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現代社會，資本權力和技術權力構成了和平時期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重要力量。資本權力和技術權力的重要來源，在于其所構筑的各種系統、平臺、網絡，這些平臺和網絡構成了當代民眾日常生活的基本場域，并在不知不覺間對這些系統、平臺和網絡產生依賴。資本和技術的權力由此得到彰顯。無論是為了追逐利益還是話語權，資本在其權力的擴張中，必然需要借助傳播的力量來確保其道義合法性和輿論安全。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時代，雖然資本和技術的力量早已超越主權國家范疇，形成了一種類似民族國家的超級共同體，但代表一國公權力的政治權力，常常成為資本和技術權力合法化和可持續發展所必須依附和仰仗的終極力量。事實上，現代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已經顯示出高度的政治、資本、技術、傳媒權力既交相融合又有所競合的景觀。
【關鍵詞】權力 資本權力 技術權力 消費社會 傳播 政治權力 技治主義
【中圖分類號】N0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2.101
權力，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影響力，影響他人認知、心態、行為乃至人生際遇和生活質量的能力。與社會科學中諸多其他概念——如幸福、優秀——類似，權力這個概念，宜從其影響力的實然層面去理解和看待，而不宜從其影響力的或然層面去論說。有些與權力相關的因素，比如職務，可能會帶來影響力，但其本質上仍只是一種或然或可能性。在或然與實然之間，橫亙著某些其他條件，決定著諸如職務這樣的東西，是否能夠最終轉化為現實的影響力。比如一個君主，如果本身既德不配位，又沒有治國之才，則雖然名義上是九五之尊，但未必一定能威加海內，為臣民所敬畏。皇朝的實際統治權可能旁落在權臣乃至宦官手中。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所以，職位并不是權力的充分保證，它只提供了擁有某種權力的一種理論上或名義上的可能性，能否轉換為實際的權力，中間的操作空間和想象空間都很大。這正如名校畢業生未必個個優秀；而高富帥、白富美的人生也并不總是幸福美滿一樣。話雖如此，在現今社會，某種形式的職位，尤其是為體制所承認的官階級別，仍是諸多權力的合法載體，為各種利益集團所爭奪和覬覦。中國向來有“名正言順”以及“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說，從正反兩方面，說明名分和職位對于權力的合法性、有效性有多重要。自由、民主、法治是現代社會普遍認可的價值觀念。在這樣的觀念和價值體系下，各種法律、規范以及由這些法規所賦予的各種職位，就構成了推動或維持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組織運行的基本權力體系，這其中最顯著、最基本、最重要的權力體系，就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官僚體系，其行使的政治權力或公權力，是確保一個國家和社會有秩序地穩定運行的基礎。中國是一個具有深厚官本位文化的國家，所謂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描述的人生終極成功或志向，總會歸結到公權力維度上所能達到的高度。對于普通人，則典型地反映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和“學而優則仕”兩相結合的人生價值取向和上升軌跡上。公權力，一方面由于其天然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同時也由于有國家機器強制力量的加持，因此是影響民眾日常生活最顯而易見的一類權力。換言之，政治權力是一種看得見的顯性的權力。除此之外，在我們看似自由自在、完全自主進行的日常生活中，其實還無時不存在其他看不見的權力之網。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有資本的權力和技術的權力對我們各種日常言行的潛在框定、引導和形塑。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這種源自技術和資本的權力對我們日常生活的規定性，正變得無遠弗屆、無孔不入、與日俱增。不僅如此，由于資本天然的逐利性，而先進科技又是競爭力的最重要利器，因此，在全球開放市場條件下，資本和技術具有天然的親和性，因此日益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和顯性的政治權力并行不悖甚至更為直接的制約力和引導力，影響著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乃至其所思所想。
