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平權化發展和貧富的分化，導致美國國內政治極化現象日趨嚴重。近年來，美國奉行的全球主義外交政策更加強化了國內政治極化趨勢，右翼保守派力量趁勢崛起，特朗普政府借勢將國內矛盾向國際轉移。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特朗普政府為轉移國內矛盾和公眾注意力，試圖用種族主義言論掩蓋自身的失職。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重塑利己的國際規則，并對中國進行全面遏制，導致現有國際秩序面臨更為嚴峻的沖擊和更大的不確定性。

【關鍵詞】政治極化 美國 外交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冷戰結束后，美國國內政治極化現象日漸凸顯，并以2016年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為標志而得到空前的強化。特朗普執政后，為避免美國國內政治極化的掣肘、對外獲得實際利益、解決國內貧富分化、緩和多元主義文化沖擊、贏得選民支持和匯集選票，便加緊將國內問題的矛頭轉向國際，導致國內政治極化加速向外交領域外溢延伸。特朗普政府為實現“美國再次偉大”所確定的“美國優先”外交原則與實踐，嚴重惡化了國際環境，導致國際秩序充滿了不確定性、危機加重。

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加劇，對國家治理、社會整合的消極影響日益顯現

政治極化是指“人們在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偏好趨于政治光譜的兩極，并且兩極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偏好分歧較大、對立嚴重”。首先，民權運動及因此民主化程度日漸提高的美國政黨制度，是政治極化的政治背景與條件。封閉型、開放型、半封閉型三種類型政黨初選的不斷調整，民主黨和共和黨“安全選區”的劃分以及國會內部的政治運作，促使立場更為激進的政黨和政黨候選人易于崛起，加劇政治極化程度。其次，經濟全球化推動的產業結構調整與收益分配的不合理加劇美國民眾收入的不平等和貧富分化，導致各經濟利益集團內部更加緊密團結。富人集團擁有更大的權力和影響力，通過影響國內公共政策的制定來強化貧富分層。利益集團的尋租行為加劇政治主張分歧，各方就某議題達成妥協的可能性降低，政治極化更加嚴重。政治極化與貧富分化又彼此強化，加劇經濟和政治的不平等及階層固化，推動政治極化不斷走向深入持久。

民主黨和共和黨競爭加深政治極化。隨著兩黨內部日益同質化與兩黨間日漸異質化的特征更加明顯，雙方在意識形態、政策立場上的差異持續擴大，在上述問題上兩黨內部的同一性則不斷提高。兩黨的政治精英、大眾選民以及“紅州”與“藍州”的區域分布更加清晰和固定。兩黨內部的中間勢力、溫和派日漸式微，兩黨之間的交集不斷縮小。兩黨的政治領袖、精英更加極化，這些“積極分子”組成的自由派團體與保守派團體間爭斗不斷，在預算、稅收、人事任命、社保、環保與移民等問題上的分歧更加凸顯、難以調和。當前，由于兩黨都太過羸弱和渙散，導致政治極化更加不受限制。因此，美國亟需強化型政黨，彼此以具有自洽性的政治綱領為中心相競逐，確保在較長時期內一直以服務普通大眾利益為己任。

政治極化癥日漸深入國會政治博弈的內核之中。政黨極化與“兩院制”的制度安排，使得國會分裂的現象難以避免。在極化的黨派政治影響下，近年來美國國會的立法、公共政策制度、人事任命等相關議程不斷出現僵局。當國會參眾兩院或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分別被兩黨掌控時，聯邦政府的分裂導致黨派對抗更為嚴重甚至使決策過程陷入癱瘓，國會撥款與授權法案無法正常通過。為保證本黨推行的政策順利實施，總統會提名“自己人”或者“同路人”，參議院則又會極力“狙擊”。歷史上，政黨影響力和集權程度在國會內部經歷了數次沉浮。國會內部兩黨的集權改革使得兩黨議員變得更加忠誠，各自步調也更為一致，日益發展出對抗性的、為了反對而反對的心態，從而加深了政治極化程度，導致相關貿易立法更加難以達成一致，圍繞政府預算開支和債務上限的斗爭更為激烈。

政治領域的極化現象也引發了社會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加速分裂。美國國內政治兩極化正由政治精英向大眾選民擴展，普通民眾在激烈的兩黨政治斗爭下也變得越來越兩極化。政黨政治極化效應也擴溢到民眾的社會價值觀上，對民眾的政治情感、認知和評價產生了重要影響。積極投票和參與政治的選民更加展現出清晰和一致的意識形態偏好，其政黨認同也更為明顯和強烈。選民依據自身收入水平認同于某一政黨的現象也更加普遍，有明確政黨認同的比例在增加，選民對領導人和公共政策的評價也趨于兩極化，社會分裂風險陡增。

