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極限施壓對中國管用嗎？

用極限施壓的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是美國一些人在國際談判中的伎倆，美其名曰“交易的藝術”。其主要特征是以多面進攻、漫天要價為手段，同時在跨領域的多議題上與對手博弈，然后回轉妥協，暗度陳倉，從而在核心利益上達成目標，靠強權維系霸權，靠霸凌訛詐擊垮對手。美國一些人覺得極限施壓威力無比，對中國也篤定“奏效”。

極限施壓真的靈驗嗎？美國政府在與一些弱小國家打交道中，肆意揮舞制裁“大棒”，依靠強大實力和極限施壓手段，將自己的利益訴求強加于他國。一些國家，或者因為綜合實力較弱，或者因為長期的依附關系，迫于美國強大的經濟政治壓力，在談判中不得不按照美方要求作妥協退讓，息事寧人，遂其心愿。這種情況多了，難免讓美國一些人形成一種思維定式，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會害怕極限施壓策略，必定會在其強大的高壓下屈服。

可惜，美國一些人判錯了形勢、找錯了對象、打錯了算盤。合作是有原則的，磋商是要平等、互利、誠信的，在重大原則上中國決不讓步。中國是日益強起來的大國，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美國一些人試圖以極限施壓的霸蠻辦法來強壓中國就范，注定徒勞無功。孤立中國的企圖都會反過來孤立自己，針對中國的極限施壓，必然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反感和強力反對。美國歷史上曾數次檢討過誰應為“失去中國”擔負責任。試問今日之美國某些人，你們擔負得起這樣的歷史責任嗎？

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是現代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但美國一些人采取的極限施壓策略，卻嚴重違背了這一基本準則，給世界貿易規則和國際秩序帶來極大的破壞。歷史經驗表明，試圖通過極限施壓手段達成協議，只會破壞雙方互信合作關系，錯失合作的歷史機遇。美國一些人對華采取極限施壓，不但無益于問題的解決，還將進一步損害各方利益。

極限施壓看似咄咄逼人，實則色厲內荏。美國所奉行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貿易霸凌主義，對其在國際和國內形成的不利影響越來越大，逐漸成為分化美國政治勢力的重要力量。極限施壓只會讓世界各國更加看清美國霸權主義的本質，使美國在國際社會中愈加孤立。

　　六、貿易保護能實現美國“制造業回流”嗎？

本屆美國政府上任伊始，提出了“買美國商品，雇美國工人”的施政原則，強調推動“制造業回流”。美國一些人“一手胡蘿卜，一手大棒”，對于來美國建廠的企業給予優惠政策，對于那些關閉美國工廠、去境外設廠的企業，就拿關稅做文章，逼迫企業回美國生產。這些貿易保護主義行徑，真能讓美國實現“制造業回流”嗎？

“制造業回流”能否實現，首先要看導致美國制造業外流的原因是什么。

從美國國內經濟看，其制造業外流是由美國經濟運行的規律決定的。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為實現最大限度盈利，美國的跨國公司把越來越多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它們通過產業轉移，降低成本、擴大市場、轉移污染，提高資本的獲利空間。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資本避開了利潤率較低的實體經濟部門，轉而投向金融領域，從事金融投機活動，導致美國經濟出現空心化和虛擬化。

從對外經濟看，美國的制造業外流是由國際經濟運行的規律決定的。在現有的國際經濟體系中，美元屬于世界貨幣，居于霸權地位，以此為基礎形成世界經濟的運行格局，其主要特點是：美國供應美元貨幣，其他國家特別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供應物質產品。美國大量進口，形成貿易逆差，其他國家大量出口，形成貿易順差。這就意味著，試圖通過美國制造業的回流減少貿易逆差，很可能會損害美元的霸權地位。事實上，2018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僅為11.4%，金融保險、房地產和租賃業占GDP的比重則為20.7%，去工業化和金融化的程度甚至比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更嚴重。可見，美國要實現制造業回流并不容易。

反映美國工業產品產量的工業生產指數表明，經過季節調整之后，無論是整個工業部門還是制造業部門，2019年前4個月基本處于負增長狀態，分別比2018年年末下降了1.3%和1.6%。而反映美國工業行業景氣程度的工業整體和制造業的產能利用率在2019年前4個月則分別為77.9%和75.7%，分別低于1972年至2018年平均值的79.8%和78.3%。因此，從整體上看，美國的制造業并沒有在貿易保護政策中重新繁榮。

制造業的全球分工是生產社會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延伸，是生產力發展的大勢所趨。這個趨勢盡管會受到某些國家的政策干擾，但絕不可能逆轉。美國現任政府寄希望于通過加征關稅、高筑貿易壁壘等手段制造經貿摩擦，以貼“賣國標簽”、威脅加稅等方式要求美資跨國公司回流美國，這種做法不會達到預期效果。美國制造業回不去不說，反而將嚴重破壞全球價值鏈，沖擊全球范圍資源配置，產生廣泛的負面溢出效應，降低全球經濟的運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