本文將首先初步探討當今信息傳播環境下資本和技術共同引發的權力的“游戲”，然后把資本權力、技術權力與政治權力結合起來，討論當代社會的運行特點。
資本權力的伸張
馬克思認為，資本是資本主義社會一種支配性的權力。[1]它不僅是一種支配勞動的經濟權力，也是一種影響消費乃至社會組織運行的力量，因而也是一種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2]如果說資本的力量本質上代表了市場的力量，那么，馬克思關于資本作為一種支配性權力的論述，同樣也適用于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階段的中國。事實上，資本權力的觸角已經悄無聲息地延伸到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正成為現代人無可逃避的枷鎖。[3]
資本因為其逐利本性，必然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這種收益最大化常常意味著對市場份額的追求，因為通過占有最大可能的市場份額或市場主導權，特定市場主體如某家企業就能實現對市場具有事實上的定價權，從而確保利潤獲取的主動權。而爭奪市場份額的時候，規模效應是贏得競爭優勢的常用策略，因此競爭對手間常常通過競爭性補貼的方式來打壓對手，由此，競爭在很多時候變成一種資本實力的比拼。競爭帶來更加質優價廉的服務和產品，因此在各路資本逐鹿市場空間的階段，消費者常常是樂見其成、坐享漁利的，并在不知不覺中，把特定資本所熱捧的產品和服務整合（incorporate）進其日常生活中，形成一定程度的消費偏好甚至依賴。但隨著行業洗牌的結束或市場格局的逐漸穩定，一家獨大或幾家主導企業策略性聯盟局面一旦形成，資本常常就悄無聲息地“撕下其溫情脈脈的面紗”，露出其猙獰或傲慢的一面，開始對消費者利益進行“韭菜收割”般的擠壓。這種猙獰或傲慢有時是通過“任性”改變其產品定價或服務的方式，如在消費者即將使用有關服務的關鍵時刻，通過設定“服務使用許多協議”等“城下之盟”性質的條款簽訂環節，來迫使消費者對其某些霸道服務條款進行“認可”或接受；有時則直接體現在其不容分說的定價調升或店大欺客式的對用戶意見和需求反饋的漠視上。這種利用優勢市場地位或利用資本和消費者之間力量的不對等所行使的資本權力，多少有點強權性質。
事實上，資本權力的行使，很多時候還通過對民眾消費習慣和偏好“潤物細無聲”般的引導實現。隨著我國整體，尤其是城市民眾漸次邁入小康社會，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同時進入了鮑德里亞所謂的消費社會階段。消費社會理論認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看似個人化、自主性的消費需求和行為，其實是被建構和制造出來的，本質上具有社會性和文化性。人們通過消費與他人和世界建立關系，由此，消費常常不僅是源于商品和服務的實際使用價值，很大程度上還在于有關商品、服務所承載的文化和符號價值。在我們逐漸邁入小康發展階段的今天，消費行為越來越成為民眾的一種自我表達的實踐。無論是其個人的消費選擇和生活方式，還是對其他人消費的關注和評價，都反映或彰顯著消費主體的社會身份和個人生活品味乃至內在心理結構。[4]
資本如何影響、引導乃至決定消費？
首先，在消費社會，消費本身包含著對商品或服務所蘊含的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符號價值或象征價值等效用的綜合考慮，只不過在具體的消費中，消費者賦予使用價值或符號價值的相對重要性并不相同。馬克思將消費分為生產性消費和非生產性消費，并認為資本正是通過對人們消費的刺激和控制，從而以一種隱蔽的方式控制了人們的日常生活，[5]特別是引導人們對商品符號價值的關注和考慮，很大程度上，這需要通過媒體對社會和生活時尚的制造和引領來實現。這個過程本質上是媒介對人的認知和價值觀念的涵化（cultivation）。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媒體概念已經不囿于傳統的大眾媒體，它也包括一切能夠影響人們消費觀念的交流和分享平臺，如各種社交媒體、購物平臺在內的數據媒體或平臺媒體。[6]資本逐利的第一步，從根本上而言，必然以激發甚至制造消費需求開始；而在消費社會，“物的消費過程，首先必須轉變為符號的生產與傳播過程”，[7]即通過媒介平臺上的符號消費和人際互動，形成對特定商品和服務的“消費意象”，才能切實觸發用戶的消費意愿和行為。而平臺上的內容或符號的生產和消費，以及社交關系的建立和擴展，很多時候是平臺通過基于算法的個性化推送、推薦來推動、引導和落實的。雖然在當今各種社會化媒體平臺上，用戶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內容消費者，而是成為平臺內容的產消者（prosumer），但個體相比于平臺，從內容產出和消費的比例而言，畢竟還是以消費為主。