政治極化與美國分權制衡體系的結合逐漸形成了“否決政治”，導致否決為先、治理滯后、政爭激化而行政低效，產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僵局、公共政策震蕩和社會分裂問題，對國家治理、社會整合的消極影響日益顯現。

美國國內政治極化為特朗普政府采取極端外交政策、將國內矛盾轉向國際創造了條件

美國國內政治極化與其外交緊密關聯。冷戰后，美國奉行的全球主義外交政策導致國內貧富分化加劇、非法移民增加、盎格魯—撒克遜為主體的文化遭受沖擊，強化了國內政治極化程度。與此同時，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反過來又加速了右翼保守派力量的崛起，為特朗普政府采取極端外交政策、將國內矛盾向國際轉移創造了條件。

全球主義外交政策加劇美國國內政治極化。二戰結束后，美國廣泛建立、參與多邊國際制度機制，使其全球超級大國和高居同盟領導的地位更加鞏固，并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領域廣泛受益。冷戰后，美國大力推行自由主義經濟秩序，其資本推動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進行配置，全球化給美國帶來了空前的經濟繁榮和舉世無雙的國家實力。同時，美國在經濟上長期奉行“不對等”的貿易政策，單方面向盟友、伙伴開放美國市場，并在安全上主動分擔盟友的防衛義務和費用。然而，這卻制造了以歐日為代表的強大經濟競爭對手，加速了國內工作機會的流失；也有一些國家借國際制度的合法性、美國的自我約束來遏制美國過度的利益伸張。此外，新興大國加強與美國競爭國際規則的制定權與話語權，導致后者難以利用現有國際制度獲得足夠收益。國際制度在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和為主導國維護權力地位問題上出現了失衡。日趨嚴峻的國際環境，導致復雜且龐大的國際制度體系公共產品供給日益成為美國的負擔。美國維系現有國際制度的動力日漸消失，保守主義和反建制派趁勢崛起。

在全球化進程中積累巨量財富的跨國公司、金融機構開始積極地塑造美國國內政治，將自身在全球化中的獲利轉化為政治優勢。長期為全球化受益者所壟斷的國內經濟政策，產生了窮人被排除社會的“排斥政治”，加劇低技術勞工階層工作機會流失、收入下降，富者得勢與貧者沉淪的惡性循環日漸形成，社會代際流動速度日趨放緩。同時，資本主義主導形成的中心—邊緣全球分工體系，導致邊緣國家原有經濟與政治結構出現紊亂，加之全球化使得國家邊界越發具有穿透性，共同助推了大規模跨國移民向西方發達國家流動，美國白人藍領階層面臨新移民所帶來的職場競爭壓力越來越大。此外，全球化正推動多元主義文化逐步取代美國盎格魯—薩克遜的主體文化，給保守的白人帶來強烈的文化不適感。美國白人文化上的焦慮感和束手無策，使其充滿了憤怒與挫敗感，種族主義瀕臨爆發的邊緣。

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加速了右翼保守派政治力量的崛起。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導致眾多選民認為主流政客、慣常政治根本無法甚至是沒有意愿去應對社會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和困境。社會底層民眾試圖通過民粹主義運動打破政治僵局，用選票找出能夠改變自身處境的領導人，這為富有野心的政客提供了難得的政治進階機會，中間派議員力量減弱，極端派議員勢力大增，諸如茶黨這樣的右翼民粹力量趁勢發展壯大，特朗普、桑德斯等反主流、反建制派候選人崛起，若干國會右翼強硬派議員占據了政府的重要職位，右翼保守力量和民族主義力量的聯合迅速成為特朗普政府當下外交政策的重要追求目標。

當前，政治極化與貧富懸殊為美國當政者大肆鼓動民眾支持其對外侵略性的戰略規劃創造了條件，對外國家民族主義訴求取代了全球化外交議程。為完成如此巨大的外交轉變，特朗普政府利用國內貧富分化、非法移民、文明沖突等敏感議題，指責美國前任當政者花錢保證盟國安全、美國付出多而他國獲益所形成的“冤大頭式”國際經濟秩序，導致世界各國都在啃噬美國民眾的福利，制造美國與世界的對抗分裂，并將這歸咎于前任政府愚蠢短視的對外政策，煽動民眾對以往外交路線的不滿情緒，爭取民眾的持久支持以贏得周期性選舉，繼續強力推進極端外交路線。

