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階段的青年生育趨向“被動性晚婚晚育”“選擇性獨生優生”模式，“只生一個就夠了”已成為主流生育文化。隨著生育理性的覺醒和高漲，青年生育已經進入成本約束型階段，在明確生育需要承擔巨大花銷、巨大責任和巨大壓力后，一些青年患上“生育恐懼癥”。

【關鍵詞】生育觀 人口 “恐育”心理

【中圖分類號】C913.15 【文獻標識碼】A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1465萬人，出生率為10.48‰，跌至1949年以來出生率的最低值。從人口學角度看，出生率的降低、出生人口的減少一方面與育齡婦女人數的減少有關，另一方面與已婚人口的生育意愿改變、弱化有關。

中國已經進入低生育人口時代

人口少子化是指由于生育率下降和持續低迷，導致0—14歲少兒人口逐漸下降的現象和過程。具體而言，人口少子化具有兩重含義：

一是指0—14歲少兒人口的比重和人數不斷下降。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少兒人口占比為36.3%，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為40.4%，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為33.6%，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為27.8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為22.89%，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為16.6%。近幾年由于“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放開，我國的少兒人口占比有所上升，2019年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為16.78%。2017年二孩出生人數比2016年明顯增加，達到了883萬人。2017年二孩的出生數量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也超過了一半，達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個百分點。顯然，在“全面二孩”政策效果顯現的同時，“一孩”的出生數量卻有較多下降。2017年我國“一孩”出生人數724萬人，比2016年減少249萬人。

總體上看，人口少子化態勢難以阻擋。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80后”“90后”“00后”的人數分別是2.19億、1.88億、1.47億人。也就是說，“90后”比“80后”少了3100萬人，“00后”又比“90后”少了4100萬人。

二是指全國育齡女性非生育率下降且低迷，出生人口不斷減少。數據顯示，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就已經快速轉型為“低出生、低生育”社會，其時我國的總和生育率（TFR）已經在1.65以下，略高于政策生育率（大約1.47）。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之時，低生育現象更為穩定，TFR降至1.22；到2010年，進一步下降到1.18。2015年全國1%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047，其中“一孩”生育率僅為0.556，低得出乎意料。多項數據顯示，中國早已掉入低生育陷阱，TFR不僅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2左右，而且從世紀之交開始持續低于1.5甚至1.3。

不爭的事實是，目前中國面臨的新人口問題已然不是生育率過高問題，而是生育率過低問題，是如何走出低生育陷阱的問題。歷史經驗表明，低生育目標的實現并不意味著人口問題的解決，伴隨而來的是人口問題的轉型。

2019年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已經達到25388萬人，占總人口的18.1%，65周歲及以上人口17603萬人，占總人口的12.6%。從目前的趨勢來看，未來中國老齡化會加快發展，“十四五”期間預計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2030年之后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或超過20%，屆時將進入重度老齡化社會。最大問題是少子老齡化背景下的“未備先老”，養老保障體系負擔加重，養老金短缺將成為政府面臨的棘手難題。老無所養、老無所依、老無所醫、老無所護是正在被放大的社會風險，而少子化則是來自源頭的根本挑戰。

人口生育率長期低于更替水平，意味著人口存在著弱持續發展甚至不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趨勢，最終會制約社會總體的可持續發展。沒有人口的發展，社會發展是不可想象的。中國低生育率問題早已出現，今后養老金壓力大、勞動力人口不足等問題會更加嚴峻。2018年以來，許多城市競相推出吸引人才落戶的政策，“搶人大戰”頻頻上演，這從政府治理的視角宣示著人口低生育問題的重要性。中國已經進入低生育人口時代，人口負增長為期不遠。