其次，平臺在利用其資本力量對用戶的需求進行制造和引導時，常常借助最先進的信息傳播技術進行無縫介入。平臺作為縱覽全局的內容和社交關系“莊家”，能夠輕松通過算法推薦在用戶的內容消費和社會網絡建構中嵌入符合平臺利益和資本意志的價值觀念和時尚取向。平臺掌握了大量用戶個人身份信息和消費偏好數據，有時甚至會在未經用戶真正認可的情況下，將這些數據作為其所掌握或擁有的“數據資產”，用于其商業交易或協作中，與第三方進行共享，換取相關資源和利益。例如，用戶在一個購物網站關注或購買某一物品后，常常會發現其隨后的新聞閱讀和社交網絡內容，都會有大量此前所購物品相關的推廣信息，這大多源自平臺間背后對用戶使用偏好信息的策略性“協作共享”。另外一些平臺，則直接利用其所掌握的信息推送分發權，通過對有關“黑箱”算法的設置，使得用戶的有關信息需求搜索，被優先有選擇性地導向平臺自己的關聯產品或服務中，而不是從用戶需求出發，向他們推薦最相關或最優服務。顯然，作為已經具有公共品屬性的平臺，這樣的做法已經實質性損害了信息公平原則和平臺所擔負的社會責任，可以看作是一種資本和技術權力的濫用。而這也引發了公眾對于資本權力過度膨脹帶來的企業社會責任缺失和商業倫理問題的關切。
值得一提的是，資本的逐利本性，決定了其對可持續發展的極端重視。這一方面體現在其利用商業利潤進行再生產的投入上，另一方面，也體現在其為營造有利于自己生存和發展的輿論文化環境而所作的各種努力，包括一些看似無關、實則屬于其長遠布局的一些投入和行為。在中國高度重視以關系為核心的社會資本的傳統政商文化下，資本尋求安全和擴張，一需要結成戰略聯盟，二需要在社會上塑造良好的形象，同時在政治上積極尋找代言人，或直接間接參與國家重大內外政商決策。此外，教育的價值，從古至今一直受到推崇和肯定，師承關系天然地自帶道義光環，成為某種共同理念和價值觀主張的絕佳載體。在當代中國的政治環境下，盡管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商會組織，但這類組織終究不及校友這層身份具有的天然的親和力和歸屬感。正因如此，杏壇教室從來都是言傳身教的布道之“道場”。有遠見和雄心的政治家和企業家，不少都會通過投資或創辦大學，特別是創辦面向特定精英群體的特殊學校，來吸收、培育、整合志同道合者，作為其宏圖霸業或傳播價值和主義的基石。在現代中國歷史上，最成功和最有影響力的此類學校，無疑是黃埔軍校，它成為其校長蔣介石此后幾十年統領國民黨軍政大權的最重要基石。而始自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也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高級干部。在我國當代，創辦非盈利性的精英大學，也成為商業領袖進行資本長遠布局的選項之一。例如，由柳傳志、馬云、馮侖、錢穎一等9名企業家和學者于2015年在杭州西湖浴鵠灣共同創辦的湖畔大學，馬云出任首任校長。事實上，湖畔大學的名稱源于阿里巴巴創業所在地杭州湖畔花園小區。學員入學條件是創業3年以上，團隊超過30人。這所大學顯然從一開始，就深深烙上了阿里巴巴及其創始人馬云的印記。按照馬云的說法，湖畔大學不是培養企業家如何創業，而是希望讓企業能夠活得更長。企業經營從來不只是在商言商，還需要對政治和國際國內大局的敏銳把握和利用。一個商業智慧高超的企業家，一定也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治大國如烹小鮮！政商之間，無論是權力的本質還是權力的游戲規則，既有諸多相通之處，本質上也需要相互倚靠。
資本權力視閾下的傳媒
在曼紐爾·卡斯特爾看來，傳播即權力，是政治權力和其他權力運作的核心，因為權力的實踐總是建立在對信息和傳播的控制之上。控制了信息和傳播，就能控制人們的思想和行為。[8]在現代社會，媒體構建了我們賴以認識真實世界（real reality）的符號現實（symbolic reality），后者是我們頭腦中的感知現實（perceived reality）的認識基礎。如前所述，資本對民眾消費意愿的激發和引導，正是通過其所掌控的平臺上的符號產品的生產和傳播來實現的。而媒體通過對政府行為和績效的報道，也可以影響公眾頭腦中的政治世界和政治圖景。[9]
在當今網絡傳播時代，資本作為一種權力，其運作和實施尤其需要通過對傳播資源的策略性部署和調動來實現。如前所述，特定資本所掌控的各種平臺，一旦壯大到成為一種準公共品，必然引發公眾、媒體和政府的高度關注，對其產生超越其作為普通商家的更高的社會期待。由此，資本在壯大過程中，出于自身安全需要，特別是尋求輿論話語權的考慮，直接或間接介入或掌控一些傳媒業，也就在情理之中。
福柯認為，媒體權力并不體現在壓抑或管控內容，它的權力在于對現實的刻畫和定義，即生產現實，[10]所謂話語即權力。資本介入媒體，固然不排除受傳媒業本身所蘊含的商機的吸引，例如，有關研究表明，在外資實際控制的傳媒平臺和集團中，資本邏輯已經凌駕于媒體邏輯之上，[11]這顯示資本投資媒體板塊，逐利仍然是其重要的訴求。但另一方面，不少新興資本集團在其商業版圖中對傳媒業的布局，的確也是出于其掌控輿論話語權的戰略考慮，本質上是試圖參與對民眾內容消費中所“體驗”的符號現實的定義、解釋和說明，從而確保其長遠的、根本的利益。一些資本集團通過收購原本具有一定公共空間屬性的傳媒或新媒體網絡平臺，也就同時掌握了對平臺上輿論空間的控制和影響，以及時尚潮流和價值觀的引導或形塑。
