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應分享共同的利益，也要尊重不同的文明

魯迅先生在《這也是生活》中寫道：“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在電力媒介把全人類重新卷入到地球村的當下，這一表述成為我們眼前的現實。這不僅僅是因為媒介高度發達使得我們猶如身臨其境地見證著世界每一個角落的欣喜與苦難、希翼與恐懼，更因為此時此刻，我們比起先人更能深切地體會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僅是對未來的期許，更是當下責無旁貸的義務。

數字化技術使得時空邊界被無限拓展，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經由媒介可以共處同一場域，實現互相交流、彼此溝通；曾經被地理隔絕的人們，借助技術可以彼此傾聽、互相傾訴。然而，傳播技術的高度發展并未自然地帶出這幅全人類和諧交往的圖景，我們看到的媒介景觀是：每個人都在自說自話、不同利益群體各自為營，不同國家各自為陣，民粹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正在席卷全球，眾生喧嘩中我們似乎遠離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

在技術拓展時空的當下需要重審目標、重思行動。在麥克盧漢看來，隨著口語媒介、文字和電子技術的不斷發展演進，人的感知能力經歷了“完整—分裂—重新完整”的階段，與此相對應的是人類社會也經歷了“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變化。在電子媒介的影響下，人們重新回到了部落化的感官同步時代，個體的能動性被不斷釋放出來，人們的知覺、感覺、信任和情感等作用強勢回歸。由此共同命運之上的有機團結，既要求公開和透明，也要求基于情感和理解的認同方式的轉變。

當下的全球化是一個多方利益博弈的過程，以往固定的渠道和模式被打破，多元主體加入其中，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成為常態，這要求不同主體要有足夠的耐心與定力，要有不斷平衡和校準的能力，做到審時度勢，擇機而動。我們要在提出問題的基礎上解決問題，在動態平衡和適應中把握戰略發展的時空關系，進行制度創新，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現實的基礎。

共同體的團結是在互動中得以實現的。所謂社會互動是“由傳播和行為構成。傳播可以被視為一種行動的形式：通過傳播，人們不僅交換信息，也通過例如承諾、確認、拒絕、決定等相互影響，并進而影響彼此之間的相互關系”。如何使彼此之間相互影響產生效能正是對外傳播的核心任務。對外傳播要落到實際，需要在動態生成中相互尊重和理解，既強調主體與對象的親密有距，也能潛于對象的情感心理，觀察和領悟對外傳播中的微小差異與隔閡，牢記真正的命運共同體，既分享共同的利益，也尊重不同的文明。

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閾下，對外傳播是同異共生的，這意味著尊重與包容差異成為對外傳播的主要特征

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經濟的全球化并不能代替或者磨滅掉種族、宗教和文化的全球化。倒不如說，正是由于多樣化的文明才可能孕育出全球化的繁榮”。任何一個共同體的存在和發展都有其內在的聯系和邏輯，不存在優劣好壞的絕對標準。宗教、族裔、語言、傳統等文化特性仍是連接人類的重要紐帶，強烈的民族認同和共同依存的意識，使得不同族群存在著內在凝聚力，其精神遺產無論外部世界如何變遷、技術如何發達都依然發揮著無處不在的作用。

多樣化需要使對外傳播回到具體事件與日常生活。“全球性的思維和地方性的行動”這一20世紀60年代被提出的革命性口號，在當下仍然值得不斷重申，它是對當前人類聯系交往日益密切卻更彰顯出自我選擇的多元性和復雜性這一境況的最好概括。差異性和復雜性正是全球化的底層邏輯，不同的價值觀念和風俗習慣并沒有隨著全球化而消失，反而呈現出多樣化的形態和繁榮，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由此，對外傳播應該在每一個具體的細節、案例、故事當中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與繁榮，突出不同主體的共同利益。承擔共同“命運”首要解決的一定是共同生存的問題。自利則生、利他則久。當前，貿易保護主義興起，全球產業轉移的背景下，需要通過利益共享推動中國與其他國家、地區的合作。

