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西方世界”“后西方時代”“后美國時代”正在來臨，美歐等西方國家一時很難接受、很難適應，不能不由此產生普遍的危機感和戰略性焦慮

為什么在全球化高歌猛進，中國及廣大非西方國家緊跟全球化步伐，不斷取得經濟、政治、社會進步，東西方發展差距明顯縮小的情形下，世界卻亂象叢生、更加動蕩？為什么冷戰后一向被認為是“世界穩定島”的美歐等西方國家成為動蕩之地，甚至成為引發國際動蕩與國際亂象的動蕩之源？要弄清這些問題，有必要先弄清當前的時代特點。

對當前時代特點的判斷，國際上有各種各樣的評論。有人說，當前世界已經進入“后西方時代”，或者說“后美國時代”“無極時代”“扁平化時代”，屬于“后西方世界”，等等，這是有道理的。用這樣的時代觀分析當前國際動蕩不止、國際亂象叢生的根源，以及西方國家成為國際動蕩的根源，我們就有了一個認識當前國際亂象本質及其根源的新視角，也有了認識當前美國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新視角。

所謂“西方世界”“西方時代”，以及20世紀以來的所謂“美國世紀”和冷戰后的所謂“單極時刻”，緣起于500年前新航路的開辟。自那時以后，美歐等西方國家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科技等方面突然發力，迅速走到了世界前列，搶占了“領導世界”的霸主地位，并一直維持這一優越地位長達500年之久。到19世紀末，西方國家對非西方國家享有的權勢達到其第一個歷史峰巔，突出標志是大部分非西方國家都變成了美歐國家的殖民地。那時的中國以及埃塞俄比亞、土耳其等國，雖一時未成為美歐國家的殖民地，但也淪為西方國家可予取予求的半殖民地。

冷戰結束時，美歐等西方國家對非西方國家享有的權勢達到其第二個歷史峰巔，突出標志是西方國家當時占有世界GDP總量、貿易總量的80%以上，其軍費開支也一度達到世界軍費開支總額的80%以上。僅美國一國的軍費開支，就曾一度達到緊靠其排名的前15個國家軍費開支之和，這15個國家還包括屬于西方陣營，與美國結盟的英、法、德、日、意、韓等國家。當時，不但美國的GDP總量是中國的10倍，而且日本的GDP也是中國的5倍。

為什么美歐等西方國家能以不到世界人口總數1/5的人口，占有世界約4/5的財富和實力，其人均GDP在巔峰時甚至是非西方國家的數十倍甚至上百倍？雖然西方國家在壟斷國際話語權時期列出了不少答案，如“白種人優越論”“西方民主優越論”“基督教文明優越論”“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優越論”等，但都不是事實。真正的原因在于西方并非必然性地著近代科技革命之先鞭，搶占了科技革命的制高點，加以壟斷，并在科技領先的優勢驅動下，率先進行工業革命，在產業、商品貿易、經濟發展和軍備領域走進世界前列，且由此積累實力、向全球擴張、搞西式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等，從而確立了美歐等西方國家在全世界的主導地位、也與非西方國家之間確立了歷時達500年之久的“剝削與被剝削”關系，進而導致全球財富和實力向西方一極高度集中。

然而，冷戰后全球化的新發展，以信息革命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中國等非西方國家的普遍發展、覺醒改變了這一切。這其中，以信息革命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尤其具有決定性意義。信息革命、交通運輸革命和商品的全球流通使世界真正實現了互聯互通，也使全世界各國共享“專業性”、共享經驗、共享科學技術，西方和非西方國家由此共處于同一全球價值鏈中，這就使得科學技術全球共享并向全球擴散，美國等西方國家要想像過去500年那樣壟斷科學技術并憑借壟斷新科技，來統治全世界已經不可能。其結果是，財富也必然向世界擴散、向非西方國家傾斜，非西方國家由此也加快了在經濟、政治、科技等領域“趕超”西方國家的步伐。在此過程中，非西方國家中的中國尤其一馬當先。

冷戰后僅20余年間，因科技和財富出現大規模擴散態勢，西方與非西方國家的實力對比就發生了轉折性變化。根據2017年的最新統計，西方國家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占有率已經從冷戰初期的大約4/5降至不到50%，非西方國家已經有能力與西方國家分庭抗禮。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全球財富中的份額減少，加上其內部分配不均，就造成其內部不少階層、尤其是藍領階層和部分中產階級財富縮水、生活困窘、不再享有昔日西方國家的優越感。在美國，藍領工人近40年未漲過工資，日本、歐洲國家的情形也大體如此。這種情況，正是美歐等西方國家民粹主義及疑歐主義大行其道，反全球化、反貿易自由化及反移民浪潮日益高漲，恐怖襲擊泛濫成災和“純種白人”成為西方國家恐怖襲擊骨干的深層次根源；也是英國公投“脫歐”，美國總統特朗普被有反全球化、反移民、反自由貿易和民粹主義傾向的藍領們推上臺，并奉行所謂“美國優先”政策，奉行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反移民政策的深層次根源。而中國尤其成為美國特朗普政府的攻擊目標。

不僅如此，未來趨勢更對美歐等西方國家不利。這是因為以信息革命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使新科技擴散加快，進而導致技術和財富向全世界擴散，導致世界更加全球化。而且，由信息革命帶動的新型共享經濟，如“互聯網+”、共享單車、支付寶等，得以在中國這樣擁有14億消費者的“巨型”國家迅速形成產業、出現爆炸式發展。一向以有創新精神自居的美歐日等西方國家之所以在這些方面落后于中國，根源就在于其人口數量和國家規模“不達標”，是所謂“非不為也，是不能也”。美國特朗普政府沒有因此而向中國學，例如，學中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多建高鐵等，而是企圖揮舞貿易保護主義大棒，阻止中國繼續高歌猛進。

總之，全球化的新模式、西方國家不再能像過去500年那樣保有對新科技進步的壟斷、財富和技術加快向非西方國家轉移、以信息革命為基礎的共享經濟及“互聯網+”等更有利于人口眾多的非西方國家“趕超”，以及國際經濟力量對比發生不利于西方國家的變化及其長期趨勢，預示著所謂“后西方世界”“后西方時代”“后美國時代”正在來臨。面對這一所謂“500年未有之變局”，美歐等西方國家一時很難接受、很難適應，不能不由此產生普遍的危機感和戰略性焦慮。正是在這種普遍危機感和戰略性焦慮的驅動下，美歐等西方國家內部，社會大眾、尤其是處于社會底層的藍領們，就轉向民粹主義、疑歐主義，轉向反全球化、反貿易自由化及反移民、反精英，甚至轉向搞恐怖襲擊、校園槍擊等極端軌道；而其精英、上層和決策者，如美國總統特朗普、英國首相特雷莎·梅等，不得不迎合其國內選民、大眾呼聲，迎合民粹主義，奉行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和對中國揮舞保護主義大棒等國策。這些內外因素相結合，作用于國際社會，就使得世界亂上加亂，使得美歐等西方國家不但成為世界亂源，其本身也成為“動蕩之島”，而中美關系也因此而更加復雜、面臨新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