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類滿懷信心又充滿困惑地站在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路口，親歷著數字技術快速發展帶來的全球化“地球村”，見證著想象共同體宏大敘事的紛紛消散，國與國、地區與地區間合作伴隨著誤解，交流充斥著偏見，人們急切地想要了解他者而又憂思重重。此景凸顯了我國長期以來奉行的規范國際關系與交流合作中強調的“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全要素動態調適與平衡的意義。這五項原則的動態調適與平衡在具體而微的交流與對話中得以交鋒、沖突與實現，這也正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全過程民主”思維框架下提出全過程“命運共同體”的時代背景。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在當下變得愈發迫切與緊要，社會團結正在傳媒學者麥克盧漢提出的“重新部落化”中不斷綿延伸展，交流對話中的矛盾與沖突直指人心，語言承載著傳播主體的“姿態”，媒介敘事中的微小敘事成為交流與對話的基礎，在對雙方差異化的相互尊重中，感覺、情感、認知等傳播在關系解構與重構中的價值與意義越發顯現，對外傳播在矛盾沖突中加深的是交流的廣度與深度，更需要在更復雜、更難以理解的場景中增進相互的包容與理解。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將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價值共同體等要素納入全生命周期的實現過程

在古希臘，“命運”一詞被認為是一種主宰一切的神秘力量，這種力量既外在于現實世界但也決定了現實世界。對于這神秘力量的探討始終貫穿著古典哲學的幾乎全部經典作品。從柏拉圖的“守護神”到柏格森、懷特海強調的“生命意向性”“創造的沖動”等，都指向“命運”這一琢磨不定的神秘存在。叔本華在其《論命運》中也說：“所有上面這些稱謂和說法，都是對我們正在考察的問題借助寓言、形象表達出來的看法，總的說來，除非運用寓言和比喻的方法，否則，我們無法理解最深刻、最隱秘的真理。”人類把許多偶然性的事情都歸于“命運”，正是在先哲思想的引領下，事物發展的偶然性在命運的時空綿延中有了生命生生不息的必然性理據。

中國古代哲學中關于“命運”的討論，大多是通過“天人合一”表達出來的。北宋呂蒙正曾在《命運賦》里指出，“人道我貴，非我之能也，此乃時也、運也、命也”。命運在中國哲學中既指先天所賦的本性，又指人生各階段的窮通變化，“命”是與生俱來，但“運”則是隨著時空轉換而有所不同。

“共同體”一詞與“命運”一樣，同樣古老，而對“共同體”的追求與向往也深深地鐫刻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每一階段中。亞里士多德認為，人們對善的共同追求使人們獲得了相應的利益，而國家本身是一個具有道德性的共同體，是“必要之善”。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體與社會》一書中將共同體從社會的概念中分離出來，用以表示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礎上，緊密聯系、具有排他性的社會聯系或共同生活方式。在他看來，“共同體”主要是以血緣、感情和倫理團結為紐帶自然生長起來的。齊格蒙特·鮑曼也總結了共同體的特點。他認為，首先，共同體是一個“溫馨”的地方，它就像是一個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風避雨；它又像是一個壁爐，在嚴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們的手。其次，在共同體中，我們能夠互相依靠對方。但“令人遺憾的是，‘共同體’意味著的并不是一種我們可以獲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種我們將熱切希望棲息、希望重新擁有的世界”。從以上對命運和共同體的闡述中，我們知道命運共同體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人類始終在追求著的溫馨之所。

2019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長寧區虹橋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區治理和服務情況時強調，“我們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全過程”意味著多維度、全要素同時動態推進與生成，而不偏向單一維度、單一要素。這要求我們在構建命運共同體時，需要涵蓋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價值共同體等全生命周期的實現過程。在全過程“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不同國家、地區會以自身的歷史、語言、文化、形象、形式、形態等呈現出來，在交流對話中應以行動的達成取代空洞的口號，以具深的人心抵抗無處不在的風險，以全過程抵達共在與共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以“人心與共識”對抗“時—空”分離中的脫域風險，不斷提升自我認知與行動能力

隨著數字化技術推動的全球化進程不斷向前推進，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聯系和交往的紐帶突破了傳統的血緣和地域，多樣化的聯結使得“地球村”日益成為現實。面對此景，人類似乎又可以再次出發，探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道路。安東尼·吉登斯提出“脫域的共同體”的概念，他認為，“現代性的一個特點是遠距離發生的事件和行為不斷影響我們的生活，這種影響正日益加劇。這就是我所說的脫域，即從生活形式內‘抽出’，通過時空重組，并重構其原來的情境”。當前，在技術與媒介的雙重作用下，“時—空”愈加分離，長久以來所形成的社會生活與組織模式都產生了劇烈的變革，不知不覺中解構與重構著人們的觀念、思維，并由此帶來社會關系以及組織、法律制度的變遷。

吉登斯將“時—空”分離作為現代性發展的動力機制之一，其關懷依然是社會生活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時間與空間的分離，導致在場與不在場邊界的消失，從傳播學角度而言，傳播系統由傾向封閉走向多元開放，傳者與受者的角色也可轉化與互換。隨著數字化技術的發展，“時—空”分離中的脫域愈來愈與解域、結域和再解域連接在一起，具體場域在新媒介賦權下處于不斷脫域、結域與解域的系統結構中，最為重要的是打破傳統的權力結構，直接或間接挑戰著象征標志與專家系統，信任越來越建構在人心之上。

建構在“人心與共識”上的信任成為風險社會的安全閥。信任的達成，更多需要個體間不斷地溝通與對話，在每一次交往實踐中，實現有效傳播。傳統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是外部風險，但隨著后工業社會的到來，“人化的風險”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風險，人為的不確定性帶來一系列的風險、危險和副作用，需要人們建立起“雙向合作風險治理模式”。一方面，在政府、企業、媒體、社區和非贏利組織之間構建共同合作治理風險的網絡聯系和信任關系，建立起資源、信息交流與互補的內部平臺；另一方面，風險的全球化也呼吁各國政府突破國界，構筑共同治理風險的國際網絡和國際間的信任機制，共同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全球性風險。

風險預示著一個尚未發生、需要避免的未來。人的力量在風險社會中日益凸顯，個體成為應對風險社會的安全性策略之一。中國的國家形象和中國企業在外發展的輿論環境是由每一個中國公民在外的形象、語言和行動共同組成，也是在具體溝通交流中不斷生成的。這既提醒中國在外公民要尊重和理解當地的文化、傳統和身份認同，主動溝通交流，在了解與理解中實現有機團結；也提醒在外的以企業為主的不同的組織在重視資本、資源、人力等看得見的要素同時，關注貧富差距、利益分配、宗教文化等看不見因素的影響，重視當地民眾的參與感和滿足感，降低溝通風險，為中國在外發展提供良好的民間環境，將信任的達成真正落實到“人心與共識”上。共同抵抗風險，筑牢團結的基石，從脫域走向結域，以開放的心態應對各種變化，在理解和接受各種結域的同時，不斷提升自我的認知與行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