也許正是出于這樣的雙重考慮，近年來，外資投資我國的互聯網產業的重點，轉向了具有良好市場影響力與發展潛力的新興媒體，包括搜索引擎、門戶網站和各種社會化媒體平臺。[12]而一些大型互聯網公司也不斷強化新媒體渠道的投資布局，通過渠道優勢強勢進入內容產業，或者憑借雄厚的資本實力策略性吸納、并購傳統傳媒品牌資源，重塑著我國的主流媒體組成格局——如果主流可以用人們內容消費時的高依賴程度來定義的話。百度、阿里、騰訊都實質上構建了各自的傳媒版圖。這些大資本巨頭的傳媒板塊不僅是其整體商業布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在根本上，讓其對從價值觀到時尚潮流的定義和引領，有了更大的權力。
黃楚新和彭韻佳在其有關資本滲透對媒體權力偏向的研究中[13]介紹了一個資本對新浪微博輿論進行“操控”的案例。2016年7月初，趙薇投資的一部電影因為啟用支持臺獨的演員戴立忍而引發公憤。7月6日，共青團中央官方微博梳理事件過程的貼子被刪，而多名微博用戶也聲稱因為批評戴立忍臺獨言行而被刪帖或封號，但作為事件重要相關方的“趙薇”卻從未上過熱搜榜，使得公眾意識到平臺有選擇性的刪帖行為背后或有資本意志在幕后運作。這也讓一度對以新浪微博為代表的新媒體在補充“傳統新聞傳媒的復雜與被遮蔽的新聞”[14]方面寄予厚望的公眾意識到，在政治權力對媒體平臺的顯性管控之外，是資本對媒體內容和輿論的干預和操控——即來自資本更為任性和隱蔽的“絕妙的審查”。[15]根據有關統計，從2013年到2015年，阿里投資或控制了包括第一財經、新浪微博、華數傳媒、優酷土豆、21世紀傳媒、虎嗅網、華誼兄弟、光線傳媒、財經天下、無解、36氪、四川日報等在內的多家媒體。[16]仍以新聞微博與資本的關系為例。據觀察，“在阿里未收購微博之前，吐槽甚至否定阿里的言論在微博經常被曝出。而當微博被阿里收入麾下后，類似的言論陸續縮減，至今微博里已鮮見針對阿里的文章”。[17]微博里鮮見針對阿里的文章，也許有多種原因，但阿里系資本收購微博，作為可能的關鍵原因之一，至少提供了一種合理的歸因假設。
2015年12月11日，阿里巴巴與南華早報集團達成協議，以2.66億美元價格收購《南華早報》及其旗下媒體資產。關于阿里為何收購《南華早報》，有分析提到此前馬云雖然登上《福布斯》雜志封面，但雜志用的標題是《建在假貨上的千億帝國》（His $200 Billion Empire Is Built Atop A Mountain of Fakes）。阿里巴巴雖然在美國上市，但面對英文世界對阿里巴巴的負面輿論，特別是西方媒體帶著意識形態有色眼鏡看中國企業，卻缺乏有力的發聲渠道進行申辯和公關。收購國外媒體阻力重重，綜合權衡之下，阿里選擇收購《南華早報》這家在大中華地區有良好口碑和公信力的百年英文報紙。對此，阿里巴巴集團執行副主席蔡崇信也親口闡述，“即使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依舊有人不了解中國，不了解阿里巴巴。收購《南華早報》，是為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更了解中國，也就會讓人更了解阿里巴巴”。[18]
蔡崇信的這段話，恰是卡斯特爾所謂的“傳播即權力”的生動注腳。從某種意義上，傳媒賦予資本與公眾輿論乃至政府進行權力博弈甚至議價的能力和資本。盡管阿里在收購《南華早報》后反復強調，將繼續保持報紙一貫的“編輯獨立”，但顯然，所有權易手所帶來的編輯方針和內容生產實踐的微妙變化，是很難完全跳脫資本意志的印記的。
現代性視閾下的技術霸權
除了資本權力，技術是現代社會另外一種重要的隱性權力之源。布魯諾·拉圖爾認為，“在現代社會，絕大多數新興權力是來自科學，不論是什么樣的科學，而不是來自于經典的政治過程。”顯然，這里的科學也包括技術。[19]
就本質而言，技術的發展過程就是人類按照自己的需要對外部世界進行解蔽、去魅和干預的過程。現代社會正是以技術對我們生活的全方位嵌入和支配為特點的。我們已經很大程度上生活在海德格爾所謂的技術的“座架”中。[20]在當今移動互聯時代，以互聯網為核心的信息基礎設施，典型地體現了其對人們生活的這種規定性或底層座架意義：互聯網業已成為我們社會運行的基本操作系統，成為我們社會這個準“有機體”的神經網絡。
技術在社會中的這種基礎性作用，造成了當代生活對技術的高度依賴性，而這種依賴性或依附性，正是技術權力的源泉。也正因如此，技術天然存在著被濫用的可能性。雖然大部分技術產生于特定的條件和功能預設中，但其發展卻可以有無限衍生創新和演變、再組合的可能，因為很多技術產品和應用系統，本身就是以高度集成性、整合性為特點的，使得不同的技術對不同的人們意味著不同的賦能機會，或者說，不同的用戶對看似同樣的技術可以有截然不同的使用，從而對其生活帶來不同的影響。無論是知識溝（knowledge gap）還是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描述的都是新興媒介技術的普及和使用給不同的人帶來的不同后果。這也正是芬伯格所謂的“技術的偏見”，或者說是“一種形式平等下的權力壓制”：技術在大多數情況下總是會更有利于某一部分人。[21]換言之，對不同的人，特定技術的賦能效果或賦能潛力是不一樣的，從而具有潛在改變和打破既有權力體系和結構平衡的潛力。
