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治@文化解碼】
作者：于洪波 沈陽師范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教授
2005年6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光明日報》發表署名文章，以“紅船精神”命名中共一大建黨精神，并對紅船精神的內涵做了鞭辟入里的解讀，即“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這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的革命發展歷程中的精神譜系更加完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萬眾一心、眾志成城，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征程中，百年紅船精神歷久彌新，與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實踐道同契合，并以其精神之基的新姿態煥發勃勃生機。
紅船精神的價值追求是以人民為中心，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對黨的初心使命的積極踐行，具有鮮明的人民性思想特征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命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專門研究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若干重大問題，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是在我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時期，順應時代、順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統攬“四個偉大”工程的應然之舉和睿智抉擇。
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對黨的初心使命——“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積極踐行。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發展人民民主，密切聯系群眾，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展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本質內涵和意蘊，其宗旨就是要實現治理的主體是人民、治理的實施在人民、治理的成果由人民共享，這與紅船精神同致同向。
紅船精神的價值追求是以人民為中心。紅船精神是建黨精神，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發展過程中的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兩彈一星精神、鐵人精神、航天精神、西遷精神、抗疫精神的源原來歷。從1921年建黨開始，中國共產黨就以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己任，沐風櫛雨，玉汝于成。從井岡山時期的《井岡山土地法》到蘇維埃共和國的《興國土地法》到解放戰爭時期的《五四指示》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直至1978年的農村土地承包制，無一不以解決作為人民主體的農民最關心的賴以生存的土地問題為根本導向，無一不是以人民利益為中心定綱施策。
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無論是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工作中，還是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人民至上價值理念都展現得淋漓盡致。在習近平總書記“以民為本、生命至上”的殷殷重托下，全國一盤棋，精準防治，科學施治，艱苦卓絕，不惜代價，與時間賽跑、與病魔較量，遏制、控制、防治統籌進行，疫情防控取得戰略性成果，有效“維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踐行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也彰顯了以紅船精神為始的百年以來一脈相承的價值追求。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總體目標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伊始的奮斗目標的繼承和發展，是紅船精神的發揚光大
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確定了黨的根本政治目的，通過的《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提出了“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主張。在此基礎上黨的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前途——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是紅船精神的最終目標指向。而“漸次”一詞，表明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循序漸進，分階段進行。在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開放的不同歷史階段，因為面對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盡相同，需要總分結合，制定一定時期的階段性目標。從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到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不斷跨越，都是在一個個階段性目標的指引下螺旋上升不斷接近最終目標——實現共產主義的過程。
2019年10月3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決定》指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是“到我們黨成立一百年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總體目標是一個動態過程，是將制度優勢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實踐動力、創新活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過程。這一過程也是“漸次”實現共產主義的必經過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總體目標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伊始的奮斗目標的繼承和發展，是紅船精神的發揚光大，高度契合紅船精神的最終目標指向。
紅船精神的生命在于實踐，紅船精神的永續發展需要不斷在新的實踐載體中滋養豐富
偉大實踐需要偉大精神支撐，偉大實踐又對偉大精神豐富發展。紅船精神的生命在于實踐，偉力孕于實踐，紅船精神的永續發展需要不斷在新的實踐載體中滋養豐富。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承載紅船精神的實踐載體，是紅船精神從抽象到具象可感的形象化存在的介質，二者相得益彰。
紅船精神中的“首創精神”與時代同進，道同契合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踐。創新的釋義有兩個，一是指創立或創造新的，二是指首先。紅船精神中的“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即創新精神。創新是紅船精神的核心本質。當時的中國是三座大山重壓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形態和物質基礎都不具備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而且當時的中國社會諸多主義紛至沓來，各種思潮跌宕起伏。在十月革命外在觸動、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傳播擴散、中國無產階級的覺悟以及中華傳統文化天下為公等思想下，中國共產黨人毅然決然選擇馬克思主義，建立中國共產黨，這是黨的創新創造實踐的開端，具有“開天辟地”的政治勇氣和“敢為人先”的行動魄力。從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選擇到游擊戰爭的戰略策略，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到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從過渡時期總路線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發展，從農村土地承包制到土地流轉，都是我們黨秉承首創精神，同錯誤思想路線進行斗爭，突破教條主義藩籬，創造性發展馬克思主義，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建設、發展之路的成功創新性實踐。
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以創新為動力之源。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也是一場新的自我革命，需要不斷破難題、闖難關、補短板、強弱項，必須在制度創新上致力、在體制機制創新上著力、在實踐創新上發力，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只有繼續發揚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方能永立潮頭乘勢而上，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創新意味著革故鼎新、推陳出新，國家治理現代化偉大實踐中的創新在紅船精神中獲得增長的動力，也賦予紅船創新精神新的內涵，二者同頻共振，是紅船精神踐行弘揚與豐富發展的過程。
紅船精神中的“奮斗精神”與時代同步，道同契合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踐。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接續奮斗的歷史。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嘉興南湖紅船上宣告成立時，全黨只有53名黨員。新生的中國共產黨面對的是積重難返的社會體制弊端和強大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聯合專制，中國共產黨人選擇了堅韌不拔、矢志不渝。在中國革命異常艱苦的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篳路藍縷，負重前行，團結帶領人民，開辟革命根據地，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克服自然災害、瓦解敵人的封鎖和圍剿，在困境中進行武裝斗爭、黨的建設、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引領中國革命取得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這正是以堅定理想信念為基礎的奮斗精神的充分體現。
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實現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跨越的過程，其間大事、要事、難事接踵而至，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越是艱難境遇越考驗人的意志品質，越需要堅定理想信念。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是“中國”的，他國的現代化雖有可借鑒之處，但必須結合中國實際，彰顯中國特色、中國之治，這就意味著必須立足國情，與時俱進，走自己的路。這也意味著需要披荊斬棘、乘風破浪、百折不撓，以奮斗為底色。從百年前的紅船啟航到今天的國家治理，中國共產黨在踐行初心使命的道路上奮斗了整整一百年，而且還在接續奮斗。紅船精神中的奮斗精神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踐提供精神價值引領，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奮斗實踐也為紅船精神提供了涵養豐富的土壤。
紅船精神中的“奉獻精神”與時代同頻，道同契合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踐。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主要依靠的是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的奉獻，他們秉承的是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解放勞苦大眾，建設新社會的政治理想，支撐他們的精神力量是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李大釗、蔡和森、羅亦農、肖楚女、陳延年、夏明翰、鄧中夏……無數英雄無盡血，甘于奉獻無私愿，才贏得了革命的勝利、人民的解放、國家的獨立。奉獻是紅船精神的本質屬性，是紅色基因的主題主線。今天，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踐中，9000多萬黨員中不斷涌現出為踐行“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責任擔當而無私奉獻的英雄群體、模范人物。脫貧攻堅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成功實踐，凝結著一大批優秀分子的無私奉獻。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大考面前，在黨中央統一決策部署下，300多支醫療隊、40000多名醫護人員演繹了“最美逆行”，用實際行動踐行了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紅船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家園的根脈和初始密碼。從紅船伊始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奉獻精神在百年風雨荊軻中歷久彌堅，以“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最高境界，在新的實踐中，傳承、堅守、與時俱進。
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的實踐載體，推進過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過程。應對挑戰、風險、阻力、矛盾都必須堅守黨的精神家園——紅船精神，發揚首創、奮斗、奉獻精神，“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