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的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正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如何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4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提出，要推動改革開放取得新的重大成果，善用高水平開放倒逼深化改革，提升市場化法治化營商環境。本期我們特別邀請著名制度經濟學家常修澤教授來談談如何用高水平開放倒逼深化改革這一重大問題。

“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記者：常教授，謝謝您在新年伊始就接受我們《之江會客廳》的訪談。2017年《之江會客廳》專欄創設時，您曾是第一位嘉賓。

常修澤：很開心與來自“改革開放先行地”的浙江朋友交流。進入2020年才10多天，世界棋局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動因素，值得我們關注。

記者：習近平主席在二○二○年新年賀詞中指出，“一年來，改革開放不斷催生發展活力”。2019年11月5日，他在第二屆進博會上強調，將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持續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您認為20年代應如何推進更高水平的開放？

常修澤：改革開放確實在催生我們國家的活力。2018年4月，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演講中，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怎么“越開越大”呢？我提出3個關鍵詞，6個字：地域、領域、文明。

首先是“地域”越開越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開放的對象將越來越多，基調是“向全世界開放”，注意，我講的是“面向全世界”；二是開放的地域也越開越大，從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一直到東北和海南等開放新前沿。

其次是“領域”越開越大。簡言之，我把它概括成“五流加一升”。“五流”即：資金流、技術流（包括信息流）、產品流（包括服務品流）、產業流、人員流，五流全開放。領域重點是要適應新的形勢，研究新的特點，上新的臺階。新在哪里？新在下一步將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轉變、提升。“制度型開放”，將成新的看點。

最后是中外“文明包容度”越來越大。“風物長宜放眼量”。在21世紀的今天，這應引起社會高度關注。中外文明之間，第一步是“包容”，第二步是“交融”，最后有一部分將可能“融合”，當然交融中會有“博弈”，但前提是文明包容。我在2013年出版的《包容性改革》一書中，引用了德國著名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一段名言，闡述了這個觀點：每一種文明都有自己的“根”，每一種文明都有自己的“人”，每一種文明都有自己的“命運”，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多樣的，文明是可以包容的。這是20年代中國開放大門“越開越大”的題中應有之義和必然趨勢，應引起重視。

“善用高水平的開放倒逼深化改革”

記者：2019年4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提出，要推動改革開放取得新的重大成果，善用高水平開放倒逼深化改革。您是專門研究體制變遷理論的經濟學家，能不能重點就經濟這個領域來談談這個話題？您認為當前經濟領域的改革主要應從哪些方面入手？

常修澤：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開放倒逼下的中國改革面臨紛繁復雜的局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在經濟領域，開放倒逼下的改革怎么辦？我在2019年曾發表了一篇《開放倒逼下中國經濟改革“雙突破論”》，即通過產權制度創新完善和要素市場化配置兩個“突破點”來帶動新階段整個經濟體制改革。

在創新完善產權制度這個“突破點”上，我認為，首先應該從“廣義”角度把握產權內涵，既包括經濟領域的物權、債權、股權等，又包括知識產權等各種人力資本產權，以及自然資源資產產權等。2018年和2019年中美經貿摩擦涉及知識產權等各種人力資本產權以及其他產權等。

其次是把握“民營經濟內在制度要素論”。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明確作出兩個判斷：“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一個是“制度的內在要素”，一個是“我們自己人”，這兩句內涵很深刻，是個制度性判斷。

最后是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的四根支柱，即產權界定制度、產權配置制度、產權交易制度、產權保護制度。開放倒逼的新形勢下，必然要求四個產權制度更要“界定清、配置準、流轉暢、保護好”。

在要素市場化配置這個“突破點”上，一是要排除干擾，把“市場決定論”落到實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重大突破。但在實踐中遇到干擾，也有一些懸空，所以，我說，要“排除干擾”，要“落到實處”。

二是要針對“短板”，切實提高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指數”。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短板主要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里有三個要點：第一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比重，第二個是政府對企業的干預程度，第三個是政府機構的規模擴大指數。從我實際調查來看，這三個要點在地區之間的分布狀況是不平衡的。浙江情況比較好，例如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政府提出企業“不叫不到，隨叫隨到”，我在很多場合反復講浙江這八個字：“不叫不到”就是不干預嘛，“隨叫隨到”就是為企業服務，當“店小二”嘛。浙江近幾年大力推進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更是實實在在的為企業服務的有力舉措。

三是要以中美經貿摩擦中的案例為鑒，“推進國企改革要奔著問題去”。首先要“奔著”確立國企市場主體地位和健全現代企業制度等“問題”去。其次，隨著開放倒逼，三類國有資產如何資本化，即經營性的國有資產、金融性的國有資產、資源性的部分國有資產怎樣進一步資本化，這些都是要素市場化配置需要從長計議的問題。