新技術這種打破既有權力體系和平衡結構的可能性，究竟最終達到什么樣的程度，取決于一系列因素，本質上是各個利益相關方的爭霸過程。以互聯網為例，從上世紀90年代美國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開始，人們一方面意識到這種技術可能具有極大地賦權那些因為地理、教育水平、身體缺陷乃至性格缺陷而在社會上處于相對邊緣的人的潛力，但另一方面，信息富有者（information haves）和信息貧窮者（information have-nots）在利用新技術的機會和能力方面的可能差異，也讓人們對數字鴻溝的加劇保持警覺，[22]因為媒介技術的演變史一再表明，“技術在客觀上顯示出了日益強大的固化統治的力量”。[23]事實上，源自大眾傳媒時代的“知識溝”研究所發現的強者恒強甚至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在數字媒體時代和移動互聯時代仍在起作用，盡管同時也在上演著一幕幕借助新技術創新所提供的機會橫空出世的互聯網草根英雄故事。無論哪一種情形，本質上都彰顯著技術的權力或威力。
哈貝馬斯認為：“作為新的意識形態的技術的統治，依靠的是技術的成果對個人需求的滿足而獲得的。”[24]換言之，技術對人的統治，以及這種統治的合法性，是以其對人們各種需求的滿足的方式來實現的，正如一個政黨的執政合法性，很大程度來源于其治下經濟的增長和人民生活的持續改善一樣。這正是現今各種社會化媒體以及觸手可及的購物、社交、娛樂平臺實現或行使其權力——即控制和影響人們的能力的基礎。日常生活對技術帶來的便捷性和效率依賴有多大，技術對人們的控制力或權力就有多大。權力來源于依附，這典型地反映在近年來算法權力的興起這一現象上。
我們認為，算法本質上是某種政策或規則的一種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由于某種特定的算法必然是眾多可能的選擇方案之中的某一種——從算法中對所考慮因素的選擇，到賦予這些影響因素不同的權重，以及各類因素的組合函數的構建，甚至算法所采納的數據原料的來源范圍和處理方式的設定，都會對實現某一目標的算法帶來變數。因此，算法本質上也天然地嵌入了算法設計者的價值觀，并且這種代碼化的規則直接構成了海德格爾所謂作為我們各種具體生活場景和對現實感受的底層技術“座架”。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 Lessig）在其著名的《代碼：塑造網絡空間的法律》（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一書中，借用威廉·米切爾（William Mitchell）的話說，代碼就是網絡空間的法律。[25]關于算法或代碼所蘊含的價值觀，萊斯格在十多年前早已經作了清晰的論述：“代碼不僅為自由主義或自由意志的理想呈現出最大的希望，也為其帶來了最大的威脅。我們可以構筑或編制網絡空間，使之保護我們最基本的價值理念；我們也可以構筑或編制網絡空間，使這些價值理念喪失殆盡。這里沒有中間立場，這里沒有一種選擇不包含某種建造行為。”[26]換言之，在網絡空間，算法不僅是法律，還無可選擇地代表著特定的價值觀。
2018年初，“今日頭條”創始人張一鳴一句“算法沒有價值觀”，把近年來強勢崛起的以算法推薦、分發內容為特色和賣點的“今日頭條”推上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央視點名、廣電約談、產品下架、總裁道歉。[27]技術的價值中立與傾向性問題引發社會和民眾的關注，甚至一度出現要求算法公開的呼聲。
2019年5月，《人民日報》連續發文，抨擊互聯網技術霸凌現象，包括瀏覽器主頁劫持、手機App過度索取權限等。[28]所謂瀏覽器主頁劫持，是指用戶設置的主頁網址在用戶不知情時，被強行篡改為其他網址的現象。從性質上言，這是有關網絡技術平臺和服務商利用技術手段對互聯網用戶個人權利和意志的踐踏。強行篡改用戶的瀏覽器主頁，實際上是一種巧取豪奪式的流量劫持行為，會給普通用戶的上網體驗和整體互聯網生態帶來非常負面的影響。而用戶在下載和安裝App時也常常會被要求授予諸多權限，使得App可以收集大量用戶的個人信息。在對40多萬款App進行調查后，有關研究發現，目前App的各類權限接近40個，大部分權限并非App實現功能所必需，App過度索取權限現象非常突出。[29]甚至不少App推出的最重要隱蔽目的，就是掌握和獲取其目標用戶的各種個人和網絡使用信息。這正是前述卡斯特爾有關“權力的實施必然需要借助對信息的控制”之論斷的現實注解。
