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要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推動更多產能過剩行業加快出清，降低全社會各類營商成本，加大基礎設施等領域補短板力度。在此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就如何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理論分析，并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去產能、去庫存須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

■ 讓商品價格由市場決定 ■ 放寬市場準入

■ 取消對“僵尸企業”的補貼

近幾年“去產能、去庫存”成效顯著，于是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下一步去產能、去庫存應重點轉向擴內需。這里涉及一個基本判斷：產能過剩到底主要是結構性原因還是總需求不足？判斷不同，應對辦法自然也會不同。中央指出，當前國內產能過剩主要是結構性的，對此我們可從“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兩個角度來分析。

從局部均衡角度看，假若某商品價格由供求決定，則該商品不會過剩。以電視機為例，若廠商定價是每臺3000元，消費者出價也是每臺3000元，電視機正好供求平衡，產品不會壓庫。反之若廠商定價3000元，消費者出價2500元，此時廠商若不降價，電視機就會積壓。由此可見，一種商品庫存增加，原因是不能持續降價。

商品供過于求，廠商為何不降價呢？原因是銷售價格低于生產成本，企業就會虧損。換句話說，是商品的銷售價格被成本鎖定了。問題就在這里，企業要是短期內不降價只會增加產品庫存；但若半年不降價，企業就得限產（比如關閉部分生產線），形成產能過剩；而如果超過一年還不降價，這家企業就會變成“僵尸企業”。

以上分析的是一種商品。從一般均衡看，市場之所以存在產品庫存與短缺并存，原因其實也在價格。瓦爾拉斯定律說：在理論上，市場一定存在一組價格體系，可以令全部商品的供給與需求平衡。反過來理解，市場如果不能全部出清，則是因為社會商品比價（價格體系）不合理，是價格體系失衡導致了供求結構失衡。

以國內煤炭生產為例。前幾年煤炭生產過剩，原因之一是煤炭企業未支付原煤成本。照理說，企業生產加工所需原料是應該付費的，比如紡紗廠需要棉花就得花錢購買；可煤炭企業的原煤卻免費供給，實際上，就等于政府給了企業變相補貼。既然原煤免費，企業當然會不斷擴產。這樣看，煤炭生產過剩也就不足為怪了。

要追問的是，如果煤炭生產過剩是因為原煤免費，可鋼鐵產能為何也過剩呢？問題的癥結還是在價格。前些年煤炭價格一路上漲，而電價卻受到管制，由于煤電價格未能聯動，一方面造成了電力企業虧損，而另一方面鋼鐵企業卻享受了用電優惠。鋼鐵、電解鋁等高耗電行業產能過剩，用電價格相對較低應是一個重要因素。

再看“僵尸企業”。前面說過，企業因產品壓庫或產能過剩而持續虧損，如果超過一年仍不關停并轉即為“僵尸企業”。為何會有“僵尸企業”存在？經濟學的推斷是背后有政府支撐。事實確實也如此。前些年我調研過一些虧損企業，有的企業資不抵債卻茍延殘喘，就是由于地方政府一直在給企業輸血。要是政府不輸血，企業不可能存續下來。

綜上分析，用市場機制去產能、去庫存需把握三個要點：一是商品價格由市場決定，讓價格體系體現需求變化；二是放寬市場準入，鼓勵要素流動，讓供給結構適應需求變化；三是取消對“僵尸企業”的補貼。同時，政府也要做好三件事：進一步簡政放權；維護公平競爭環境；為“僵尸企業”下崗職工提供基本的托底保障。

穩投資杠桿必須管控好消費杠桿

■ 防范金融風險要管控投資杠桿，但首先要管控好消費杠桿，降低消費杠桿率

學界有一種流行說法：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而我認為，投資、消費、出口并非三駕馬車，三者合起來是一駕。其中消費是馬，投資是車，出口是車上的物品。也就是說，投資要以消費為牽引，若沒有消費需求，企業是不會貿然擴大投資的。所以防范金融風險要管控投資杠桿，但首先要管控好消費杠桿。

投資由消費帶動，那么消費靠什么帶動？古典經濟學的觀點，是收入決定消費。可是到馬歇爾之后，經濟學家的看法有了改變。費雪在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論》中說，收入是一連串的事件（一系列消費活動）。如某人擁有10萬元，若用7萬元購買了消費品，這7萬元便是他的收入；余下3萬元不是收入而是他的資產（如儲蓄、股票等）。顯然，在費雪看來，收入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收入等于消費；廣義收入則大于消費。

