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發布。這是指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綱領性文獻。文件明確強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根據有關部門的安排，經濟學者常修澤教授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于2020年4月2日提交了《從四個維度把握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文稿。現征得作者同意，本報刊發這一文稿，以饗讀者。
當前，中國包括所有制結構改革在內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正處在關鍵時刻。僅就所有制結構改革而言，前兩年，曾出現過某些違背和動搖“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言論，諸如“消滅私有制論”、“第二次公私合營論”、“民營經濟離場論”等。針對此，2018年11月，決策層明確提出：“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近年來，情況雖有較大好轉，但問題并未完全解決。在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背景下，重申和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勢在必行。鑒于當前社會上仍然對“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存在模糊認識，本文側重從四個維度對這一焦點問題作有針對性的闡述。
理論維度：所有制結構應該包容“公有”與“非公有”
所有制理論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石和重要組成部分。傳統理論認為，社會主義只能是單一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非公有制經濟被排斥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外。這樣一個帶有排斥性的理論，就是為什么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發展緩慢和人民生活難以相應改善的理論根源之一。改革開放40余年來一個重要突破，就是提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理論。這是依據社會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規律、社會主義社會勞動的謀生性質帶來的物質利益差別以及人類文明包容發展的趨勢所決定的。
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性質和發展的要求——這是一條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中國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進入社會主義階段的，總體上說生產力水平比較低。雖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生產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冷靜判斷一下：至今，“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變了沒有？答案是沒有。“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變了沒有？沒有（十九大報告）。生產力發展依然是不平衡、多層次，特別是不充分，這種生產力的性質和狀況，決定了在生產關系方面必須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那么，是不是意味著生產力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緩和之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就改變了呢？不會。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具有“個人謀生手段”的屬性，不同的勞動能力仍然是各自的“天然特權”（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恩全集》第19卷第21頁），從而帶來物質利益的差別。這種因勞動能力的“天然特權”而帶來的物質利益多元化，也必然導致“產權關系的多元化”。
應該如何科學對待“產權關系的多元化”即“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排斥，還是包容？這涉及人類文明發展的趨勢問題。中國古典哲學強調“包容”。《道德經》第16章中的九個字“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包含了只有“容”才能公平公正（“公”）從而獲得擁護（“王”）的深刻政治哲理。馬克思也強調“包容”的重要性，他認為世界“千姿百態”，“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芳香”，他問道：“為什么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馬恩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111頁）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所有制結構應該“包容‘公有’與‘非公有’”，以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是我國新時代所有制改革與創新的根基。
歷史維度：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高度
從歷史上看，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最初謀劃“建政準則”時，就頗有遠見地指出：“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不贊成保護私有產權，其實是不對的。……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更是嚴厲批評了兩種“糊涂思想”：“在發展工業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認為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或者反過來，認為只要注意國營企業就夠了，私營企業是無足輕重的了。我們必須批判這些糊涂的思想。”（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27頁）基于此，作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條件下的綱領——《共同綱領》明確寫道：“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將是構成新中國經濟的幾種主要形式”。
改革開放之后，1997年黨的十五大第一次把非公有制經濟從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外”納入“制度之內”，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02年黨的十六大明確強調了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即“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2013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
現實維度：多種所有制相得益彰、共同發展
從現實來看，“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客觀存在的。因此，應該用“兩只眼睛”看中國現階段所有制結構：一只眼睛看“經濟流量指標”，一只眼睛看“資產存量指標”。
從經濟流量指標看，現在我國所有制呈現什么格局？2018年11月中央民營經濟座談會公布了“5、6、7、8、9”，即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市場主體數量，都是民營經濟提供的。這充分反映了中國經濟運行和發展的經濟流量的格局。
再來看資產存量指標。據筆者調研和估算，中國民營企業存量資產大約是100萬億元左右。對于國有資產，2018年國務院向全國人大提交的報告中包括四個板塊：經營性國有資產、金融性國有資產、非經營性的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資源性資產，其中資源性資產用的是實物指標，即有多少土地、石油天然氣、淡水等。資源性資產價值總量沒有公布。拙著《所有制改革與創新》粗略估算，這四類國有資產存量總值，應該數倍于民營企業存量資產總值。
從兩類指標總體來看，可歸結兩句話：“經濟流量指標——民營經濟超半壁江山；資產存量指標——國有資產仍然占大頭”。總之，現實社會多種所有制是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的。
前景維度：“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將長期存在
把握新時代“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離不開對前景的認識。近年來在對前景的認識上出現了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言論，造成了整個社會（特別是民營經濟人士）的預期錯亂、信心受損，對此應予以澄清，從而讓懸在人們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徹底落地。
鄧小平說：“不要離開現實和超越階段采取一些‘左’的辦法，這樣是搞不成社會主義的。我們過去就是吃‘左’的虧。”（《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12頁）為防止“超越階段”，須分清三個階段命題：其一，作為遠大理想目標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其二，“社會主義社會整個歷史時期”；其三，中國現在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170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確實有過如下文字：“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但是，第一，是“消滅私有制”還是“揚棄私有制”，翻譯界對此有不同看法；第二，這只是一句完整話的后半部分，其前面還有個重要限制詞——“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限制詞十分重要，它針對什么？它是針對階級剝削而言的。2018年2月最新出版的《共產黨宣言》，原文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2頁）。丟掉“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重要前提，斷章取義，至少是不科學的。就階段而言，《共產黨宣言》這里講的是“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作為一種設想），不是指“社會主義社會整個歷史時期”，更不是指中國現在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在初級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正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客觀要求。黨中央一再強調“堅持黨的基本路線 100年不動搖”。同樣，“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也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至于“社會主義社會整個歷史時期”，時間則更長。鄧小平有句名言：社會主義“需要我們幾代、十幾代、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幾代、十幾代、幾十代人是什么概念？時間還很遠。在這樣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根據本文理論維度的分析，“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將長期存在，談不到什么“消滅私有制”的問題。
上面的分析主要從“物力資本產權”角度分析的。而未來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人力資本產權”問題。將來人類社會的“第一資本”是什么？拙著《廣義產權論》指出：隨著科技革命和人的自身發展，下一步，人力資本將成為“第一資源，第一資本，第一財富”。從這個角度來說，不妨提出一個問題，在勞動能力存在“天然特權”的社會主義社會，人力資本產權能像某些人說的那樣“被消滅”嗎？答案是：不會的。
（作者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