等等。這些著作大量報道了八路軍的敵后抗戰情況，謳歌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戰爭，讓世人更多地了解了紅色中國。另一方面，邀請外國記者、軍人等到延安和根據地訪問。陜甘寧邊區被國民黨軍事封鎖后，國際友人不能隨意進入。對此，我們廣泛開展外交活動，及時傳遞中共聲音，邀請外國記者、軍人等訪問考察，就是其中的一條重要途徑。例如，1944年2月，中共駐重慶辦事處邀請《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媒體的記者一行前往采訪報道，向他們介紹中共抗戰貢獻，揭露國民黨破壞國共合作的實際情況。再比如，1944年7月和8月，美軍觀察組分兩批到達延安，中共方面專門組織有關人員向他們全面介紹了中共的方針政策、根據地建設情況以及敵后抗戰形勢，得到美方的高度認可。

延安時期我黨做好國際傳播的啟示。黨在延安時期的國際傳播工作，不僅打破了國民黨的封鎖與污蔑，更是有效提升了國際形象，增強了中共在國際社會中的公信力和影響力，對加強和改進我國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頗有啟迪。

第一，堅持主動出擊。一段時期，在國民黨的詆毀宣傳下，“強占國土”“攻打國軍”“阻礙抗戰”“游而不擊”等充斥報端。對此，我們不是采用“污蔑—回應—再污蔑—再回應”的應對方式，而是堅持塑造是更高層次維護的理念，主動出擊，把對外宣傳作為重要工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將擴大國際宣傳和增加國際援助作為一項重要任務；1940年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對國內外的宣傳應當自動地有計劃地供給各種適當的情況材料；1944年中央再次要求“有系統的真實地報道敵后戰況，生動有力的宣揚我軍英勇業績”。

第二，堅持實事求是。對于國際傳播工作，毛澤東強調，一定要實事求是地宣傳我們黨的政策，盡力既讓他們了解我們工作中的優點和成績，也了解我們的缺點和不足。周恩來也提出，“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虛作假”。“敞開大門”是延安時期接待工作的一條重要原則，“在談到延安政府的缺點時，態度上一點也沒有東方人的自卑感”。中共的自信態度和開放胸襟給外國記者留下深刻印象，取得了良好外宣成效。

第三，善用外媒力量。國際友人、報刊記者、美軍觀察組等，或通過報道，或通過著書，或通過報告，將中共的實際情況傳遞到國外，這對我黨塑造國際形象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們用樸實的敘述、鮮活的文字、生動的事例，向外界展示了一個立體的、真實的中共形象，贏得了各界人士的支持，認定“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第四，用事實說話。在抗戰期間，國際上對中國共產黨的關注度逐步提高，他們都想看一看中共領導的軍隊在游擊區能不能堅持到最后的勝利、中共所實施的政策是否侵犯各國的利益。因此，黨中央強調，我們要用實際行動給敵人看、給全國全世界看，用事實證明游擊戰爭在中國的自衛抗戰中是能夠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