“重新部落化”正是社會分化的具體呈現，這是因為“互聯網絡全球性傳播不僅僅塑造全球化，還推動了更大程度上的個體化與社會分化，這誠如小群體對互動媒介使用情形所示”。對外傳播意味著將我們的倡議、看法、觀點、意圖傳達給不斷圈層化的“部落”，這時必然會遭遇與中國國情不同的當地法律、制度、風俗、文化等的抵抗。這不僅是政治制度和經濟水平等權力的博弈，更是不同語言、情感、信仰的交鋒，其間隱藏著更多的交流風險和不確定性，也更加凸顯出基于尊重和認同基礎上的理解和共享的重要性，在傳播中摒棄宏大敘事，經由具體而微的溝通交流，展現共商、共建與共享的理念。

“命運共同體”視閾下的對外傳播，要在尊重的基礎上達成彼此的認同，致力于促成不同國家與民族之間的團結協作

在全球經濟整體下行的當下，中國能為世界發展提供的不僅是市場與產品，更是五千年中華文明孕育的現實發展的智慧。此種智慧強調包容與開放思想，強調不同社會主體在交往合作時中懸置自我，擺脫自我中心主義和獨斷論的束縛，將不同的情感、意志、信念等都納入到對彼此的感知和了解中，在構建全過程命運共同體中注重利益共享、責任共擔，在具體現實中指向對事物本質的直覺把握，在尊重的基礎上達成彼此的認同，不斷滿足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傳播技術的極大發展，未能自然地為我們帶來一幅全人類“袒露心扉、暢所欲言、溝通無界”的美好圖景，反而使各族群、民族、國家間的種種差異放大，隨之而來的是偏狹、排擠、刻板印象的加劇。面對此種景象，每一個對外傳播的主體都需重新審視與反思對外傳播實踐，追問尊重差異多元的對外傳播如何具體實現。

當前，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非洲的傳播是我國對外傳播工作重點之一。中國以何種姿態與這些國家展開對話，交往合作考驗著我們的智慧。正在日益崛起的中國在對外傳播中塑造何種形象，事關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我們扮演何種角色。我們曾經批評西方世界的“話語霸權”，反對“西方中心主義”，不滿以西方標準裁剪中國現實。那么當下，當中國作為話語的主導方，應把共同的利益追求視為我們處理好此種關系的有力突破點，在不損害自身利益前提下，充分為他者的利益實現搭建平臺，在攜手合作中實現對外傳播的目的，不重蹈西方覆轍。

“重新部落化”中，人們的感覺、知覺、情感等被喚醒，凸顯出個體與自我的重要性，也彰顯出日常生活和普通事件的重要性。經驗的分享，需要基于講故事人與聽故事人之間的共鳴與共情。經濟已日漸繁榮的我們需要對所謂貧窮、落后國家和地區的生活狀態與行為方式進行反思。任何一篇報道、影像背后都站著鮮活的個體，他們彼此擁有不同的生命經歷與體驗，會編織成各具特色的情感、理性和智慧。對外傳播效果的最終達成，需要突破曾經的宏大敘事和信息敘事，轉向故事敘事和生命敘事，在微小敘事中挖掘新聞背后他者的生命智慧，挖掘普通事件的重要意義。從這一角度出發，媒介敘事不僅要重視個體的行動與改變，還要注意到感覺、情感以及情緒的重要作用，在實時和動態過程中審時度勢，抓住時機；在注重傳播效果的同時，也看重傳播過程，在認知與行動中，共同促成不同國家與民族之間的團結協作。

由此，構建全過程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視閾的對外傳播，其目的不是將我們逐漸變成了“一致”，而是在參差多樣中實現不同族群、國家、地區間的多樣發展，恰如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上合組織峰會上提出的，“提倡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觀，踐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秉持開放、通融、互利、共贏的合作觀，樹立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這應該是關于構建全過程“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能期待與實現的最好圖景。

（作者為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仁增卓瑪對此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群團組織增強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的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8AZZ012）階段性成果】

原文責編/孫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