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為了解釋一個國家的消費需求不足提出了“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意思是：隨著人們收入增加，消費也增加，但消費增加卻趕不上收入增加，這樣消費在收入中的比重（消費傾向）會下降。從增量看，一個人收入越高，消費在收入中的占比就越低，故收入增長與消費增長并不同步。

上世紀50年代后，由于消費信貸悄然興起，于是出現了消費者的支出大于收入的現象。比如，有人用自己的收入本來買不起房，但有了消費信貸后他們便可通過銀行貸款購買住房。有經濟學家認為，這類現象的出現也證明收入決定消費的理論不成立。果真如此么？有兩位經濟學家用自己的“假說”對此作了否定的回答。

莫迪利亞尼的“生命周期假說”指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消費與收入會有不同的安排。通常的情形是：年輕時消費會大于收入，有負債；中年時收入會大于消費，有儲蓄；老年時，消費會大于收入，用儲蓄彌補缺口。前后算總賬，一個人一生的消費，最終仍取決于他一生的收入，其消費并未超過收入。

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說”認為，收入分為現期收入與持久收入，而決定消費的是人們三年以上相對固定的持久收入，而非現期收入。現期收入固然對消費有影響，但影響不會太大。一個人現期收入不高，但若持久收入高，他也有可能增加消費，不然就不可能有消費信貸存在。

不難看出，以上兩個假說講的其實是同一道理：從短期看，一個人的消費有可能大于收入；但從長期看，消費終歸還是要由收入決定。可這里有一個難題：照弗里德曼的假說，消費者按持久收入消費，銀行按客戶持久收入貸款，那么美國當年怎么會出現次貸危機呢？顯然，其背后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深層的原因是什么？我認為是消費杠桿率過高。舉個例子解釋：某人有100萬元想購房，假定銀行不提供房貸，那么他只能購買100萬的房產。現在假定有消費信貸，比如銀行可提供50%的貸款，那么他用100萬就可購買到200萬的房產，杠桿率是2倍；而銀行若提供90%的貸款，他用100萬便可購買1000萬的房產，杠桿率是10倍，可見信貸杠桿對擴大消費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當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正是杠桿率過高所致。這也給我們一個提醒，中國經濟穩增長要提振消費，而提振消費需要消費信貸的配合。但要注意的是，擴大消費應控制消費杠桿，否則一旦形成虛假市場需求會推高投資杠桿率，所以去投資杠桿，前提是要管控好消費杠桿。

降企業內部成本與減稅要雙管齊下

■ 如折舊不進成本，企業可用利潤進行固定資產更新

■ 政府應加大減稅力度，下調所得稅稅率

關于降成本，目前學界的關注點集中在兩方面：一是降企業內部成本；二是降企業外部稅費。去年減稅已達1.3萬億元，今年減稅力度還會加大。現在要研究的是，怎樣進一步降低企業內部成本？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對成本有深入的認識，讓我們先討論如何理解經濟學中的成本概念。

日常生活中，人們所談論的成本大多是財務成本，如固定成本、變動成本、總成本、平均成本等。而經濟學講的成本則是機會成本，即作一種選擇而放棄其他選擇的最高代價。兩者的區別：前者指價值耗費；后者強調成本要從選擇角度看，一項投資（價值耗費）若存在選擇，經濟學認為是成本，若不存在選擇，則不是成本。

于是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從選擇角度看，財務成本中的固定資產折舊是不是成本？如果是，它是一種怎樣的成本？如若不是，企業又該怎樣處理？我們知道，目前固定資產折舊是攤入成本的。不妨設想一下，假如不將折舊攤入成本，企業是不是可以大大降低內部成本？

問題在于，固定資產折舊是否計入成本，關鍵要看折舊究竟是不是成本？我的看法，若從機會成本看，固定資產投資是成本；而折舊卻不是成本。理由是，因為企業在決定是否購置固定資產之初有選擇，有選擇當然是成本。可折舊不同，固定資產一旦購置，企業便不再有選擇，沒有選擇，折舊也就不是成本。

