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粹主義是一種以“民眾精英對立”為核心的政治思潮與政治現象。目前，其內核在被鎖定，而其功效在被拓展之中。具有內涵核心“聚變”與外延功效“裂變”的民粹主義，對內政、外交的影響值得高度關注。美國民粹主義思潮與特朗普的民粹主義選舉戰略、民粹主義內政戰略相得益彰，但又相互制衡。美國民粹主義思潮以特朗普政府摒棄多邊主義、高舉經濟民族主義、重視雙邊模式等形式呈現出來。有鑒于此，中國應在地區公共產品建設、中美管控分歧等方面作出努力，緩解民粹主義思潮下美國對外政策帶來的壓力。
【關鍵詞】民粹主義思潮 特朗普政府 中美關系
【中圖分類號】D50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2.005
民粹主義（populism）興起于19世紀晚期，100多年來，民粹主義一直如幽靈般貫穿于世界政治進程之中。目前，它已經發展成為一種不容忽視的政治思潮甚或政治現象，業已成為學界解釋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行為的理論工具。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民粹主義又是一個涵蓋廣泛、難以界定的概念，一度出現民粹主義內涵的“模糊化”。然而，隨著民粹主義的蓬勃發展，民粹主義內涵的核心也在被理論與現實逐漸廓清。
眾所周知，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也是民粹主義最早興起的國家之一。保羅·塔格特（Paul Taggart）認為：“民粹主義就像裝飾的圖案一樣貫穿于美國的政治生活之中。”[1]特朗普上臺后，美國民粹主義強勢崛起，他的施政方針也體現出濃厚的民粹主義色彩，民粹主義已成為當下美國國內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思潮，它與傳統兩黨制下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相互作用，深刻影響著美國政治思潮與內外政策走向。美國洶涌泛起的民粹主義，為我們探究民粹主義的內涵與功效，分析美國民粹主義思潮對內政、外交的影響，提供了難得的空間。
民粹主義的內涵與功效
民粹主義是一個非常難以厘清且充滿爭議的概念。厄內斯特·拉克勞（Ernesto Laclau）尖銳地指出，“民粹主義作為一個術語，將繼續僅以暗指的方式被運用，企圖給這個概念下定義或者確定內容是不會被廣泛接受的”。[2]顯然，為民粹主義探尋權威定義是一個任重道遠的過程。然而，學者們并未因此中斷對民粹主義的探索。保羅·塔格特認為民粹主義作為一套思想體系，它與代議制政治有著根本性的矛盾。[3]林紅認為它是一種思想與運動，“民粹主義是一種訴諸于和求助于人民群眾的學說或運動，它試圖表達某種平民大眾的集體訴求。”[4]俞可平則認為，民粹主義既是一種政治思潮，又是一種社會運動，還是一種政治策略；在政治上民粹主義必然倡導“直接民主，普遍的群眾參與，廣泛的政治動員”。[5]卡斯·穆德（Cas Mudde）指出，“民粹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它把社會分成兩個同質而對立的群體，即‘純粹的人民’和‘腐敗的精英’，而人民屬于被壓制的‘沉默的大多數（quiet majority）’。”[6]
盡管學者對民粹主義的理解各不相同，但諸如學說、思想體系、意識形態的表述揭示了民粹主義的“思想性特征”，而諸如行動、社會運動、政治策略的表示則揭示了民粹主義的“行動性特征”。因此，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將民粹主義視為一種以“民眾精英對立”為核心的政治思潮與政治現象。
阿蘭·耐特（Alan Kinght）認為，民粹主義在定義上雖然存在一道充滿激烈爭議的外圈（outer ring），但是同樣存在獲得了廣泛認同的內核（inner core）。他在考察拉美民粹主義運動的基礎上，提出了“訴諸人民（appeal to people）”“大眾動員（popular mobilization）”和“有力領袖（dynamic leader）”三大要素，為民粹主義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分析視角。[7]