四是要放寬市場準入，著力清除市場壁壘。“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重要提法，也是參與經濟全球化繞不過的問題。傳統的壟斷行業，包括電力、電信、鐵路、石油、天然氣等領域，應按照《外商投資法》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切實放寬市場準入，消除隱性壁壘，鼓勵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擴大投資。

我認為，以上四個問題是當前要素市場化配置框架之支點。

“提升市場化法治化營商環境”

記者：我記得，2019年4月，您在《人民論壇》發表了《民營經濟發展的理論構思和實踐舉措》，看了很受啟發。2019年12月22日，新華社公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您怎么看這份文件對于深化經濟領域改革的重大作用？

常修澤：我認為，這份文件的核心命題是尋求“公平”，或者用經濟語言說是“競爭中性”，包括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政策環境、法治環境，確保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和規則平等。這是符合開放大勢要求的。

當然，若要真正做到公平，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從理論上應確立“共同經濟基礎論”；從實踐上說，需要相應的制度、條例、政策、規劃、法治環境等一系列配套舉措。

目前這個文件還是一個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以“公平”為核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命題是很好的。只有這樣，才能在開放倒逼的情況下，適應經濟全球化對公平競爭的要求。這不，走在前列的民營經濟大省浙江，很快就出臺了《浙江省民營企業發展促進條例》。作為全國第一部相關領域省域層面地方性法規，它的一個重要特征，正是確立了保障民營企業公平競爭的原則，充分體現了“競爭中性”。

深化經濟領域改革的實現路徑

記者：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中對于經濟領域有一些新的提法。請您談談如何實現深化經濟領域的改革。

常修澤：在今天，深化經濟領域改革的實現路徑，我認為可以把它綜合為“三個轉型、一個支撐”。

第一，推進經濟體制轉型。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把這40多年改革開放形成的一些經驗作了高度概括，在此基礎上，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內涵作了界定。主要是三條：第一，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第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第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跟過去傳統的經濟學理論比，有一個很大的突破。將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黨的重大理論創新。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又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我們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

對于下一步經濟體制轉型，從產權角度來說，我建議抓三條。 第一條，扎扎實實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這一點，浙江還有很大的改革空間。第二條，促進作為我們“自己人”的民營企業及民營經濟的發展。第三條，嘗試推進 “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與資本聯合相結合”的新型所有制結構，像深圳華為公司一樣。

第二，推進經濟結構轉型。

經濟結構轉型，重點是產業結構轉型。美國著名學者托馬斯在《亂中取勝》中指出，世界這么亂，在亂中怎么取勝？他說：“不是老想分享市場，而是要考慮創造市場。不是取得一份較大的餡餅，而是設法烙出一塊較大的餡餅，最好是烘烤出一塊新的餡餅。”我們今天的產業轉型就是要想辦法來“烙新餅”。

產業轉型上“烙新餅”，應該新在哪里？2019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請浙江大學的著名院士講“區塊鏈”，給我們以深刻啟示——要關注新一代高新技術。除“區塊鏈”外，值得重視的還包括：5G、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以及高端裝備制造、生物、新材料等諸多產業。這些領域對于中國自身發展至關重要。

第三，推進發展方式轉型。

馬克思曾提出勞動、資本、土地三大生產要素，至今人的認識已經擴展到七大生產要素。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在講到分配問題時指出，“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

要記住三點：哪些要素？七大要素。誰來評價貢獻？市場評價。按什么決定報酬？按貢獻決定。這一切需要高素質的人，這就需要有像馬云那樣的“新主體”。

最后，是一個支撐——靠打造“新主體”來支撐。

創新驅動當然可以搞“小四新”，即“新產業、新業態、新技術、新商業模式”，但我認為，更應該搞“大四新”，即“新體制、新供給（包括‘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新要素組合（包括前面講的七大要素組合）、新主體”。其中，解決轉型的新支撐問題尤其需要打造“新主體”。新的主體在哪里？一是各行各業的企業家；二是各種技術創新者；三是各類工匠，工人師傅里面有很多是工匠，甚至是“大國工匠”。這三股力量是企業轉型依靠的新主體。

需要強調的是，培育創新者必須嚴格保護產權。“市場活力來自人，特別是來自企業家”。怎么保護產權？怎么保護企業家？中共中央、國務院在2016年11月和2017年9月分別發布了保護產權和保護企業家的意見。在21世紀20年代，全國應該切切實實保護產權、保護企業家，希望浙江在這方面能走在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