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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疫”說理】網絡思政課如何幫助學生去偽存真

戰役說理配圖

作者:蘭宜生 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全國高校已經歷了兩個多月的網課實踐,如何利用網絡教學的長處和特點,提高課程思政的效果值得思考。新冠疫情的全球傳播引發了民眾的高度關注,各種現象引發大學生的議論思考,這正是我們引導學生理性觀察、深入思考社會經濟問題的良機。網絡為我們獲取信息提供了便利條件,同時網上也有許多不準確的信息甚至謠言,如何幫助學生去偽存真、去粗取精,需要教師提高思辨分析能力,以承擔起指導學生的責任。

家與國的關系,個人與集體的關系

歐美西方文化中,個人中心主義始終占據主導地位,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被視作天經地義,按照西方經濟學的所謂“理性人”概念,人性自私是基本假設條件,每個人行為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是獲得個人利益,否則是非理性行為,也不是市場經濟中的正常行為。中華文化中則有一種家國情懷,強調為國家民族利益的奉獻精神,舍小家為大家是歷代中華志士仁人的追求和表現。從古代岳飛、文天祥到現代楊靖宇、趙一曼,這些民族英雄為我們樹立了舍己為國的典范。

新冠疫情發生后,全國各地4萬多醫護工作者冒險逆行,千里馳援湖北武漢,在多數民眾呆在家中,因為社區可能出現一兩個疑似病例而擔心憂慮的時候,這些勇敢的醫生護士(其中不少“80后”、“90后”青年)卻迎著重癥患者沖上去,與病魔賽跑,為搶救患者生命、遏制疫情傳播,不惜冒著個人生命危險,承擔著巨大的工作壓力,挽救了成千上萬的患者生命,使疫情迅速得到控制,為億萬中國家庭贏得了安全和健康。這種舍己為人的精神,是我們從每天的新聞中可以感受到的,也可以讓大學生得到一次生動的愛國主義、舍己為人的崇高奉獻精神教育。

崇尚自由與遵守紀律的關系

經過兩個月左右時間,新冠肺炎疫情就在中國得到基本控制,這與中國政府果斷采取封城停業等措施有關,也與廣大民眾對政府高度支持信任、嚴格遵守居家限行規定有關。正因為全國民眾和企業令行禁止的紀律性,才有國內迄今只發生8萬多確診病例的較小代價。與此形成對比,新冠疫情在歐美等地蔓延以來,關于政府與民眾在疫情防范方面的矛盾屢屢見諸媒體,在全球疫情最嚴重的美國(迄今確診病例已達134萬),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和民眾經常發生一些相互矛盾的訴求,要經濟增長還是要居民健康?要疫情防控還是要行動自由?各種觀點尖銳對立,爭執不休。一些州甚至出現群眾集會抗議州政府限制出行的防疫措施,要求個人行動自由,這種示威行動還得到總統的支持。在一些政客頭腦里,很顯然贏得選票是第一位的,民眾健康及生命問題只能退居次位。

自由理念對青年人很有吸引力,須知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自由(就和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平等一樣),我們只能在社會法規良俗允許的合理范圍內保持個人自由,而不能要求無視社會公德、無視他人安危的絕對自由。在嚴重傳染病防治這種社會重大危機面前,每個人都只能有一定限度的自由,大家應自覺遵守政府部門的限制隔離規定,才能夠盡快控制疫病傳播,早日恢復全體民眾的行動自由。

自由與守紀是平等的兩個概念,沒有優劣之分,如同計劃與市場都是經濟運行的管理手段,沒有優劣之分。鄧小平同志說過,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計劃和市場就是兩種手段。對計劃經濟嗤之以鼻的美國,照樣有高速公路發展規劃以及后來的信息高速公路規劃NGI等,沒有這些長期國家規劃,也不會有美國發達的基礎設施條件,包括現在搞的4G、5G網絡。對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要理性分析看待,同樣,對自由和紀律的態度也要理性客觀。對自由的追求不是無限制的,守紀律和愛自由是現代青年應該同時具備的兩項思想品質。