低生育陷阱：事實抑或假說

生育政策調整之后的二孩生育效應被一再高估的原因是，一些人沒有看到人口表象背后的文化根源；也就是說，我國的婚育文化在改革開放的洪流沖擊下已經被徹底改變。2011年，筆者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就提到，中國已掉入“超低生育陷阱”。這一判斷是基于多年的觀察，我國已經出現的超低生育率不僅僅是統計學意義上的，而且有深刻的社會學意義，是晚婚少生文化背景下生成的意愿性、選擇性、內生性、穩定性、持續性和內卷性的低生育率現象。意愿性、選擇性和內生性的概括旨在說明生育觀念根本轉變、生育決策的自主性強化和生育動力嚴重弱化的事實，穩定性、持續性和內卷性則旨在說明低生育的三個特性，即低生育已經形成反彈力幾乎喪失殆盡、持續走低的慣性和機制。中國遭遇的低生育現狀所隱含的人口萎縮風險將在人口負增長時代到來之后一一呈現。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出生人口為1723萬人，比2016年小幅減少63萬，但比“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前的“十二五”時期年均出生人數多79萬人，是2000年以來歷史第二高值。這是二孩生育堆積效應短期得以釋放之故。各方曾預測，“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我國將在2016年至2018年間出現一個生育堆積集中釋放的高峰，預想增加的人口數量從幾百萬到上千萬不等。但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全面二孩”第一年的實施效果并不理想，預想中增加數百萬出生人口的情景并沒有出現。

其實，我國人口的婚育模式已經表現出極晚婚、極晚育、極少育的趨勢，這進一步降低了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初婚初育年齡已經大大推后，這一點在發達城市表現突出。譬如，根據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中國幸福婚姻家庭調查報告——2015年十城市抽樣調查》，全國平均結婚年齡26歲，但根據統計，2012年，江蘇人平均初婚年齡為29.6歲，2015年為32.4歲，到了2017年，則為34.2歲，其中女性34.3歲，男性34.1歲。可以說，在大中小城市，年輕人“三十而婚”極為普遍，在這種婚姻狀況的約束下，新家庭的低生育現象可想而知。

而且，現階段不同背景下國人的生育模式有趨同的特點，就是趨向“被動性晚婚晚育”“選擇性獨生優生”的模式，同質性增強，差別性縮小。如果說2016年前，所見多是政策性、強制性的獨生子女；那么2016年之后，意愿性亦是被動選擇的獨生子女就顯著增加了。2013年11月出臺的“單獨二孩”政策和2016年1月實施的“全面二孩”政策普遍遇冷，就是重要的信號，許多適齡年輕夫婦想生二孩而根本不敢生，“只生一個就夠了”已成為主流主導的生育文化。

“不育”可謂是當代中國青年“恐育”心理的一個極端表現。“丁克”（Double income but no kids）一族有一些是不想生，有一部分人可能因為各種原因想生卻生不了，由此催生了“代孕”等現象。“代孕”處于灰色地帶，有市場需求，但倫理上顯然不可取，將生育產業化、子宮市場化和生母工具化，會破壞正常的人倫關系、兩性關系和社會秩序。概言之，不要希望什么都可以通過市場來解決問題，市場會走偏、會失靈、會事與愿違。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需要堅實的倫理基礎，需要道德人文的指引。

“恐育”現象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現在有不少年輕人恐婚恐育，甚至有中國“單身社會”到來的說法。日本已經進入“低欲望社會”，低生育社會是低欲望社會的一個反映。“生育恐懼癥”是因房價、消費高漲，不少年輕人當上了“房奴”“車奴”，年齡漸長，生兒育女日益成為困擾“80后”“90后”生活方式的共性話題。現在已婚年輕人生活壓力大，“孩奴”又成了一個讓新生代父母普遍發愁的事情，看到現在生養孩子需要承擔巨大花銷、巨大責任和巨大壓力后，心理上普遍患有“生育恐懼癥”。

生育率的下降是發達世界的一個必然趨勢。從經濟學角度看，生育成本—孩子效用的比較可以提供經典的解釋。從社會學角度看，則比較復雜，從生育文化、代際關系、生育責任等方面可以給出詮釋。

首先，生育是有成本的。社會轉型導致生養成本急劇升高、“壓力山大”，讓年輕夫婦望而卻步。隨著生育理性的覺醒和高漲，中國人的生育早已經進入成本約束型的階段。生育直接的撫育成本（如生活成本、教育成本）容易被人們直觀感知，生育間接的撫養成本，如時間付出等生命成本、精力和疲憊等健康成本、操心等心理成本、喪失個人自由和成就機會等間接成本紛至沓來，也讓不少追求生命質量和生活質量的年輕人產生了“恐育”心理。