特朗普政府將國內矛盾向國際轉移。近年來，兩黨在醫保改革、槍支管控、非法移民、經濟管制和重新分配等重要公共決策上的分歧，導致美國政治體系的事務處理能力持續下降。同時，美國國會的分裂以及立法權與行政權的沖突，輕則導致立法的低效，重則致使政府停擺，影響正常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秩序。因此，美國政客們往往采取將國內問題責任向國際轉嫁的策略，以減少政黨極化和國會分裂所帶來的決策阻力，煽動民眾對他國的不滿以凝聚國內共識、匯集選票。

特朗普政府將國內問題的矛頭轉向國際。特朗普政府認為自滿情緒的持續泛濫導致美國在某些關鍵領域上喪失了優勢，進而遭遇了各種類型的國內外挑戰，對此必須強烈回應并不斷升格競爭，以確保美國的安全和繁榮。為此，其奉行以結果為導向的功利型的碎片化外交，以議題驅動為主，重視實際收益、打造雙邊交易、加速解除美國管理國際事務的責任，從而實現利益最大化和維護世界領導地位。在此基礎上，特朗普政府趁勢發動顛覆美國全球主義外交傳統的猛烈攻勢，大力推行貿易保護政策、限制非法移民、維護以盎格魯—撒克遜為主體的文化認同、確立與世界交易的新規則和重塑全球化，迫使他國為美國解決貧富懸殊問題買單，以迎合國內日漸增長的民粹主義情緒。

美國外交的大跨度轉向，導致現有國際秩序面臨更為嚴峻的沖擊和更大的不確定性

美國政府因兩黨輪替而發生偏好改變所產生的極化影響不斷向對外關系領域擴溢。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確立了“美國優先”的外交取向，開始強力調整與盟友和伙伴的經貿與防務關系、為其戰略東移創造有利條件，極力破壞現有國際規則、重塑利己的國際政治、經貿和安全結構，加速推進戰略重心東移、全面遏制中國。

確立“美國優先”的外交取向。“美國優先”理念是過去數十年（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國內制造業持續萎縮、就業機會減少等矛盾持續累積的產物，社會與民意基礎深厚，對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政策調整有著深遠的影響，糾偏色彩濃厚。特朗普政府認為國際對手利用美國的慷慨，提出損美利己的條件；獲取絕對收益的外交策略，日漸形成了不對等的同盟關系、不公平的國際貿易制度、不合理的氣候協議等國際規則，讓美國在軍事、國際貿易、全球治理上承受沉重的財政負擔和巨額赤字，優勢逐漸被蠶食，動搖了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因此，“美國優先”的實質是美國不愿意再承擔過多的國際責任，減輕領導、維護國際秩序的負擔、降低成本，其邏輯起點與終極目標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為此，特朗普政府憑借美國經濟與美元霸權、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和超強的軍事實力，肆意退出讓美國“吃虧”的國際協定，并通過雙邊談判獲得競爭優勢，改變對外貿易“損己利他”的被動局面，重塑利己的全球貿易體系，“在擁堵的全球化道路上，開辟出一條輸送美國利益的專線”，全力縮小貿易赤字和解決貧富分化問題。“美國優先”打破了美國一貫堅持的自由主義外交路線，是其國內政治極化的對外延伸，嚴重破壞國際規則與道義。

強力調整與盟友和伙伴的經貿與防務關系。特朗普政府通過強力施壓的方式挑起與盟友和伙伴的緊張關系，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大幅度修改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強力推動美歐貿易協定進行重新談判，重新簽署美日、美韓自貿協定，力圖打破“不公平”“不合理”的國際貿易結構和制度設計安排，再造符合本國利益的國際貿易體系。同時，美國極力推動其主導的同盟關系進行再調整，鼓勵歐洲各國增加國防預算、更多地承擔本地區及周邊的安全責任；在中東地區與以色列緊密配合，構建由美國掌控的中東政治、安全架構；將安全承諾作為“籌碼”，迫使日韓等盟友增加“付費”和承擔更多的地區防務責任。“美國優先”力圖廓清“美國再次偉大”所面臨的一切外部障礙，實施以“利益交換”為主要特點的掛鉤戰略，在合作中更加強調相對收益以維護和擴大美國的絕對優勢。美國在經貿和防務上的功利主義做法，引發了歐日韓等盟友和伙伴的強烈不滿，迫使這些國家（或國家聯盟）采取了一系列應對舉措、自主性努力持續增強，以更好地維護本國經濟與安全利益，助推世界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民族主義抬頭。

