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在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要不斷為民營經濟營造更好發展環境”“為民營企業打造公平競爭環境，給民營企業發展創造充足市場空間”。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產生巨大沖擊，為幫助民營企業應對所面臨的壓力，尤其需要營造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制度環境，增強民營企業信心，穩定預期，推動民營經濟發揮更大作用，實現更大發展。

一

民營經濟既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成果，又是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更是推進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主體，特別是在當前經濟轉型日益迫切、利益格局調整難度加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持續繁重，潛在風險和不確定性顯著增加的關鍵階段，推動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更加重要的積極作用。

有利于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是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民營經濟作為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方針政策指引下逐步發展壯大起來的，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總的來看，公有制經濟主要涉及關系國家安全、國計民生、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重要和關鍵的非競爭性領域，非公有制經濟則主要涉及一般競爭性領域，兩者在既有“鯰魚效應”也有“互補效應”的動態調整和發展中和諧共生。因此，公有制經濟鞏固好、發展好，同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二者既各有所長、各具優勢，又互為補充、互相促進。

有利于加快形成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習近平總書記在企業家座談會上指出，我們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重要論述，不是僅針對當前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受疫情和“逆全球化”思潮影響而短期采取的權宜之計，而是基于經濟客觀發展規律，面對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以及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所提出的具有持久性和戰略性的重大發展思路。民營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大多是在市場競爭的“摸爬滾打”和“優勝劣汰”中誕生和發展起來的，其產權明晰、激勵約束相容等特征使其在公司治理、決策實施與生產經營等方面具有優勢，能夠及時適應和把握市場價格和競爭的變化，從而能夠更好地配置和利用資源，促進循環體系的高效運行。從發展實踐看，民營企業所具有的“五六七八九”特征，決定了其在持續擴大國內需求、擴大最終消費和有效投資以及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等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2019年，有進出口實績的民營企業達到40.6萬家，對世界各主要市場出口均呈現增長態勢，在保持傳統市場優勢的同時，對東盟、拉美、非洲等新興市場出口分別增長了25.6%、11.4%、15.6%，均高于全國整體增速。2019年，民營企業進出口增長11.4%，拉動外貿增長4.5個百分點。因此，民營經濟無論是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還是在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中，已經成為事實上的重要力量，也為未來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積累了基礎和條件。

有利于維持經濟社會穩定。一部改革開放史也是一部民營經濟發展史，民營經濟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在自身不斷成長發展的同時，也在穩定增長、增加就業以及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從穩定增長看，2017年，全社會投資中的民營企業、民間投資已經占60%以上。特別是在制造業投資中，國內民營企業已經占到了77.2%。2016年，民營企業大約生產和銷售了全國80%以上的日用消費品和60%以上的中高檔消費品，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作出了巨大貢獻。2017年，我國出口總額中，民企占46.6%；進口總額中，民企占29.4%，已成為我國外貿順差的最大貢獻者。從增加就業看，研究表明，經濟運行不可避免地會由于周期性波動而產生失業問題，波動越大，失業率也越高。然而，民營經濟的發達程度與失業率表現出明顯的反向伴隨關系。民營經濟更有助于解決摩擦性、結構性失業。從改善民生看，民營經濟通過參與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和公益性項目，在增進人民福祉的同時也拓寬了政府融資渠道，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與全社會杠桿率，防范化解經濟和金融體系中的潛在風險。在當前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中，民營經濟也發揮著重要作用。疫情發生以來，廣大民營企業積極響應號召、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全力推進復工復產達產，扎實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為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

在經濟發展邁入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制度創新所帶來的發展環境的改善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源泉，一套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系統完備科學有效的制度體系，可以起到降低交易成本、穩定發展預期、減少不確定風險等作用，特別是在當前疫情全球蔓延、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經濟逆全球化顯著增強等因素給我國經濟帶來不利影響的情況下，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迫切需要更加完善的制度環境。

深化“放管服”改革，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既不能過度干預也不能自由放任，而是要以促進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為目的，通過“放管服”改革，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和優化流程服務，維護民營經濟合法利益。

拓寬融資渠道，化解融資難融資貴難題。當前，民營經濟普遍面臨較強的融資約束，加之疫情對民營經濟沖擊更為明顯，應優先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逐步降低融資成本。

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優化營商環境。各級黨委和政府應經常聽取民營企業的真實反映和訴求，特別是在民營企業遇到困難的情況下更應積極作為，多聽取企業家意見和建議，健全民營企業與政府的溝通反饋機制，提高行政權力透明度和公信度，切實維護民營企業合法權益，有效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

（作者：郭威，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