“訴諸人民”強調人民主權，即強調人民應該自己統治自己。伊凡·卡拉斯特（Ivan Krastev）認為，“在民粹主義時代，幾乎任何政治主張都要從‘人民’的角度提出。”[8]“訴諸人民”突出人民權利的正當性不容置疑，人民的利益需要得到政府的維護和認同，價值觀需要得到尊重，在社會中應獲得平等公正的待遇。
“訴諸人民”同時也強調民眾與精英間的二元對立，建構了“民眾vs精英”這對簡單的矛盾，這是民粹主義思潮的內核，更是其最為顯著的特征。伊內斯庫（G.Ionescu）等學者認為，“對于民粹主義，除了‘崇尚人民’以及由此發展出來的‘純潔的人民vs腐敗的精英’的二元對立框架外，似乎很難形成其他共識了。”[9]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權力掌握在少數精英手中，而為數眾多的民眾在決策方面被賦予的權力少得可憐。民粹主義語境下的民眾往往指那些感覺被國家政治生活忽視或者被邊緣化的人群。在他們看來，精英并沒有真正地為社會和民眾服務，甚至在侵害民眾的利益。所以，他們不僅反對精英階層的規則，也反對整個精英體制。縱觀民粹主義100多年的發展歷史，幾乎都可以看到民眾反對精英的影子。
“大眾動員”也是民粹主義的重要表現形式，即通過動員的方式增強民眾對政治的直接參與，對精英階層施壓，以爭取實現民眾的政治訴求。相對精英階層而言，民眾在數量上具有絕對的優勢，輔以民粹主義“民眾vs精英”這樣簡單且易于理解的矛盾表述，民眾更容易被動員起來，這種動員可能是由民粹主義政黨自上而下發起的，也可能是民眾自下而上進行的。一旦形成公開的、具有相當規模的斗爭性政治運動和政治思潮，便會對精英政治造成沖擊。社會學家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對這種沖擊表達了擔憂，他認為，“創造和領導文明的，歷來就是少數知識貴族而不是群體；徹底摧毀一個破敗的文明，一直就是群眾最明確的目標。”[10]可以看出，“大眾動員”下的民粹主義產生的政治能量是不容忽視的，作為思潮必然會綻放實踐的沖擊波。
“有力領袖”是決定民粹主義政治影響力和政治效果的重要功能變量。民粹主義研究者提出了“卡里斯馬（charisma）”型領袖的概念，它在《圣經》中意為天賜之物，隱喻為權威的一種形式，這種權威不是來自對某一官職或職位的占有，而是來自個人的非凡品質。[11]民粹主義的“大眾動員”需要“卡里斯馬”類型領袖來發揮領導功能。顯然民眾更樂意追隨一個有相當的權力、社會地位、人格魅力和政治能力的民粹主義領袖，動員規模的擴大和領袖出色的技巧會顯著放大民粹主義運動的政治影響力和政治效果，其政治訴求更易實現。反之，平庸領袖領導的民粹主義運動可能會被精英階層輕易化解，政治效果大打折扣。
此外，“有力領袖”也可被視為連接“民眾”和“精英”的橋梁，發揮溝通功能。雖然民粹主義著重突出了民眾與精英的對立，但這種對立是漫長的博弈，雙方都很難摧毀對方，甚至呈現出相互依賴的特征。相對于民粹主義100多年的歷史，精英政治具有深厚的歷史積淀和成熟的運行機制，在民主制國家居于主導地位，決定了國家的政治運行模式。民粹主義領袖也需要在精英政治的模式下實現其政治訴求，以民眾代言人的身份與精英階層進行溝通。與此同時，精英階層顯然不能將自己完全推向民眾的對立面，失去了民眾，精英政治也就無從談起了。因此，精英階層必須與民粹主義領袖進行溝通談判、達成政治妥協、緩解民眾與精英階層矛盾。這種交易一般都是秘密進行的，容易引發政治丑聞和較為嚴重的政治后果。
可見，阿蘭·奈特提出“訴諸人民”“大眾動員”和“有力領袖”三大要素，清晰地勾勒出民粹主義的內涵，具有重要啟示意義。與民粹主義內涵核心不斷被括定相反，民粹主義功效卻不斷被放大。
在權力層面，民粹主義崛起會沖擊既有的權力結構。在民主政治國家中，政黨是精英階層實現政治訴求的載體，政黨的力量分布較為直觀地反映出國家的權力結構。政黨政治不能脫離民眾而孤立存在，一方面民眾也是政黨的參與者，是政黨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民眾的選票決定了政黨的生存和發展，是決定黨派政治地位的關鍵。民粹主義的興起造成了民眾和選民的分流。他們一方面可能成立具有民粹主義色彩的政黨和組織，也可能改投具有民粹主義理念的政黨，這往往會造成主流政黨社會地位的下降，沖擊既有的社會權力結構。例如，2017法國大選首輪選舉，民粹主義政黨國民陣線代言人瑪麗·勒龐（Jean-Marie Le Pen）獲得21.3%的選票，僅次于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的24%，老牌政黨社會黨卻遭到慘敗，候選人伯努瓦·阿蒙（Benoît Hamon）僅獲得6.4%的選票。[12]不只是法國，英國、德國、西班牙的老牌政黨在大選中均遇到了民粹主義政黨崛起帶來的選票分流問題。可以看出，民粹主義政黨雖然沒有獲得執政地位，但強烈沖擊了既有政治權力結構，對政治生態的塑造能力顯著提升。
