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精英層和中下層的矛盾逐步加劇，精英階層仍然掌握著整個國家機器。對于美國“千禧一代”來說，要實現一代比一代更強的期待幾乎是不可能的，美國夢已經褪色，而且未來也不見得能恢復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狀態。

【關鍵詞】美國 對外政策 領導力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美國及其所領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曾被西方世界廣泛稱頌為“世界的燈塔”。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人們曾經以為美國的這種領導力將會持續很久，而隨著美國經濟的衰退和國內政治的衰敗，這種預期開始動搖。

美國領導力：精英階層仍然掌握著整個國家機器

按照目前普遍接受的看法，早在19世紀末，美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而英國當時不過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不過，當時的人們都認為英國是世界的中心，卻沒有把美國當作領導性國家，美國自己也沒有這么認為。1872年，美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英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經濟總量已是英國的兩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不僅被西方國家推上霸主地位，同時美國精英層也積極主動參與領導全球事務。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不僅拯救了歐洲，也將美國的意識形態、知識體系和跨國公司傳播到歐洲，創造了資本主義歷史上最長的高速增長期。

受益于這種長期高速增長，其貧富差距問題被遮蔽了。庫茨涅茲從理論上推演，在經濟增長初期，收入差距將擴大，但隨著收入的進一步提高，貧富差距反而會逐漸縮小。庫茨涅茲的猜想夯實了西方發達國家以增長為中心的國家戰略，同時也使得國家利益的概念逐步流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庫茨涅茲認為，收入差距問題將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而緩解，在經濟增長初期，收入差距將擴大，但隨著收入的進一步提高，貧富差距反而會逐漸縮小。庫茨涅茲的猜想夯實了西方發達國家以增長為中心的國家戰略，同時也使得國家利益的概念逐步流行。在貧富差距較小的時候，中下層與政治經濟精英在何為國家利益問題上容易達成一致。但是，這種局面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遭到了很大挑戰。一方面，20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貧富差距不再縮小，而是進一步擴大。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精英層和中下層的矛盾逐步加劇，普通美國人希望美國精英考慮他們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美國扶植德國和日本對抗蘇聯的后果是，在經濟層面造成德國和日本的重新崛起。盡管國際經濟競爭通常會加劇爭斗，但是美國還可以靠著龐大的軍事力量，通過擴大宣傳蘇聯威脅，要挾德國和日本支持美國，結果是1985年達成廣場協定，日元和德國馬克對美元升值。

因此，在冷戰結束之前，美國通過較高的經濟增長、龐大的經濟實力以及充分利用國際安全威脅，不僅整合國內力量，也有效地平衡了德國和日本的競爭。美國之所以能夠實施這種緊致的戰略，一項很重要的原因是，精英階層與中下層的矛盾還可以通過國內增長和國際經濟競爭來平衡，精英階層實施對外政策仍然掌握著整個國家機器。

美國夢已經褪色：要實現一代比一代更強的期待幾乎不可能

在二戰結束之初，美國的服務業和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已經非常接近，美國初步進入了服務業社會，但是那時美國制造領域從業人員的工資仍顯著高于服務業，價值觀仍由制造業主導。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德國和日本崛起，發達經濟體之間競爭加劇，美國跨國公司不得不加速國際層面的資源配置。在國內層面，跨國公司受到貧富差距縮小機制的約束，無法保持較低工資，因而采取了兩種辦法，一是產業向外轉移，二是轉向服務業。與此相匹配，從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和英國開始啟動新自由主義改革，核心是降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特色是服務業經濟的崛起。

經過幾十年的產業對外轉移，美國目前在海外積累了超過6萬億美元的直接投資，這些產業主要分布在大西洋兩岸，是歐洲和北美經濟的主要力量，產業構成也主要是金融服務業，在GDP的構成中，服務業占比接近80%。從基本知識結構和水平看，復雜的金融服務業需要高學歷，高回報的金融業也能引導美國優秀大學生進入。由此，金融服務業的發展產生了一批新的管理階層和從業者，這些人的價值觀不同于制造業，這一代人崛起之后，就逐步替代了美國此前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價值觀。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年輕一代要遠比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一批人更難扭轉收入下降的不利局面。對于“千禧一代”來說，要實現一代比一代更強的期待幾乎是不可能了，“美國夢”已經褪色，而且未來也不見得能恢復到二戰結束后的時期。

當前，美國內部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并且已經嚴重削弱了美國實力和對外領導力的國內基礎。美國文化水平不高的一批人，收入水平不到本國大學畢業生的一半，而且其基本技能也越來越不適應美國的產業升級，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留住工作，而不是搶占技術制高點。在美國政府看來，美國中下層的收入降低，甚至失業，主要是因為產業被轉移到了其他國家。特朗普堅決要求修改、乃至于廢除WTO規則。但在理論上，多數學者認為美國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貿易赤字，還是國內的宏觀經濟失衡所致，特別是技術進步引發，而不單純是國際貿易的原因。

從邏輯上說，美國對外貿易很大部分是由跨國公司控制的，而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雙邊政策控制。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就有學者總結過世界經濟的這種特點，并將其稱之為“貿易一體化與生產碎片化”。美國當前的貿易政策如果要產生效果，特別是為中下層創造就業機會，就必須說服制造業的跨國公司回歸美國。但文化水平不高的中下層，又很難勝任管理崗位，也缺乏必要的國際競爭能力。在影響跨國公司決策時，負主要責任的仍然是知識精英和權力精英。因此，制造業的回歸不會那么順利，而且制造業回歸并不意味著創造就業崗位，這些企業有可能繼續雇用非法墨西哥移民，甚至使用機器人。特朗普的另一個目標是繼續維持美國在高新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但是，從邏輯上看，美國之所以能夠維持高技術，除了聯邦層面的國家扶植外，主要是靠跨國公司的全球經營。一旦將跨國公司的生產銷售等崗位拉回美國，盡管會創造一部分就業崗位，但最終卻會損害美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大國關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Annamaria Lusardi and Olivia S. Mitchell:“Optimal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Wealth Inequa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7, 125(2).

責編/趙橙涔 美編/李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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