其實，多數年輕人不是不想結婚生育，而是因為城市生活成本太高，無奈中選擇晚婚晚育。年輕人結婚年齡普遍推后，極晚婚現象擠壓了“婚內生育空間”，結果必然是極晚育和極少生。年齡在35歲以上的高齡孕婦所占比例逐年攀升。顯然，高房價抑制了生育意愿，生育焦慮指數非常之高，“房奴”“孩奴”成為事實，有人測算過從孩子出生到成家需要數百萬之巨，高房價、高生養成本已經如此普遍，很少有家庭可以擺脫高成本約束的生養模式。雖然理想子女數平均接近2，但條件生育率卻不到1，高房價、高撫育成本和缺乏帶孩子的人手及不確定的巨大機會成本，都成了很多家庭想生而不敢生的障礙因素。

這表面看是人口問題，實際上是社會問題。人口再生產的成本飆升打擊了絕大多數家庭生育的積極性。中國社會的轉型已然形成了超低生育文化，印證了“發展是最好的避孕”這樣的命題。時至今日，沒有國家和社會的幫助，大多數家庭難以走出只生一個乃至于不生不育的被動選擇的低生育困境。如果說獨生子女家庭是風險家庭，獨生子女人口占主體的社會必然是一個風險社會。因此，通過鼓勵生育來提振生育率是重建人口的重大歷史前提。

其次，在客觀上，生育也可能是沒有收益甚至是負收益的。生育得不償失的觀念日漸普遍。從積極的愿景和正收益來看，生育的結果——孩子，是有預期效用（如養兒防老）和即期效用（如天倫之樂）的。傳統的生育文化具有工具性價值，即積谷防饑、養兒防老，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家庭規模的小型化、家庭結構的核心化以及人口流遷背景下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以養老為主要驅動力的生育文化依然保持著自己的價值，但實際作用已被嚴重削弱。

目前，多元混合的社會化養老比較適合傳統家庭養老功能漸漸弱化的中國，其主體應該是社區居家養老（主要面向生活可以自理的老人），打造“沒有圍墻的養老院”，以及包括安養、養護和臨終關懷在內的機構養老，重點是發展需要長期照料的帶有一定福利補貼的護理型養老機構（主要面對失能甚至失智的老人）。空巢老人可以選擇獨居養老，但需要社區養老服務的支持，也可以嘗試和子女近距離居住，或者抱團養老，或者選擇養老院，等等。

最后，計劃生育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它重塑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生育觀念。長達幾十年的計劃生育傳播了現代“少生快富”“少生優育”“少生幸福”的生育理念。但錯誤的地方是在于將“獨生”理解為“少生”，甚至當作是“少生”的理想狀態。須知，一旦形成內生性生育率，生育率就會低迷不振。例如，深陷低生育泥潭的日、韓、西歐等國家在鼓勵生育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收效甚微。原因是多方面的，也不盡相同，主要原因恐怕是生育意愿低迷、生育機會成本太高、生育效用降低、生育缺乏熱情之故。

取消生育限制的時機早已成熟。理由是早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的生育意愿就已經達到較低水平，平均低于更替水平。如果取消生育限制，可能帶來生育限制時代出生者與生育自主時代出生者的代際矛盾，但有可能創造社會的和諧與契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人口結構。取消生育限制對極高收入群體和極低收入群體可能都有影響，前者是不懼生育成本預期約束，后者是不知生育成本看不見的約束。在生育率持續低迷階段，取消生育限制的利要遠遠大于弊。取消生育限制，估計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當下的人口結構問題，僅僅是“亡羊補牢”而已，區別在于100只羊到底跑丟了多少只羊，“剩余羊”就是“機遇期”。

綜上所述，為維護和促進我國人口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遏制人口少子化態勢，必須改變人口與生育的負向觀念。國家需降低年輕家庭的生養負擔，從各個方面促進生養成本的社會化，保護生育能力，提高生育熱情，打造生育—兒童—老人—家庭四友好的社會新時代。

（作者為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

【參考文獻】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統計局網站，2020年2月28日。

責編/趙橙涔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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