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國家治理研究室主任 王紅艷
近年來，不少歐洲國家的民粹主義運動與環境及氣候政治發生關聯，形成了一種被稱作環境民粹主義的新興社會思潮。二者的關聯并非巧合，其所凝聚的社會和政治力量不容小覷。
內外因素合力催生歐洲環境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與環境議題之所以可相向而行并在歐洲成勢，從本質上看，是因為二者內在需求高度匹配：一方面，環境問題是一個屬于科學范疇的議題，因未經政治裁剪的話語而具有草根性；另一方面，民粹主義內涵豐富、邊界靈活，具有與環境等諸多議題發生關聯的潛能。從現實看，是因為近年來二者的外部生存發展環境生變，最值得關注的是，民粹主義快速走強且在學界出現了一些企圖為其“正名”的論調，全球氣候變化的加劇提升了廣大民眾對環境議題的關注和對既有環境政策的反思，政黨則因應熱點問題變化調整了競爭策略和政策重點。
一、民粹主義快速走強且其“負面形象”漸被淡化
2016年堪稱民粹主義“黃金年”，6月23日，英國舉行脫歐公投，11月9日，被稱作“操縱民意之天才”的特朗普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自2017年起，不但反精英、反建制、反傳統的聲音在歐洲持續高漲，民粹主義運動在歐洲各國的街頭此起彼伏，涌現了一批以意大利聯盟黨領導人薩爾維尼、法國國民聯盟領導人勒龐為代表的實力派人物，而且不少民粹主義政黨在各級選舉中強勢崛起，加劇了歐洲政治生態的極化傾向。這些重大事件的發生，既是民粹主義在全球再度興盛的映照，也助推了民粹主義的快速走強。
在此背景下，歐洲學界出現了一些有利于民粹主義發展壯大的論調，這為主流政治接近接納民粹主義提供了必要的輿論基礎。
一是“需要論”。這種觀點認為，當前不少發達國家已被少數“超級明星企業”控制。這類企業工作效率高、供應鏈完整，基本不再需要政府，敢于放肆批評政府，廣大中小企業只能仰其鼻息生存。同時，這類企業的主要經濟活動都發生在大城市，廣大的小城鎮和鄉村似被“遺忘”，這打破了市場與政府間的平衡，削弱了普通民眾對市場經濟的信心，終結了民主與繁榮。如何找回政府與市場間的平衡性及資本主義的競爭性？歷史尤其是美國“進步運動”的歷史等表明，民粹主義運動不失為一種有效方式。
二是“機會論”。這種觀點認為，民粹主義并不必然成為民主的威脅，也可成為民主的機會，如若運用恰當可以充當復興民主政治的有效力量。具體而言，民粹主義具有“光”的潛能：一則可幫助人們“照出”政治制度的弱點；二則可幫助各界精英看到哪些群體已感到自己被主流社會所排斥；三則可幫助年輕人進入政治、養成參與投票的習慣；四則可在民眾對主流政治感到失望的背景下營造開展全民性對話的氛圍，幫助民眾戰勝“異化感”，降低極端勢力對普通民眾的誘惑力；五則可拓寬政治參與渠道，幫助民眾在正式渠道之外獲得新的政治參與機會。
三是“可借鑒論”。有觀點認為，雖然德國選擇黨制造和傳播謊言的做法不可取，但其所實施的“宣傳計劃4.0版”（Propaganda 4.0）表明，該黨在民粹力量迅速崛起和溝通文化破碎不堪的背景下，根據普通民眾的動態需求設置議程，以特定方式改變歷史敘述和當前話語，進而成功奪取公共話語權的做法是有效的，堪稱“治黨有術”，值得其他政黨借鑒。
四是“策略論”。有觀點認為，自2018年以來，民粹主義漸成最重要的政治表達方式，表現出驚人的力量和匪夷所思的效能，它可使沒有移民的波蘭害怕移民威脅、高度依賴歐盟補貼的英國小城鎮居民贊成“脫歐”，左翼等政黨鑒此也可賦予民粹主義一定道德價值。
二、全球氣候變化明顯加劇與民粹主義快速走強“同框出現”
近年來，全球變暖明顯提速。世界氣象組織（WMO）發布的數據顯示，由于人類活動導致全球主要溫室氣體濃度持續攀升，自2001年起的16個年份中，全球地表平均溫度比常年值高出0.4℃以上，2017—2019年，全球主要溫室氣體濃度繼續增高。其中，2019年夏季，法國、德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等歐洲多國氣溫曾高達40℃以上。