哈佛商學院教授肖沙娜·朱伯夫（Shoshana Zuboff）在其2019年1月出版的《監視資本主義時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書中，提出了“監視資本主義”這個值得我們關注和反思的概念。她對以Google和Facebook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利用其開發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平臺收集、監控用戶數據，預測并調整其服務提供，以改善用戶體驗，增加使用粘性等現象進行了深度分析，認為用戶數據的獲取和分析正成為這些大型科技公司重新構筑其權力體系的核心資源和利器，直接體現了技術的工具主義這一意識形態。整本書中，她都在譴責這些大科技公司的濫權行為。至于對策，她則呼吁建立一種全新的“信息文明”。[30]面對社交媒體權力的擴張，有學者通過對Facebookistan一詞的考察，反思社交媒體國家化的趨勢，認為社交媒體正根據自己的理念定義人類的聯結方式，“通過對人類活動的不斷滲透構建類似于傳統民族國家的共同體”。[31]簡言之，從某種意義上，各大社交媒體平臺成了某種超越傳統主權國家范疇的“網絡空間中的王國”，而活躍在其上的用戶則無可避免地受到平臺各種算法對其言行的潛在規制。
值得指出的是，這里所謂的技術，不僅是科學技術，現代法律和金融涉及到的復雜的專業知識和操作技能，常常超出普通人的認知和判斷范圍，因此，專家對于普通人而言，同樣存在著技術霸權。
在法國阿爾斯通前高管皮耶魯齊所寫的《美國陷阱》一書中，作者指出，美國司法部針對國內外企業的反腐敗起訴的勝率高達98.5%。在作者皮耶魯齊自己的案件中，美國檢察官搜集了其14年來的所有郵件記錄，以及通過各種手段獲得的錄音音頻，各種物證高達150萬件，專業律師全部分析完需要3年，花費達到幾百萬美元。由于一旦敗訴，所有費用都將由被告承擔，所以面對檢方的咄咄逼人，美國90%的此類被告都會放棄申辯直接認罪。盡管美國法律規定，在聯邦一級的犯罪案件中，需要經過大陪審團批準，檢察官才能起訴，從理論上講，這的確能夠最大限度阻止不正當起訴。但實際上，所謂大陪審團是由隨機抽取的市民組成的團體，通常有16～23人，都不是法律專業人士，因此，他們面對專業的檢察官遞交的各種海量證據，其實缺乏分辨的技術和質疑的能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大陪審團通常會同意檢察官起訴。美國司法部的調查數據顯示，2010年呈交到大陪審團的162351起案件中，只有11起被大陪審團否決，概率不足萬分之一。[32]從某種意義上，大部分民眾在享受看起來給他們的生活帶來極大便利的各種平臺服務和商業、銀行服務時，其簽下的用戶許可協議，基本上也是類似的情形，即面對長達幾頁、十幾頁條分縷析的各種技術性責任義務條款，大部分用戶并沒有能力——從而也沒有勇氣，去細究核實，常常只能糊里糊涂地簽下“城下之盟”。
當然，技術也能賦權普通民眾和網絡用戶。芬伯格認為，技術不僅可以成為統治者的權力，也可以用于被統治者反抗霸權。[33]但顯而易見，并且已經反復被近年來國內外圍繞社交媒體巨頭所受到的倫理拷問案例所證實的是，用戶無論作為個體還是整體，其所獲得的技術賦權，與新媒體平臺背后“網絡空間的法律”意義上的算法權力相比，是高度不對等的。當然，民眾的權利意識一旦覺醒，特別是借助于社交媒體平臺所提供的社會組織和動員能力，的確也能產生足以引發全社會關注的聲浪，對平臺技術霸權形成某種壓力乃至反制。但這種社會“聲討”或呼吁，常常只是社會對資本和技術結合后所形成的霸權的零星反擊。除非驚動一個國家的政治權力，否則是難以真正撼動資本和技術霸權對民眾日常生活的無形的“規制”的。
政治權力：制衡抑或合謀？
由于政治權力在社會中具有最終的合法性和強制力，所以政治權力作為一種公權力，理論上具有對資本權力和技術權力的制約力。
政治權力對技術權力和商業權力的這種制約性或干預能力，在最近中美經貿沖突中展露無遺。美國政府發動中美貿易戰背后真正的關鍵部分，其實是中美科技戰，即遏制中國高科技的快速崛起，試圖借助美國在核心技術上的優勢地位以及長期形成的美元霸權，通過“長臂管轄”[34]掌控全球高科技供應鏈，實施中美高科技“脫鉤”。而美國朝野之所以對遏制中國高科技崛起的必要性和緊迫感能達成相當高的共識，其實和美國高科技公司多年來圍繞中國市場，通過美國高科技行業組織和協會游說華盛頓政客施壓中國政府密不可分。[35]可見，即使在日益全球化的市場上，資本和科技表面上的“自由競爭”背后，動員政治權力適時進行有利于己方的強勢干預，終究是商業角逐的終極訴求手段。如果說政治本質上是一種平衡各方利益訴求的權力體系，戰爭——包括貿易戰和科技戰，則是政治的繼續。