在制度層面，民粹主義具有的反建制色彩。與“機制”（regime）這一概念類似，“建制”的內涵除了法律規定的正式制度之外，還應當包括國內政治領域中的一系列明示或者暗示的原則、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13]由于民粹主義本身簡單的矛盾設定——“精英vs民眾”二元設定，加上精英階層對建制的推崇（他們大多被稱為“建制派”），可以推斷出民粹主義者是反建制的。激進的民粹主義者用病態和偽民主這樣的詞匯來攻擊精英政治下的代議制民主制度。[14]溫和的民粹主義者則強調制度和規則絕非民主的全部，共同的集體認同和政治參與才是民主的核心。[15]可以看出，無論是溫和派和激進派，都表示出對建制的不滿，或要求權力的去制度化，或強調公民參與和人民主權高于建制，在他們眼中建制是“傲慢的精英”壓迫“沉默大多數的工具”，反建制能夠更好地緩解精英階層帶來的壓力。然而，民粹主義領袖多數屬于精英階層，他們需要通過建制來實現政治訴求，也需要在建制下與精英階層對抗或達成短暫的妥協，民粹主義者陷入了反建制又依賴建制的二元悖論。在政黨聯盟和政治妥協盛行的民主制國家，民粹主義者們顛覆既有建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隨著民粹主義興起，其獲得了更多的權力，對建制的干預能力顯著增強，建制派的權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傳播與功效層面，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傳播和蔓延的速度和范圍會達到一個新的高度，由國內政治外溢到國際政治層面。一方面由于民粹主義簡單的矛盾設定，易于被理解和在民眾中傳播，民眾對社會的不滿很容易通過對精英的不滿表現出來，處在分化狀態下的不同社會階層也易于達成共識，使民粹主義思潮廣泛傳播。另一方面，網絡傳媒技術的飛速進步極大地推進了民粹主義的傳播速度。在信息化時代，網絡與媒體已滲透到人民生活的每個角落。在精英階層與民眾掌握信息不對稱的背景下，便利的網絡和媒體平臺是民眾最為偏愛的信息獲取途徑，民眾對精英階層的不滿，“卡里斯馬式”民粹主義領袖的統治，加上網絡和媒體的煽動與助推，民粹主義更容易從一個枯燥的學術工具發展為社會性、地區性乃至全球性的思潮，將民粹主義思潮在網絡時代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民粹主義傳播能力的飛躍，顯然不能單純地用國內政治思維來審視民粹主義。雖然民粹主義民眾與精英對立是國內政治范疇，但民粹主義塑造下的國內政治對國家對外政策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民粹主義的反建制性會對推崇制度的自由派造成強烈沖擊，牛津大學教授蒂莫西·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認為，“沒有所謂‘國際主義的民粹主義者’。”[16]民粹主義視域下國家的外交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向現實主義、保守主義方向傾斜，甚至以單邊主義、民族主義這樣激進的形式體現出來。
總之，一方面是民粹主義內核被逐漸鎖定，另一方面是民粹主義功效被逐漸放大，具有內涵核心“聚變”與外延功效“裂變”的民粹主義，對內政、外交的影響需要高度警惕和重點關注。
美國民粹主義思潮與特朗普政府國內施政
2016年11月，被稱作“憤怒民眾代言人”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擊敗老牌建制派政客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當選為第45屆美國總統，標志著民粹主義在美國的強勢崛起，民粹主義思潮由一個幽靈成長為巨人，深刻影響著美國國內政治生態。