與此同時，暴雨洪澇、高溫熱浪、寒流暴雪和熱帶氣旋等各類極端天氣現象顯著增多。2016年上半年，法國、德國等多國出現嚴重汛情，下半年多國則創下降水量歷史新低。2019年下半年，熱浪天氣的出現導致德、法等多國出現嚴重干旱，多瑙河等數條歐洲河流水位顯著下降，有的甚至無法開展正常河運工作。
氣候變化加劇，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而且造成嚴重的人口傷亡和巨大的社會經濟損失。這一方面使得廣大民眾因直接利益受損而感到切膚之痛，另一方面使得廣大民眾和其他社會各界人士開始反思既有環境政策，激活了社會對環境議題的關切。這些情況與民粹主義再度興盛事件“同框”出現，使得民粹主義與環境議題之間的契合關系最終落地。
三、政黨政治助推民粹主義和環境議題快速“聯姻”
環境議題在歐洲并不新鮮，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被英國“脫歐”、法國大選等更宏大和更關鍵的議題所掩蓋。這主要因為，環境議題綜合性極強，從一國層面講，各國要想推出環境政策往往需要黨派之間進行長時間的討價還價；從全球層面看，研擬一套應對氣候變化的解決方案需要各國通力合作，而這與漸成氣候的反全球化趨勢顯然并不十分合拍。
但2017年前后，面對經濟依舊低迷不振、社會撕裂顯著加劇以及新興國家崛起帶來的挑戰日益嚴峻的態勢，歐洲大小政黨開始苦思良策。以德國選擇黨、法國國民聯盟、英國獨立黨等為代表的右翼政黨根據民粹主義走強趨勢，迎合民眾不斷增強的環境關切，采取了系列舉措：一是最小化其右翼意識形態色彩并自賦民粹特色，二是指責環境主義者的政策有違普通民眾的意愿和常識，三是批評環境專家早已身處“有偏見的利益議程”之中而導致氣候變化與科技兩套話語之間張力十足，四是加大對本國綠黨的反對力度。右翼政黨多管齊下最終助推了環境民粹主義面世，提高了自身聲威和民意支持率。
面對右翼政黨的“咄咄逼人”，歐洲各國綠黨積極行動起來捍衛自己的“專屬議題”和勢力范圍。同時，基于普通民眾對生態關切日益增強的新情況，綠黨認為自身發展迎來了新機遇，應用足用好自己“與生俱來”的優勢，借助民眾力量加快推動環境議題成為核心議題，進而實現新的發展。事實證明，綠黨收獲頗豐。在2019年5月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歐洲綠黨強勢崛起，議席大幅增加，法國綠黨和德國綠黨一度成為各自國家在歐洲議會的第三大黨和第二大黨。
面對右翼政黨的“攻城略地”以及“綠色旋風”的強力來襲，其他政黨深感“分票威脅”，不得不加入爭奪環境議題主導權的行列，以免失去道德高點和戰略高地。“眾人拾薪火焰高”，其他政黨的相繼加入，使得環境議題與民粹主義的“聯姻”進入加速通道。
環境民粹主義正在形塑歐洲政治
歐洲環境民粹主義的走強，暴露的是歐洲各國環境政策的局限性和民粹政治的突出性。這一思潮因為兼具環境議題的公共性與民粹主義的草根性，一經形成即贏得市場、引為“時尚”，成為影響歐洲政治的一股重要力量。
一、刷新歐洲內政外交議程
環境議題赫然進入作為歐盟“引擎”的德國的重要政策議程。2019年9 月，德國聯邦政府出臺“氣候保護計劃2030”。2021年6 月，德國經濟復蘇計劃獲得歐盟委員會正式批準，擬將總額（256 億歐元）的40%用于氣候保護措施。同時，環境議題也成為德國外交工作不可或缺的議程，默克爾總理與歐洲各國及其他國家首腦會晤時，就二氧化碳定價、溫室氣體減排、氣候與能源合作等交換意見已成重點“保留節目”。
環境議題“榮登”歐盟委員會重要政策榜單。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競選時就將生態環境保護作為施政綱領的重點議程，并且一上任就帶領歐盟委員會發布了旨在保護歐洲生態環境和確保歐洲可持續發展的“歐洲綠色協議”。2020年12月，歐盟冬季視頻峰會通過了關于提高實現“碳中和”中期目標的提議，宣布到2030年歐盟的溫室氣體排放將至少降低55%。
二、刷新歐洲街頭運動機制
一是不同利益群體“結盟”可能化。民粹主義本身是一個指涉靈活和包容性較大的概念，近年來民粹思潮的吸引力大幅上升，加之所有社會階層都是全球氣候變化加劇的親歷者、承受者甚至是受害者，因而環境民粹主義足以充當動員、凝聚和號令多元化利益群體的旗幟。例如，法國“黃馬甲運動”最初只是右翼群體為反對提高柴油稅而發起的“專項性”游行集會，后來由于環境主義者加入發展成為反對馬克龍政府環境政策的“主題性”社會運動，再后來吸引了更多不同階層群體的加入，這場集會從街頭運動演繹成更大規模的“綜合性”運動。
