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持續發展理論的誕生，引發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又一次觀念大碰撞。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的視角去考察，處理好科技創新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都是一項復雜的巨系統工程，不僅牽涉到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等自然和社會因素的方方面面，更是一個考驗理念和制度優勢的深度話題。以可持續發展思想為基礎，以“可持續科技創新”價值準則為依據，建立“可持續科技創新”評價體系，是將未來的科技創新統一于可持續發展理想目標的路徑選擇。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  科技創新  發展理念

【中圖分類號】X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2.002

進入2020年僅僅3天，美國使用無人機在伊拉克炸死伊朗特戰旅高官事件便令全球震驚！國際媒體當日評論稱，索萊馬尼的死加劇了伊朗和美國之間本已高度緊張的沖突局勢，并引發了對伊朗軍隊可能實施報復的擔憂。受這一消息的影響，國際油價1月3日亞洲早盤交易時段飆升近4%，英國布倫特原油飆升3.98%，美國原油飆升3.87%……一件以高技術手段為依托的軍事事件，影響的已經不僅僅是全球軍事力量的較量，波及到全球政治格局、經濟走勢的變化，像推倒了多米諾骨牌，引發了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短短幾天內，人們對科技創新與進步的認識，迅速集中到無限制使用高技術可能帶來的戰爭模式、政治格局、經濟走向、價值底線、國家尊嚴等問題的討論。

自意大利文藝復興以來的幾百年間，歷經兩次科學革命（近代物理學革命、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革命）和三次技術革命（蒸汽機和機械革命、電力和運輸革命、電子和信息革命），人類社會進入智能網絡信息時代，科技創新和進步早已突破了“術”的拘囿，引發科技范式、人類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甚至生存方式的變化和變遷。智能網絡信息技術的強大影響力，使這一變化再次升級，在科學真理發現與指引下的技術創新和進步，真正成為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同時，由于它帶來的無法預估的風險，也成為人類擔憂和懼怕的最大風險源，遠遠超出了傳統自然風險的威懾以及人們已有的應對經驗和能力。人類是否能夠持續發展、永續發展，再次成為熱議話題。

可持續發展理論的誕生：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次歷史性轉變

可持續發展理論的誕生，引發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又一次觀念大碰撞。中國共產黨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自覺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治國理政的總體布局，提出建立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將人類社會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上升到新的高度，將可持續發展理論與實踐提升到新的境界。

任何理論的建立，都不是沒有因由的。現代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產生與建立，開始于人類經受了慘痛教訓之后的反思。可持續發展思想的醞釀和提出，被稱之為世界發展史上一次劃時代的事件，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次歷史性轉變，也是人類生產、消費及思維方式的重大變革，受到全世界的極大關注。

中華文明中的可持續發展觀念源遠流長，從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討論“天人關系”問題，《周易》提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天命論”始終占統治地位，先哲們把“天命”奉為萬物的主宰。孔子主張“尊天命”“畏天命”，認為天命是不可抵抗的。老子主張“自然無為”，認為人在自然和社會面前是無能為力的。孟子主張“天人合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王充主張天道自然無為，在《論衡》中說，“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隨行而應人”。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講：“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天人關系”的爭論貫穿于整個中國哲學史。

可持續發展思想不僅體現在中國古代的哲學爭論中，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古代的社會生產、生活實踐當中。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保護正在懷孕的鳥獸魚鱉以利“永續利用”的思想和封山育林定期開禁的法令。孔子主張“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春秋時在齊國為相的管仲，從發展經濟、富國強兵的目標出發，十分注意保護山林川澤及其生物資源，反對過度采伐。他說：“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為天下王。”荀子也把自然資源的保護視作治國安邦之策，特別注重遵從生態學的季節規律（時令），重視自然資源的持續保存和永續利用。1975年，在湖北云夢睡虎地11號秦墓中發掘出1100多枚竹簡，其中的田律寫道：“春二月，毋敢伐樹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取生荔，毋毒魚鱉，置阱罔，到七月而縱之。”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環境法律之一，清晰地體現了可持續發展思想。“與天地相參”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生態意識的目標和理想。