早在競選期間，特朗普就提出了“美國優先”的政治口號。特朗普宣稱：從今天開始，只有美國優先；國家政策將遵循兩條最基本的原則：買美國商品，雇傭美國工人；在貿易上，要改變當下美國受到羞辱的局面，保護美國工人免受外國不公平競爭的侵害；要保護美國人的工作、工資和福利待遇。[17]而他在總統就職演說中又以尖銳的詞匯對精英政治進行了抨擊，他宣稱：“這些腐敗、傲慢、自我膨脹的社會精英對人民的利益食言而肥，我要‘排干華盛頓的沼澤（drain the swamp）’，要把他們手中的權力奪回來交還給人民。”[18]這些政治表態與民粹主義“訴諸人民”“反對精英階層”的內涵不謀而合，符合“沉默的大多數”“純潔的人民”的政治偏好，產生了出乎意料的“大眾動員”效果（在特朗普勝選前被視作政治鬧劇），特朗普當選后不斷兌現其政治主張，從表象來看，其具備了民眾的基礎。
在美國國內政治范疇，政治主張或競選口號更多發揮的是“動員工具”功能，“保守派”或“自由派”選擇民粹主義的主張和口號是十分普遍的，他們看中的是“民粹主義”出色的“大眾動員”效果，一旦獲得競選勝利，“民粹”向“建制”的急轉也成為司空見慣的政治現象，具有政治欺騙色彩，政治主張和口號的參考價值大打折扣。因此，考察民粹主義與美國領導人具體施政舉措的互動關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特朗普是當選后落實政治主張最為積極的美國總統之一。上任伊始其就加速推行在競選中主張的民粹主義政治理念，具有強烈的反建制色彩。主要包括：其一，限制議會權力：諸如為議員設置任期、變更國家安全委員會部長級委員會成員構成、限制政治任命官員加入游說團體、凍結聯邦成員雇傭。其二，反對奧巴馬政府的“建制遺產”：如廢除奧巴馬的清潔能源計劃，最小化奧巴馬醫療改革負擔（在競選宣言中的表述為“廢除”奧巴馬醫療改革）。其三，維護美國民眾和工人權益：例如對中產階級減稅和強力打擊犯罪、在美國境內的管道項目中使用美國原材料、加速重點基礎設施項目的環境評估和審批、放寬金融業監管，等等。其四，移民政策：打擊庇護非法移民的州、城市和其他團體，限制難民、移民，限制恐怖主義地區公民進入美國。
特朗普以總統行政令和總統備忘錄強勢推行具有民粹主義的國內政策，反建制的決心異常堅決。美國民粹主義的強勢崛起雖然沖擊了兩黨制精英政治，卻并未摧毀或超越兩黨制權力結構，也并未動搖三權分立思想的根基。特朗普本身是共和黨成員，無法繞開精英政治模式進行施政。一方面，特朗普深陷黨派政治的博弈中，包括與共和黨內部建制派的博弈、與民主黨自由派的博弈。例如，在“通俄門”事件中特朗普就遭到了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共同發難，共和黨罕見地選擇支持與民主黨聯合調查這一系列事件，特朗普政治團隊和政治形象受到打擊。另一方面，特朗普反建制的施政理念雖未動搖但畢竟觸碰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根基——三權分立原則，國會必然動用“否決政治”來限制特朗普的權力。例如，特朗普提出“廢除奧巴馬醫療改革計劃”遭到了國會的抵制；2018年7月11日，國會通過了一項針對總統特朗普貿易政策的非約束性提案，尋求限制特朗普以國家安全為由加征進口商品關稅的總統權力。顯然，特朗普民粹主義國內政策陷入了黨派政治和“否決政治”的多重博弈之中，政策的執行和運作受到嚴重牽制和阻礙。
特朗普具有濃厚反建制色彩的施政理念加劇了美國的政治極化和社會分化。政治極化體現在政黨競爭的加劇，除了前文提及的復雜博弈導致的激烈矛盾，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民主政治引以為傲的“政治妥協的藝術”也受到了沖擊，審慎而理性的“漸進式妥協”往往被拋之腦后，過激的政治行為一再出現。例如，特朗普執政不到兩年就出現了兩次政府停擺（US government shutdown）；數量眾多的高官被免職，包括總統高級顧問兼白宮首席策略長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弗林（Michael Flynn）、薩利·耶茨（Sally Yates）等人。社會分化體現在由于民眾收入差距拉大、中產階層萎縮，導致溫和立場聲音減弱、極端思想叢生等具體的社會問題，白人與非白人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年輕人與老年人之間的矛盾和不信任感加劇。另外，特朗普對“民眾”的表述具有政治欺騙色彩，他將自己描繪為“沉默的大多數”，可實際他眼中的民眾指的是白人民眾，外來移民和少數族裔被剔除在外，他將民粹主義貼上了種族主義的標簽，加劇了國內政治矛盾和社會分化。