二是組織者低齡化。從瑞典女中學生通貝格發起的“星期五為未來”（Friday for Future）全球氣候罷課運動以及其他相關運動看，1995年之后出生的Z世代在其中扮演著“領銜主演”的角色。其中，通貝格不但被冠以“氣候活動家”的稱號，且頻繁得到默克爾總理等歐洲多國元首的接見，兩度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三是抗議活動頻密化甚至日常化。“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組織定期在英國倫敦和德國柏林等地組織“公民不服從”街頭抗議運動。“星期五為未來”除在重要時間節點組織大型游行外，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發之前每周五均有活動安排，不少中小學生為參加活動而定期“翹課”。
四是聯動國際化。在由“星期五為未來”倡議發起的2019年9月20日至27日的“全球氣候大游行”中，不但德國各州均有游行安排，全球150多個國家、1000多個城市組織了規模不等的抗議游行活動，西方發達國家無一缺席，大有“首尾相顧、遙相呼應”之勢。
三、刷新歐洲環境政策走向
當前，歐洲環境政策日趨極化，保守和排外傾向更加顯著。這是因為，伴隨環境民粹主義的盛行，保護生態環境在歐洲已經成為新的“政治正確”，氣候正義已經成為最大的社會正義，各國政黨和政府必須因應這一變化，著手修正自己的氣候和能源立場及政策，而由于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環境議題上的“捷足先登”和“先行定調”，加之以英國的“反抗滅絕”和德國的“歐洲愛國者抵制西方伊斯蘭化”（PEGIDA）等為代表的持有極端意識形態的組織不斷施壓，各國政黨和政府的政策調整不得不指向激進和內顧。
以德國為例，多位德國社民黨政要曾公開表示，為更好地保護氣候，聯邦政府不應再繼續堅守財政“零赤字”原則，政府在能源轉型和氣候保護上的遲滯不前必將拖累國民經濟的發展。而眾所周知，財政“零赤字”原則長期以來被視作德國能在數次危機中立于不敗之地和迅速走出泥潭的重要法寶。德國選擇黨等右翼民粹政黨則不但鼓噪出臺基于傳統產業的經濟政策，而且強調應在優先保障“核心民族”能源供給的前提下加強氣候治理。在他們看來，只有讓德國“核心民族”直接并普遍受益的環境政策才是合法的。
四、刷新歐洲乃至全球生態環境治理未來圖景
鑒于環境民粹主義的興起和泛濫，歐洲國家各政黨均不得不作出積極回應，但它們的深層理念和根本主張迥然不同。有的政黨（以左翼政黨為主）將綠色作為價值來追求，屬于“價值驅動”模式；有的政黨（以右翼政黨為主）則將環保議題作為工具來使用，屬于“工具驅動”模式。還需注意的是，即使同一類型政黨之間也存在微妙差異。以右翼政黨為例，法國國民聯盟認為氣候變化是威脅，主張推行“零碳經濟”；德國選擇黨、英國獨立黨則認為氣候變化不是問題，故而反對現行所有環境政策。各政黨之間很難達成真正共識，但為了自身利益又不得不“媾和”。故而，歐洲生態環境治理的未來圖景可能更加撲朔迷離。
全球生態環境治理的未來圖景也將充滿不確定性。這是因為，盡管多數國家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及合作共治的必要性，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關系本就錯綜復雜，環境和氣候變化方面的觀點龐雜多元，而且，因應環境民粹主義的興起，發達國家極有可能利用環境議題實施新的貿易保護措施，甚至可能通過改寫國際貿易規則來鞏固自身的優勢并遲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環境民粹主義與未來歐洲政治圖譜