當代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產生，源于人們對使用高新技術帶來的生態環境污染、退化與失衡的反思，突出了表達了人們對濫用科技成果的憂思。當代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形成，源于剛剛過去的20世紀。最近一個多世紀以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進步與繁榮，給整個世界的科技進步注入了強大活力。20世紀60～70年代，人類了解自然、改造自然、駕馭自然的能力得到空前提高。當人類陶醉于所取得的勝利時，卻突然發現自己已經陷入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困境之中，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呈現財政赤字、通貨膨脹、高失業率……發展中國家由于人口爆炸引起人口、生態環境和貧困之間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嚴重地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枯竭，給世界經濟發展蒙上了陰影。環境污染對人類生存造成的危害，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如1976年7月意大利的維索化學污染，1979年3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三里島核電站泄漏，1986年4月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漏等惡性事件。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可持續發展理念萌芽并被接受和傳播，形成理論體系及不同流派。同時，以追求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平衡發展的全球性組織創建和行動計劃的提出此起彼伏。1983年11月，聯合國成立了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ECD），由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G·H·Brundland）擔任主席。委員會有22位代表，其中14位來自發展中國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馬世駿教授為委員之一。1987年，該委員會把經過4年研究、論證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提交聯合國大會，對可持續發展提出這樣的定義：可持續發展是在“滿足當代人的需要的同時，不損害人類后代滿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鮮明地表達了兩個基本觀點：一是人類要發展，尤其是窮人要發展；二是發展要有限度，不能危及后代人的發展。《我們共同的未來》將可持續發展概念從生態環境范圍擴大到社會范圍，提出消滅貧困，限制人口，政府立法和公眾參與等社會治理問題。

世界范圍內的可持續發展計劃《21世紀議程》于1992年6月3日至14日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通過，成為21世紀全球范圍內聯合國組織，各國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獨立團體等各類發展機構，在人類活動對環境產生影響的各個方面采取綜合治理的行動藍圖。中國于1994年3月25日通過了《中國21世紀議程》，成為率先實施這一國際性可持續發展行動計劃的國家，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的決心和行動。

中國共產黨從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到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再到建設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對可持續發展理論和實踐作出了重大發展和突出貢獻。在維護和堅持全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大目標上，中國始終態度鮮明、行動積極，不斷地在實踐中更新和提升理念，探索和創新理論。黨的十八大站在歷史和全局的戰略高度，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個方面，對推進新時代“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作了全面部署，生態文明建設首次作為黨治國理政的戰略目標被提出和確立。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胸襟博大，2013年進一步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倡議積極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和人類命運的責任共同體，將可持續發展理念提升到新的高度和境界，內涵和外延都更加豐富開闊。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生態文明建設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向全黨提出要求：一是要推進綠色發展；二是要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三是要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四是要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所有這些思想、倡議、布局和自我要求，都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待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命運的大是大非問題上的勇氣、自覺和擔當，彰顯了中國作為文明古國和人口大國的氣度、胸懷和遠見。

為了將這些對中華民族、對世界人民未來共同利益和命運產生重大影響的思想、倡議、布局真正落實到位，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視角完整地提出建立、健全相關制度體系的時間表、路線圖和具體要求，把包括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的五大領域的制度體系建設作為中國全面實現小康社會之后新的發展目標，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全人類的共同發展、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保證。

生態文明建設不等于生態建設，也不等同于可持續發展，三者相互聯系，但各自有不同的內涵和外延。自黨的十七大第一次將“建設生態文明”寫入報告，到黨的十八大報告將生態文明建設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一起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由“四位一體”向“五位一體”的轉變，作為科學理論和實踐成果，這一轉變，沿著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態文明的思路和現實選擇，逐步構成了中國共產黨比較完整的治國理政的理念體系和價值體系，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更體現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這是對可持續發展思想和理論作出的重大提升和深化，是對人類文明發展史的重大貢獻，遠遠突破了可持續發展理論早期在對科技創新和進步帶來的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和退化進行反思后提出的限制甚至遏制科技創新與進步的認識局限性，為處理好科技創新和可持續發展關系，使二者最大限度地統一于滿足人類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根本目的上，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現實選擇、行動方案和著力點。以建設完善的制度體系和提升制度執行能力保證生態文明建設的成效與成功，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優勢所在，將再次為世界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制度與模式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