相對于施政面臨的阻礙和困境，特朗普在政治宣傳中對網絡傳媒的運用是非常出色的，開創了“推特治國”的先河。他在自傳《做生意的藝術》中寫道，“我做宣傳的最后一把鑰匙是虛張聲勢；我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地引起人們的幻想；人們的想象力并不總是那么豐富，但在具有豐富想象力的人面前，他們也會激動起來；因此，適當的夸張是無害的；人們希望相信某種東西是最大、最好和最壯觀的。我把它稱為真實的夸張，這種無罪的夸大，恰恰正是一種極有效的宣傳形式。”[19]展現了他在傳媒中塑造自身形象與調動民眾積極性的伎倆與過人之處。競選期間，在美國主流媒體一邊倒支持希拉里的情況下，特朗普運用推特作為宣傳工具，將自身塑造成“卡里斯馬式”魅力型領袖的形象，起到了出乎意料的“大眾動員”效果，在大選中意外勝出。在當選后，特朗普繼續深入發掘信息傳播中的便利化特征，以情緒化和富有煽動性的方式向民眾傳播民粹主義思潮和反建制施政理念，主要包括回擊建制派媒體、攻擊建制派政策或政客、表達對內政和外交的看法，等等。
在與代表建制派主流媒體的宣傳戰中，特朗普明顯占據了上風。一方面，特朗普在推特中采用激發美國民眾情懷、利用建制派與民眾的社會矛盾、情感重于事實的策略，迎合當下的各種反建制話題，很容易調動身處社會困境中的美國中下層白人的民粹主義情緒，從而對建制派產生不滿。另一方面，民眾和精英階層的對立使民眾將主流媒體視作精英階層的喉舌和工具，產生對其厭惡的心理，更偏愛具有“人情味”的推特。例如，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對4602名美國成年人進行了調查，發現59%的受訪者對主流媒體對政治的報道感到厭倦。[20]特朗普在宣傳領域處于優勢地位，對其爭取群眾基礎、推行民粹主義反建制的施政理念具有促進作用。
可見，美國的民粹主義與特朗普的民粹主義選舉戰略與民粹主義內政戰略相得益彰，卻又相互制衡。2018年美國中期選舉是美國未來政治的分水嶺，決定著美國國內政治權力的再分配。相對于共和黨略占多數的參議院，眾議院435個席位改選，對民主黨而言，這是一個絕佳的扭轉局勢的機會。遭到重創的自由主義思潮能否重新崛起，強勢爆發的民粹主義思潮能否被緩解、亦或繼續狂飆向前，都會在美國中期選舉后得以驗證。
美國民粹主義思潮下的特朗普政府對外政策
美國國內政治深刻影響著美國對外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國內學者王浩系統地考察了美國國內政治與對外戰略的內在邏輯，他認為“美國對外戰略的形成及其演化所蘊含的根本機理是一種建立在社會聯盟格局變遷及其力量博弈基礎上的國內政治邏輯。”[21]在民粹主義思潮下美國國內政治博弈愈發激烈，雖然政治極化加劇，社會矛盾上升，但社會聯盟遠遠談不上破裂，內政依然會釋放給外交。在民粹主義思潮的塑造下，特朗普的國內政治主張和舉措具有強烈的民粹主義色彩，在對外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上，美國會沿用民粹主義的一些政治邏輯，并在對外政策中呈現出來。
特朗普的大多數國內施政舉措都具有反建制色彩，反建制是民粹主義最有可能影響對外政策的政治邏輯，美國可以通過對國際政治中的建制——國際機制的摒棄和漠視來運作和實施。筆者認為，美國在國際上反建制面臨的政治阻力遠小于國內阻力。在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下，缺少一個類似國會那樣行使“否決政治”權力的國際行為體，無論主權國家，還是國際組織，都難以對美國反建制行為進行有效約束，特朗普可以大踏步地在國際舞臺實施反建制舉措，掀起一波美國退出多邊國際機制的浪潮。