2019年5月16日，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美國商務部將華為及其68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單。美國政府這一紙禁令，讓一大批跨國資本巨頭和高科技企業如AMD、ARM、Google、Intel和高通等以遵守“合規性”壓力為由而暫停與華為合作。盡管這種產業供應鏈上的切割讓這些企業也不得不承擔高昂的代價，但這都敵不過以國家利益為名所發出的“法令”的威權。不僅如此，當今世界上在電子、電氣、計算機、通訊和自動化工程技術研究領域最著名、規模最大的跨國性學術組織國際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也在第一時間通過“合規性”聲明對此作出反應，在內部郵件中要求其旗下部分期刊禁止華為員工擔任編輯和審稿工作。這件事引爆了整個學術圈關于“科學有無國界”的關注和討論。盡管此前一些舉足輕重的行業標準組織，如微電子行業領導標準機構JEDEC（固態技術協會）、主導存儲卡標準的SDA（SD協會），以及制定無線技術標準的Wi-Fi聯盟，都已經暫時限制了華為參與美國禁令所涵蓋的活動，但IEEE作為最大的跨國性學術組織也作出類似限制，還是震驚了全世界學術圈。盡管IEEE迅速向美國商務部提出要求，希望其就出口管制條例的IEEE出版活動的適用性作出說明，并在6月初最終確認所有IEEE會員都可繼續正常參與IEEE的全部活動，從而解除了對編輯和同行評審活動的限制，但顯然，這仍是在美國的行政權力許可的前提下的“解除”。IEEE在其聲明更新中特意強調，“IEEE認為科學和技術是全球性的活動”。但恰恰是從這件事中，全球的科學家和公眾都可以深刻的感受到，不僅科學家是有國界的，科學和技術及其組織也有國界，受到地緣政治和所屬主權國家政治或行政權力的制約和影響。從這個意義上，政治權力超越了資本權力和技術權力。
正因如此，資本權力擴張到一定階段，必然會要求與政治權力進行結合——例如通過各種直接的游說或制造社會輿論或共識，引起政治權力的關注，并最終得到政治權力的認可，通過諸如立法或修法這種制度化方式，或納入國家發展規劃等方式予以倡導或推廣，伸張自己的權力意志。不少商業或科技精英或其代理人，更有機會直接進入國家的各級政治權力機構任職，直接參與國家和社會發展游戲規則的制定，以此來保障其資本權力和技術權力的安全性和穩固性。當然在一個成熟的社會，代表國家和民眾利益的政治精英、公共知識分子和媒體，一定也會對資本力量在現代公共治理體系中的滲透保持警惕，維持國家和社會公權力體系的良性平衡。
至于政治權力對技術權力的收編或吸納，由于技術本身所帶來的效率和競爭力正成為現代政治權力合法性的重要基石，因此這種趨勢有其內在的動力，這也是現代社會深深打上技治主義（technocracy）痕跡的根本原因。特別是在大數據和云計算為基礎的當代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的背景下，技術治理（technocratic governance）[36]已然成為當代社會運行的根本性特征之一。囿于篇幅，本文不再贅述。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智能時代的信息價值觀引領研究”的成果，項目批準號：18ZDA307）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李小紅：《馬克思資本權力理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河南科技大學，2018年。
[3]王雪：《從“勞動邏輯”到“消費邏輯”——資本權力形成的理論邏輯闡釋》，《天府新論》，2019年第2期，第1～8頁。
[4]鄭紅娥：《消費社會理論反思與中國消費社會的建構》，《天津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第59～62頁。
[5]王雪：《從“勞動邏輯”到“消費邏輯”——資本權力形成的理論邏輯闡釋》，《天府新論》，2019年第2期，第1～8頁。
[6]金兼斌：《數據媒體與數字泥巴：大數據時代的新聞素養》，《新聞與寫作》，2016年第12期，第29～32頁。
[7]鄭紅娥：《消費社會理論反思與中國消費社會的建構》，《天津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第59～62頁。
[8]［美］曼紐爾·卡斯特爾：《網絡社會與傳播力》，《全球傳媒學刊》，2019年第6卷第2期，第72～89頁。
[9]張明新、劉偉：《互聯網的政治性使用與我國公眾的政治信任——一項經驗性研究》，《公共管理學報》，2014第1期，第90～103頁。
[10]黃楚新、彭韻佳：《透過資本看媒體權力化——境外資本集團對中國網絡新媒體的影響》，《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年第10期，第68～78頁。
[11]李希光：《資本邏輯主導下的新聞媒體發展困局》，《青年記者》，2015年7月。
[12][13]黃楚新、彭韻佳：《透過資本看媒體權力化——境外資本集團對中國網絡新媒體的影響》，《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年第10期，第68～78頁。