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來，歐洲幾度成為震中并淪為“重災區”，政治、經濟、社會受到嚴重沖擊。在此背景下，歐洲環境民粹主義有所收斂，勢頭不如疫情前強勁。從議題熱度看，環境議題一度被疫情和疫情防控議題取代，不再是社會輿論和政治議程的置頂議題；從街頭運動看，“星期五為未來”等大型游行活動因社交距離規定和隔離政策的實施而“偃旗息鼓”；從政黨競爭結果看，善用環境民粹主義力量的政黨的支持率未再繼續攀升，各政黨對支持率的爭奪呈現“拉鋸戰”態勢。以德國為例，綠黨、選擇黨、自由民主黨等政黨的支持率先是因為焦點轉移而有所回落，后又因為“防疫疲勞”等因素而反彈并企穩，承擔執政重任的聯盟黨、社民黨等主流政黨的支持率先因“聚光燈效應”而有所上升，后則因抗疫效果起伏不定而忽升忽降。
但這并不意味著環境民粹主義就會自此在歐洲式微或銷聲匿跡，相反，其在后疫情時代極有可能再次強勢崛起。這是因為，一方面，環境議題和民粹議題之間互為需求的內在邏輯并不會因為疫情而改變；另一方面，二者緊密聯系的外部條件并未因為疫情而消逝。一是，從疫情中暴發的具有反智民粹主義色彩的德國、英國、法國“反新冠管制”游行看，這些國家的民粹力量仍然十分強大；二是，疫情以及疫情導致的次生災害不但暴露而且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滋生民粹主義的土壤增多增厚；三是，疫情暴發及其造成的嚴重后果使得廣大民眾再次深刻反省人類對待自然界的態度以及現行氣候、能源政策的限度；四是，全球氣候變暖趨勢仍將持續，人類將不可避免地繼續遭受氣候變暖帶來的災難，廣大民眾對環境議題的關切只會增強而不會停止。
鑒此，歐洲各國政黨和政府在后疫情時代勢必為搶奪“氣候正義”大旗和爭取環境民粹主義力量而展開更為激烈的角逐。在激烈的政治競爭中，環境民粹主義將繼續其從社會思潮轉化為政治思潮進而影響政府決策的邏輯，歐洲內政外交將相應出現新變數，而這既是環境民粹主義發展的原因，也是其發展的結果。展望未來，歐洲環境民粹主義大致會呈現如下發展態勢。
從內政看，一方面，綠黨、右翼和左翼民粹主義政黨極有可能做大做強，甚至重塑歐洲政治權力結構。相關資料顯示，德國綠黨在2021年獲得的大額捐資大幅增加，其中拿到了建黨以來最高數額的私人捐資。德國選擇黨在德國東部地區擁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并有繼續擴展之勢，綠黨與社民黨均曾公開表示希望能與其結盟執政。另一方面，環境議題勢必重返重要政治議程。實際上，英國于2020年5月就提出了要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適應氣候變化與英國復蘇計劃相融合的構想，德國已于2021年5月通過了《氣候保護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確定了德國的中長期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從外交看，環境議題勢必成為影響歐洲對外政策的重要因素。就對華政策而言，歐洲將通過環境議題保持與中國溝通合作，但也利用“環境問題”與中國展開博弈。例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七國集團（G7）領導人視頻峰會、慕尼黑安全會議線上特別會議等多場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是共同解決全球性問題的伙伴，歐洲在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等問題上需要中國的參與。與此同時，德國聯邦政府于2021年3 月通過《企業謹慎義務法》草案，規定在本土內外的德國企業均要履行一定的環境保護義務。就對美政策而言，歐洲將加大利用環境議題的力度，重啟“跨大西洋氣候之橋”等項目，積極推動各層面的交流，加快歐美關系修復進度。此外，由于美國民粹主義力量在疫情期間“汲取充足養分”，加之環境議題在拜登執政后重返美國重要政治議程，環境民粹主義在后疫情時代的美國擁有巨大發展空間。故而歐美環境民粹主義恐將“同臺演出”，合力沖擊歐美乃至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