其中，特朗普“逢奧巴馬必反”的國內施政理念在國際政治中深刻顯現出來：奧巴馬政府8年來在全球范圍內苦心經營的多邊國際機制成為特朗普反建制的優先目標，包括退出《跨太平洋貿易伙伴關系協定》、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退出《伊朗核協議》，在經濟、安全和全球治理層面全面摒棄奧巴馬倡導的國際機制。除奧巴馬政府倡導的國際機制外，特朗普還退出了多個全球或地區范疇的多邊機制，對一些美國參與多年的機制表達了不滿之情。例如，特朗普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威脅退出運行多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一再要求重新進行談判；重啟《美韓自貿協定談判》；甚至威脅退出WTO組織，等等。
在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下，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的強勢反建制行為，使2008經濟危機后呈現衰退跡象的美國自由主義（也可以說是國際主義）遭到重創，現實主義、單邊主義再次走向前臺。當前美國對外戰略從自由國際主義與隱性單邊主義向現實主義與顯性單邊主義回歸。[22]在對外關系領域，主要表現在美國民粹主義思潮下經濟民族主義的泛起，以及民粹主義二元思維下對美國雙邊模式的偏愛。
經濟民族主義并不是一種傳統的經濟理論，它更像一種描述性概念以闡釋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或戰略。大衛·鮑德溫（David A.Baldwin）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推行傳統的重商主義政策，而后者的總體目標就是要增加國民經濟的總量。”[23]他的表述簡約地呈現出經濟民族主義的目標和手段，其中傳統重商主義政策的主要表現是不加節制的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化初期，尚屬于低成本方式，以國家實力為后盾來推行，帶來的國民經濟總量提升是豐厚且可預期的，這也非常符合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的政治偏好。事實上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國內對自由主義多邊貿易機制的失望情緒凸顯，加上國內民粹主義思潮的推動，導致特朗普愈發堅定地推行經濟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也開始對世界經濟產生深遠影響。
將經濟民族主義披上民粹主義“訴諸人民”的外衣是特朗普施政的一大特色。特朗普強調“我的工作是代表美國，而非代表世界，要打一場回歸和強化美國特性的保衛戰，捍衛一個‘上帝之下的美麗國家’”。[24]經濟民族主義這一枯燥的經濟學詞匯經過特朗普用民粹主義包裝，頓時變得生動而易于被民眾接受，輔以出色的社交媒體運用，特朗普推行經濟民族主義的社會基礎愈發牢固，在政黨斗爭中以具有“合法性”的國家對外政策呈現出來，這也正是特朗普頻繁設置貿易壁壘，要求重新修訂貿易規則，掀起一輪輪貿易戰，堅定推行經濟民族主義政策的動因。
雖然民粹主義的“民眾vs精英”二元對立在國際政治中很難呈現，但民粹主義的“二元思維”卻深刻影響了特朗普對外政策的實施。特朗普作為一個非職業政客出身的總統，較建制派精英更加偏好以二元化思維來認知復雜的國際社會矛盾，畢竟兩個國家的矛盾主要就是以對立和統一兩種態勢反映出來的，這更加易于理解和作出針對性部署。因此，特朗普上任后對多邊主義極度冷漠和厭惡，偏愛通過雙邊渠道來處理國家關系，更重視具體問題，具有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