[14]袁靖華：《微博的理想與現實——兼論社交媒體建構公共空間的三大困擾因素》，《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5卷第6期，第20、20～25頁。
[15]胡翼青：《西方傳播學術史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75頁。
[16]夏守智：《資本注入對傳統媒體的影響——以阿里巴巴投資媒體為例》，《青年記者》，2016年12月，第100～101頁。
[17]藍瓊：《阿里瘋狂入股媒體背后：控制話語權》，ZOL新聞中心，2015年10月29日，http://news.zol.com.cn/548/5485731.html。
[18]雷蕾：《阿里巴巴收購〈南華早報〉圖的啥？今后如何發展？》，人民網，2015年12月16日，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5/1216/c40606-27934254.html。
[19]談克華：《權力視閾內的技術》，《自然辯證法研究》，2011年第27卷第2期，第26～31頁。
[20]郭芝葉、文成偉：《技術的三個內在倫理維度》，《自然辯證法研究》，2011年第27卷第5期，第41～45頁。
[21]談克華：《權力視閾內的技術》，《自然辯證法研究》，2011年第27卷第2期，第26～31頁。
[22]Jin, Jianbin, Meng, Fanxin, Chen, Anfan, Shi, Lin & Wang, Tao , "Mapping the evolutive trajectories of China's digital divide: A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 In Massimo Ragnedda & Bruce Mutsvairo (Eds), Digital Inclusio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18, pp. 75-94.
[23][24]談克華：《權力視閾內的技術》，《自然辯證法研究》，2011年第27卷第2期，第26～31頁。
[25][26]［美］勞倫斯·萊斯格：《代碼：塑造網絡空間的法律》，李旭、姜麗樓、王文英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7頁。
[27]韓維正：《算法也有價值觀》，人民網，2018年4月13日，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8/0413/c40606-29923224.html。
[28][29]喻思南、吳月輝、劉詩瑤、谷業凱、馮華、余建斌：《被劫持的不只是瀏覽器主頁——手機App過度索取權限何時休》，《人民日報》，2019年5月21日。
[30]［美］凱蒂·菲茨帕特里克：《監視資本主義的興起》，周孟瑤譯，見公眾號經略（微信ID：jingluewangkan）。
[31]師文、陳昌鳳：《新聞專業性、算法與權力、信息價值觀：2018年全球智能媒體研究綜述》，《全球傳媒學刊》，2019年第6卷第1期，第82～95頁。
[32]寧南山：《讀〈美國陷阱〉與華為案思考》，新浪財經，2019年5月27日，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19-05-27/doc-ihvhiews4820845.shtml。
[33]談克華：《權力視閾內的技術》，《自然辯證法研究》，2011年第27卷第2期，第26～31頁。
[34]所謂長臂管轄（Long Arm Jurisdiction），源自美國的一個法律用語，是指“當被告人的住所不在法院地州，但和該州有某種最低聯系，而且所提權力要求的產生已和這種聯系有關時，就該項權利要求而言，該州對于該被告人具有屬人管轄權，可以在州外對被告人發出傳票”，見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8%87%82%E7%AE%A1%E8%BE%96/21498484?fr=aladdin。
[35]方興東：《戰略覺醒和戰略形成——中美科技戰復盤小結》，博客中國：方興東觀察，2019年6月10日，http://fxd.blogchina.com/595351176.html。
[36]劉永謀、蘭立山：《大數據技術與技治主義》，《晉陽學刊》，2018年第2期，第75～80頁。
【作者簡介】金兼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中國科技新聞學會科技傳播研究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媒介使用和效果研究、科學傳播、傳播學理論與研究方法、編輯出版。主要著作有《科學傳播：爭議性科技的社會認知及其改變》《我國城市家庭的上網意向研究》等。
責 編／馬冰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