中國的制度優勢和理念優勢

新冠疫情發生后,黨中央迅速派孫春蘭同志率領中央指導組到湖北武漢疫情前線指導防疫救治工作,年已70歲的孫春蘭同志率隊在湖北一線辛苦奔忙整整三個月,直到武漢住院新冠病人徹底清零才離鄂返京,展現了共產黨領導干部身先士卒、不顧個人安危的履職奉獻精神。各級政府和社區工作者,為了阻斷疫情傳播,日夜堅守在基層疫情防治第一線,每天加班加點工作,不怕危險,不辭辛勞,不計報酬。全國各省市按照中央一盤棋的統一部署,一省幫一市或一省幫幾市,迅速調派醫護人員馳援湖北,在本地防疫壓力很大的情況下,派出呼吸、傳染、重癥救治等方面的優秀醫護人員幫助疫情更為嚴重的湖北同胞。這種一方有難、八方馳援的理念和作法,是西方國家難以理解、更無法學習復制的。

中國政府的高效治理能力在這次疫情防治中得到充分展現,既能夠迅速動員和依靠全國民眾,得到廣大民眾的信任、擁護和支持,又能夠及時調撥各地醫療力量和資源,集中力量打贏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為實現全國抗疫的勝利奠定堅實基礎。同時,政府各級部門的協同工作能力和扎實工作作風也是這次防疫工作迅速有效完成的重要條件。反觀某些西方大國,雖然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醫療系統和豐富醫護資源,也有充足的預警準備時間,但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各有打算,各行其是,許多政客不是以疫情防治為中心,而是以撈取政治資本為最終目的,維護個人形象、轉嫁責任成為其首要考慮,出臺的政策往往相互矛盾,相互牽制,疫情防范措施猶豫遲緩,造成疫情大范圍傳播和生命財產損失。

通過新冠疫情這塊試金石,可以讓全國民眾(包括三千萬在校大學生)清楚看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應對重大突發社會事件的明顯優勢,也能看到中國領導人面對重大災害的責任擔當和處置能力。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和中國政府多次在國際場合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呼吁各國團結協作抗擊疫情,為全球民眾的生命健康和全球經濟的復蘇共同作出努力。在國內疫情剛得到基本控制,仍面臨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壓力下,中國政府就向其他疫情國家伸出援手,派出醫療專家小組提供疫情防控專業咨詢指導,向幾十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醫療物資幫助,體現了中國的人道主義精神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而少數西方國家堅持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拒絕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無理攻擊指責其他國家,表現出霸道的大國沙文主義思想,受到許多國家民眾和國際組織的譴責。

嚴重的新冠肺炎疫情讓各國政府面臨百年不遇的大考,也把各國治理理念及治理能力的高低測試得一清二楚。正如世界衛生組織一位專家在記者招待會上感慨所言:如果我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肺炎,我希望在中國得到救治。疫情無國界,人類同命運。我們要擴大國際合作,團結全球最廣大的國家民眾,支持WHO等國際組織的協調努力,早日戰勝疫情,實現地球村70多億村民的健康安全,恢復全球經濟增長,共創大同世界。

此次新冠疫情也提醒我們注重全民體育鍛煉和開展全國公共衛生健康運動。國民體質和健康文明生活理念是一個國家重要的綜合國力和軟實力。習近平總書記講青年學生要“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守公德,當然是指各種社會公德規章的遵行,包括良好社會風俗的維護。大學生作為文化程度較高的社會群體,可以通過自己的文明行為影響親友及他人,熱愛體育運動,不做“宅男”、“宅女”,增強身體素質,德智體全面發展。做文明青年人,不抽煙,不酗酒,禮貌待人,主動制止不文明行為,如隨地吐痰、亂扔垃圾、濫食野生動物等,這類不良習慣會逐步得到糾正。陶行知先生當年曾稱贊推崇“小先生”的作用,如果現今3000多萬在校大學生積極遵守并維護社會公德,可以發揮“反向家教”的作用,影響上億直系親屬家人,對于整個中國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的改善會有重大作用。

[責任編輯:王卓怡]
標簽: 網絡思政課   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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