重塑利己的國際規則。參與多邊合作機制讓美國的行動具有了國際合法性，確立了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權，反過來進行多邊協調又會讓美國受到多邊機構的某種約束。近年來，一些國際組織機構的投票權和話語權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進一步刺激了美國日漸脆弱的神經，堅定了美國重塑國際規則的決心。為此，特朗普政府大肆擾亂WTO多邊規則、退出《巴黎協定》、伊核協議、重新調整與盟友和伙伴的貿易協定、國防義務和費用分配，強行改變現行全球治理規則，妄圖重塑由自己主導的雙邊和多邊國際政治、貿易和安全結構。這破壞了國際制度和全球治理進程、加劇了中東地區的沖突與對抗、助長了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勢力、惡化了中美和美俄大國關系，導致現有國際秩序面臨更為嚴峻的沖擊和更大的不確定性。

全面遏制中國。特朗普政府認為中國、俄羅斯、朝鮮與伊朗以及恐怖主義和跨國有組織犯罪對美國構成了全球根本性、地區高強度和零星的、次級的安全威脅與挑戰。美國對外戰略重心加速沿歐洲—中東—亞太一線東移，由重視反恐和介入個別地區事務向傳統的大國競爭轉向。在此背景下，美國近三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印太戰略報告》將中國定位為美國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頭號挑戰和印太地區的重大戰略威脅，對中國由接觸與制衡并舉轉向全面遏制。

近年來，中國對美巨額貿易逆差日漸促使美國患上了全民性的“經濟焦慮癥”。為此，特朗普政府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強化對華貿易保護政策，挑起中美貿易摩擦。隨后，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通過最新改革法案以限制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使用國內貿易法條款不斷對來自中國的商品征稅加碼，擴大關稅范圍，導致中美經貿摩擦不斷升級；全面打壓、遏制“中國制造2025”支持的高科技行業，中美貿易戰由貿易領域延伸至高科技產業領域，兩國在知識產權保護層面的對抗日漸形成。在此基礎上，美聯儲持續收緊貨幣政策、制造世界動蕩以惡化中國外貿和外資投資環境，在此情況下，與中國金融市場的對外擴大開放疊加，放大了中國金融風險。此外，美國不斷渲染“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擴大影響力、謀求地區（乃至世界）霸權的戰略安排，污蔑“一帶一路”建設項目是中國制造的“債務陷阱”、會損害沿線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制造“中國威脅論”，破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共識基礎。

美國重新調整軍事資源分配，增強遏制中國能力。其一，美國加強了在亞太地區針對中國的軍事部署，加速推動亞太同盟體系從“中心—輪輻”結構向“網絡化”發展，極力匯聚美國遏制中國的資源與力量。其二，特朗普政府強化了美國在南海地區的軍事存在，對南海突發事件或將作出強硬反應，更為注重南海政策的精準操作，以保持較強的戰術突擊能力和有利的戰略威懾勢態；采取議題聯動策略，將南海問題與其他議題“掛鉤”，試圖在中美戰略競爭中贏得主動、獲得優勢。其三，美國主導推動的“印太戰略”指向和目的更加清晰明確，即進一步擠壓中國戰略發展的空間和遏制、圍堵中國崛起；強調通過構建印太地區的同盟和伙伴關系網絡，形成制衡中國的區域安全架構安排，以捍衛印太秩序的自由與開放。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特朗普政府借疫情攻擊中國、渲染恐慌、制造新版“中國威脅論”，以爭取在戰略競爭中擊敗中國。隨著疫情在美國的大流行與持續惡化，將中國塑造為“共同敵人”以彌合美國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的可能性陡增。這無疑加劇了中美對抗程度，破壞了世界疫情防控合作大局，進一步擠壓了兩國關系改善的有效空間。

（作者為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院長、教授，吉林大學國家發展與安全研究院院長；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博士研究生宋國新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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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節大磊：《美國的政治極化與美國民主》，《美國研究》，2016年第2期。

④趙懷普：《從“歐洲優先”到“美國優先”：美國戰略重心轉移對大西洋聯盟的影響》，《國際論壇》，2020年第3期。

責編/周小梨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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