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國內的、國際的“來來往往”，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新的高度

——重啟經濟的重點是重啟“來來往往”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主要來自于一些重大事件，最突出的兩個事件，一個是美國政府發起的中美貿易摩擦，第二個是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給人類帶來的公共衛生危機。這兩個重大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機制各不相同，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當人類的來來往往、互聯互通、全球化已經達到有史以來一個非常高水平的時候，當中國和世界各國人民高度依賴來來往往時，發生了突發的沖擊：一個是通過強加的高關稅，讓各國貿易流量大幅度下降。一個是病毒的危害導致人群大規模隔離，國和國、城市和城市、地區和地區的正常來往受到阻礙。

這兩個事件，其實從反面教育我們，“來來往往”非常重要，因為它一旦受到挫折，會帶來經濟流量難以想象的下降，會對經濟增長、普通人的生活帶來非常巨大的沖擊。因此，我們在應對這場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危機時，應該高度重視，在重啟經濟過程中，把重點放在重啟“來來往往”，重啟“互聯互通”，因為“互聯互通”對經濟的增長有決定性的意義。

“來來往往”實現財富的生產，實現真金白銀的收入

如今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企業，任何一個家庭，不可能關起門來實現財富的生產，實現真金白銀的收入。任何財富的生產活動都要和他人來往，和其他地區、其他國家來往。

可以說，當代的財富是在來來往往當中生產的。在來來往往的過程節點上，通過這些節點不斷向外部輻射，然后構成了一種連接。

今天財富和經濟的生產過程，和古代、和早期人類有很大差異。這個道理在于，在來來往往當中，分工才能達到更高水平；不同地方的人、不同地方的企業，才能擇專而精，選擇生產它最有效率的東西，然后用所生產的東西，去和其他各方交換生產資料。

這就是來來往往的經濟，這也是我們所有的經濟政策、經濟行為當中要高度重視來來往往的根源。

一個地方的政府當然要為本地人民服務，但是仔細觀察各個地方的人民，要提高收入，要從事精神文明生產和物質文明生產，就一定要和其他地區來往。所以，今天任何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政府，不僅要為人民、為因為疫情隔離起來的人民的物質增長和精神需求服務，也要為本國人民和其他國家人民的來往服務，要確保互聯互通，確保來來往往，不斷提高來來往往的水平。

“來來往往”要打大算盤，主動向更遠地方開放，提供更多服務

在來來往往當中都要打算盤，個人和個人，家庭和家庭，企業和企業，地方和地方，都要打算盤。算盤打得最好的是打大算盤。

什么是大算盤呢？從經驗來看，就是主動給其他地區、其他人提供服務，提供得越多，算盤打得越大，收入水平就越高。

2019年，上海的金融交易總額達到了1933萬億，我們一年的GDP接近100萬億，而上海一年的金融成交量就有1933萬億。這肯定不只是給上海人、上海企業提供的金融服務，上海人、上海企業也絕對沒有這么大的胃口。反過來，更重要的是，這1933萬億的金融交易總額，不僅僅是上海人民、上海企業的儲蓄，這個資金來源于全國各地、方方面面，部分來自于境外。

增加“來來往往”的層次、頻率、多樣性

中心城市、核心城市、增長極，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給別人提供的東西多。曼哈頓城只有60平方公里，可是我國的企業阿里要跑到紐約去上市。因為紐約能給出非常大的資金量，當然這個資金量不是紐約人的儲蓄，是吸收了全球的資金。這個經濟規律就是，你給別人的東西越多，資源就越往這個地方匯集。

現在沒有一個地方不提招商引資，但是要想好招來干什么。招商引資不是招來了關起門來為自己服務，而是提供最好的條件，讓企業可以為更廣大的地區、更廣大的市場來提供服務，最好是為全球服務。一個地區的產品服務能夠提供給更廣大的客戶、更廣闊的市場，這個地區就越發達，越可能成為網絡節點當中的出類拔萃者。

我們有很多規劃上的用語：城市圈、經濟帶、一體化，比如長三角一體化。“長三角一體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絕不是說，要把長三角這幾個省、市的人搬到一起住，也不是要構造另一個城市圈，另外一個層級或經濟圈、經濟帶，根本就在于增加城市之間的來來往往的層次、頻率、多樣性。

高水平“來來往往”的實質是市場本位的全球化

當然，僅僅長三角地區高水平的來來往往，還不夠，還要有更大發展。現在特朗普政府這么一折騰，國內國際都對全球化產生很重的陰影，全球化還能不能繼續、還能不能重回過去的水平或是超過這個水平？有很多不同看法。

我的觀點是，全球化從來都是兩個層次：一個是國別之間的全球化；一個是市場本位的全球化。

去年5月我訪問華為，華為給我的信息非常清晰，是美國政府的少數人在遏制華為，不是美國在遏制華為，尤其不是美國的企業和產業界在遏制華為。你是它的大客戶，它為什么要遏制你？它的芯片賣給你，它才能賺錢。遏制華為，是少部分人為了追求政治利益、短期的選戰利益，或是意識形態、國家戰略的考慮，才設置的障礙。

美國的產業界和企業界不是這么想問題的。去年5月他們給的信號是，華為供貨商的律師和華為的律師一起來研究怎么越過美國商務部設置的障礙，他們這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怎么會心甘情愿地聽憑關稅漲到讓生意中斷呢？中國的企業也是一樣的，不會因為美國總統宣布漲了25%的稅，或者漲了75%的稅，就老老實實交稅或者干脆不做這個生意了。

浙江臺州一家公司，我從2005年追蹤觀察到現在。它是做塑料產品的，給世界最大的快餐公司提供刀叉和吸管類塑料制品。長期的商業經驗證明，吸管從中國生產，再運到美國去很不劃算，所以他們在賓夕法尼亞州設了一個廠，招了65個美國工人。去年11月份，他們在墨西哥又開了個廠。美國對中國的產品收高關稅，但美墨之間是有低關稅協定的。中國公司可以到墨西哥邊境去生產，然后運到美國市場。他們在印度尼西亞也設了一個廠，因為快餐配套產品全世界都需要。

美國有那么多跨國公司，中國為什么不可以有相應多的跨國公司？中國公司只適合在中國作戰、不適合在全球布局嗎？我們除了為中國人民、中國客戶服務，不可以拿我們的好產品和服務為全球消費者、為全球客戶服務嗎？

還有一個企業，我聽到在疫情之中，它的機器制造設備——工作母機，出口到德國。要知道，德國是號稱“工作母機之家”的國家。疫情期間他們派了工程師到德國去做服務。這跟當年華為在很多發生戰爭的地方鋪基站的故事是一樣的。這是這個時代真正優秀的企業家的戰略選擇，證明中國企業可以全球作戰、全球布局。

這個世界很大，不僅僅只有一個美國，而且美國也不僅僅只有美國政府，還包括美國的人民、美國的消費者、美國的企業，所有這些，中國企業都應該盡收眼底。所有這一切，都昭示著在應對這次前所未有的困難當中，我們要把國內的、國際的“來來往往”，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新的高度。

（作者為北大博雅資深教授、北大國發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