特朗普對中美關系和美朝關系的處理比較具有代表性，靈活性和現實主義色彩濃厚，也充滿了不確定性。例如，在中美關系上，特朗普政府運用了“結果導向型且富有建設性的”關系的表述。但特朗普對中美關系的把握顯然更重視結果，而輕視建設性。這深刻表現在特朗普2017年11月訪華，中美簽署2535億美元經貿合作協定后的一系列“變臉”：在特朗普訪華一個月后，美國《國家戰略安全報告》就將中國定位為主要競爭者和對手；在2018年美國又挑起了延續至今的中美貿易戰，中美關系陷入低谷。在美朝關系上，特朗普也采用了靈活的政策，2017年，特朗普運用各種手段對朝“極限施壓”，幾乎將朝鮮半島推向戰爭邊緣；2018年，特朗普對朝政策大幅轉向，開始在美朝雙邊層面尋求突破，并在2018年6月實現了歷史性美朝首腦會晤，朝鮮半島局勢轉暖。不過特朗普政府并未放棄對朝制裁，要求朝鮮先實現完全、可驗證、不可逆的無核化（CVID），《美朝聯合聲明》具有極大脆弱性，美朝關系充滿變數。
可見，在美國民粹主義思潮之下，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政策具有強烈的經濟民族主義傾向，具有強烈民粹主義二元思維下的雙邊模式偏好，給國際社會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
結論
總之，以“民眾精英對立”為核心的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潮與政治現象在美國甚囂塵上。目前，它正處于內涵核心“聚變”與外延功效“裂變”階段，對美國內政、外交的影響值得高度關注。民粹主義思潮塑造下的特朗普對外政策顯現出反機制、經濟民族主義、重視雙邊模式特征，中國應在中美貿易競爭的背景下審慎應對。
首先，中國應持續推進地區公共產品建設，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在民粹主義思潮影響下，美國極度重視自身利益，不愿再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目前公共產品供給熱情最為高漲的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已發展為系統性的地區公共產品供給戰略，在國際上具有廣泛的認同度。因此，中國應以“負責任大國供給者”的形象審慎地提供地區公共產品，在有限投入的基礎上，完善自己的“公共產品朋友圈”，填補美國退出帶來的空白，爭取更多的伙伴來應對中美貿易戰帶來的壓力。
其次，中國應探索新的管控分歧模式處理當前中美關系。在民粹主義思潮“二元思維”的塑造影響下，特朗普政府更偏愛從雙邊的視角審視國家關系，而在他的雙邊對抗關系排序中，中國首當其沖，承受的壓力也最大。筆者認為，中國應該考慮以4C模式來管控中美分歧，即沖突（conflict）、競爭（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協作（coordination）模式。[25]
“沖突”突出了國際行為的對抗性和破壞性、結果的零和性，往往產生較為嚴重的國際后果，是中美關系的最劣選項；相對于“沖突”，“競爭”的對抗性和零和性相對較弱，因此在國際關系中最為普遍，是中美關系的次劣勢選項；“合作”是理想主義選項，是中美關系的最優選項，但任重道遠。協作是在協商基礎上的合作，是中美關系的次優選項，卻是最具現實主義的選項。相對于“合作”，“協作”祛除了理想主義色彩，突出了協商和博弈的過程，更易于實現分歧管控。縱觀中美關系，我們往往很難實現最優選項，應努力回避最劣選項和次劣選項，通過次優選項妥善應對美國民粹主義思潮帶來的壓力。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特色周邊外交理論與實踐創新研究”和吉林省軟科學項目“核威懾邊際效應及其視域下的吉林省核安全防護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7JZD035、JJKH20180267SK；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吳昊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3]［英］保羅·塔格特：《民粹主義》，袁明旭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3頁。
[2]MihneaStoica, "Political Myths of the Populist Discourse",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s and Ideologies, 2017, (46), pp. 64-70.