經濟學另有一個成本概念，即“沉沒成本”。“沉沒成本”是指已經發生而無法回收的投資。比如你上大學四年，共花去學費10萬元，即便你最后沒有拿到畢業證，學校也不會把學費退給你。這10萬元是你的沉沒成本。斯蒂格利茨也舉過類似的例子：你花7美元買了電影票，事先并不知道這場電影是否好看，結果看到一半發現影片很糟，此時你要不要離開？斯蒂格利茨說應該離開。因為那7美元已經沉沒，不離開你會賠上更多時間。

固定資產折舊也如此。對企業來說，固定資產投資木已成舟，若企業不破產拍賣則無法變現，即便變現也無法足額收回。這樣看，固定資產折舊是典型的沉沒成本。既然沉沒成本不是成本，折舊就不必攤進成本，如此一來，企業內部就有了降成本的空間。可也許有人會問：折舊不進成本，固定資產如何更新？成本降低后企業要多繳所得稅怎么辦？

固定資產更新其實不成問題。折舊不進成本，企業利潤會增加，企業可直接用利潤進行固定資產更新；而讓企業多繳所得稅倒是個難題。要解決此難題，需要下調所得稅稅率。中央已明確表示將加大減稅力度，只要將中央的要求真正落實好，這個難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政府補短板重點是彌補市場失靈

■ 加大基礎理論研究投入 ■ 補齊生態環境短板

■ 調節收入分配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要“去庫存”，同時也要“補短板”。目前國內經濟“短板”何在？對此，學界見仁見智，至今尚無一致的看法，甚至對同一產業，往往會有兩種相反的判斷。人們有不同的判斷并不奇怪，長短本來就是相對的。若無長線產業，也就不會有短線產業。

問題是在長線與短線并存的情況下，產業結構應該怎樣平衡？上世紀80年代初，學界曾發生過一場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經濟平衡應按長線平衡還是按短線平衡？有學者根據美國學者彼得提出的“木桶原理”，主張按短線平衡。而也有學者不贊成，認為既然木桶的盛水量由短板決定，那么就應該補短板，按長線平衡。

事實上，以上兩種主張都是錯的。所謂長線產業，表明該產業供給已經過剩，此時若不去產能而按長線平衡，結果必然會雪上加霜；相反，若按短線平衡，那么就得去產能。但若此時不補短板，僅是去產能又難免矯枉過正，造成資源浪費。而且短線產業一旦發展起來，今天的長線產業很可能會成為日后的短板。

再往深處想，不論“按長線平衡”還是“按短線平衡”，潛臺詞都是資源配置由政府主導。可是政府并無先知先覺，不可能準確預知市場未來的變化，由政府主導怎可能達到結構平衡呢？當然不是說不能由政府補短板，而是政府與市場應有分工。我的觀點是：在一般競爭性領域，補短板要讓市場主導；在市場失靈領域則由政府主導。

若將競爭性領域的短板交給市場補，那么哪些短板需要政府補呢？經濟學研究表明，市場在以下三個領域通常會失靈：一是公共品或公共服務領域；二是經濟存在外部性的領域；三是收入分配領域。以上三個領域若存在短板，政府就應承擔起補短板的職責。

具體講，在公共品或公共服務領域，政府首先要加大對基礎理論研究的投入。每一次新技術革命的到來，皆以基礎理論研究的重大突破為支撐，而基礎理論研究成果屬公共品，相對于技術研發，目前是我們的短板所在。另外，基礎設施、義務教育、公共醫療服務等準公共品，有些市場不供給，有些市場供給不足，這些短板也需要政府投入。

在經濟外部性領域，當前最突出的短板是生態環境。造成環境污染的原因，是企業排污卻不承擔損害環境的社會成本。要保護環境，就得將社會成本內化為企業成本，可是市場卻對此無能為力。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曾建議由政府向排污企業課稅，而科斯建議通過排放權的交易解決。有學者說科斯方案不需要政府，這看法不對。政府若不出面界定排放權，科斯方案何以落地？

另外市場還有一種失靈，即收入差距擴大。市場通行的分配規則，是“按生產要素分配”。馬克思分析過，按要素分配會導致兩極分化。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曾多次提出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現在看，“按要素分配”確實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收入差距也隨之擴大了。目前，中央把脫貧攻堅擺在更加突出位置，大力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其實就是在補短板。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