[4]林紅：《當代民粹主義的兩極化趨勢及其制度根源》，《國際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第41頁。
[5]俞可平：《現代化進程中的民粹主義》，《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1期，第88頁。
[6]Cas Mudde, "Europe's Populist Surge: A Long Time in the Making", Foreign Affairs, 2016, (11), p. 25.
[7]Alan Knight, "Populism and Neo-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Especially Mexico",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1998, Vol. 30, No. 2, p. 224.
[8]IvanKrastev, "The Populist Moment", September 18, 2007,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7-09-18-krastev-en.html.
[9]G. Ionescu &E. Gellner(eds), 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 pp. 3-4.
[10]［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馮克利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第5頁。
[11]［英］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01頁。
[12]The Political Compass, "French General Election 2017", April 24, 2017, https://www.politicalcompass.org/france.
[13]轉引自肖河：《美國反建制主義和特朗普正側》，《國際政治科學》，2017年第2卷第2期，第68頁。
[14]Ernest Laclau, "Why Constructing a People is the Main Task of Radical Politics", Critical Inquiry, 2006, Vol.32, No.4, pp. 646-680.
[15]L.Grattan, Populism and the rebellious cultures of democracy,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4, p. 186.
[16]［英］蒂莫西·加頓艾什：《整合還是解體——民粹主義與反全球化時代的歐盟危機》，《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6期，第7頁。
[17][24]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2n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19,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2nd-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
[18]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 February 2,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02/02/remarks-president-trump-nationalprayer-breakfast.
[19]［美］唐納德·特朗普：《做生意的藝術》，張曉炎、溫琪譯，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1991年，第12～13頁。
[20]Pew Research Center, "Trump Has Met the Public's Modest Expectations for His Presidency", August 23, 2018,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8/08/23/trump-has-met-the-publics-modest-expectations-for-his-presidency/.
[21]王浩：《社會聯盟與美國對外戰略演化的邏輯》，《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7期，第67頁。
[22][25]張景全：《反常與回歸：美國當前的對外戰略》，《人民論壇》，2018年第11期，第29、30頁。
[23]David A.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
責 編／周于琬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Internal Politics and Diplomacy
under the Populist Trend of Thought
Zhang Jingquan
Abstract: Populism is a political trend of thought and phenomenon centered on "the opposition of the ordinary people and the elites". Currently, its connotation is locked-up and its effect is being expanded. With the "fusion" of its connotation core and the "fission" of its extension effect, populism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l affairs and diplomacy, which merits high attention. The American populism has been complemented by Trump's populist electoral strategy and populist internal politics strategy, but they also check and balance each other. The American populism has emerged in the form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bandoning multilateralism, holding high the flag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emphasizing bilateral models. In view of this, China should make efforts in provision of regional public goods and control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ease the pressure brought about by the US foreign policy due to the populist trend of thought.
Keywords: Populism, Trump administration, Sino-US relations
張景全，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美國亞太政策、亞太安全、東北亞區域合作。主要著作有《觀念與同盟關系探析》《日美同盟與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