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常亦被明清以來的國人稱為“泰西”或“西洋”，與文化相比，文明屬于精神和思想的外在表現形式。但是，文明與文化也經常交替使用，包含物質、精神和制度這三個方面。本文側重于從文明的精神或文化層面，來探討西方文明的演進歷程。

古典時代的西方文明

古希臘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搖籃，是西方文明之母。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說過，希臘這個名字在一切有教養的歐洲人當中，自然會引起家園之感。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4世紀的“軸心時代”，希臘城邦文明進入鼎盛時期，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達致高潮，出現了一大批偉大的思想家和藝術家。

基于分離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原則，希臘半島愛琴海地區能夠長期保持數百個彼此獨立而又榮辱與共的小城邦。由城邦概念衍生出公民、法律、政府、政治家和政治學等西方政治學的核心觀念。雅典民主政治對后世影響巨大，它是在平民與貴族之間進行權力爭斗中發展起來的。古希臘政治家梭倫于公元前594年廢除債務奴隸制，設置了四百人會議和公民陪審法庭，以財產資格而非出生和血緣關系來劃分公民等級，削弱了貴族的政治權力和提高了平民的政治地位。到了公元5世紀中葉的伯里克利時代，民主制度使得雅典成為希臘最強大和繁榮的城邦。

希臘人創造了哲學這門無所不包的科學和知識體系。唯物主義哲學家對宇宙起源和演化規律的探討蘊含在世界本原問題中，唯心主義哲學家力求探討自然背后的原則或形式，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學的基礎，希臘哲學孕育了科學和理性精神。在探索世界和人自身的過程中，希臘科學與藝術取得了長足發展，在天文學、幾何學、醫學、物理學、地理學、生物學、邏輯學等方面取得了當時世界上的最高成就，出現了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百科全書派思想巨人，希臘的戲劇、文學、史學、雕塑也達到了當時世界的高峰。吊詭的是，希臘人對自由和美的追求，反而使希臘文明不適合在帝國政治環境下發展，伯羅奔尼撒戰爭后，希臘文明在馬其頓王國統治下走向衰退。

與希臘人對生活藝術之美和自由的熱愛不同，羅馬人鐘情于武力征伐、領土擴張和世俗功利。羅馬人建立了龐大的帝國，并且很好地對橫跨亞非歐的多民族地中海世界進行了有效管理，這有賴于羅馬人在法律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天賦貢獻。羅馬人盡管在哲學、科學和藝術方面繼承和復制了希臘文明，但羅馬法至今仍然是歐洲大陸法學體系的基礎。

羅馬政治制度也是在平民向貴族爭取更多權利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公元前470年，平民迫使貴族同意設立保護平民權利的保民官。公元前451年頒布了《十二銅表法》，將以往由貴族隨意解釋的習慣法變成成文法，使法律具有公正的約束力量。公元前2世紀下半葉，隨著騎士階層的崛起，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使得法庭的控制權由元老院轉移到騎士手中，促成了軍事獨裁者的誕生，如凱撒和奧古斯都。公元前27年，羅馬步入帝國時代，所有權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元老院僅具有榮譽地位。為治理龐大的疆域和管理不同種族的民眾，羅馬皇帝下令統一法律，最終產生了公元6世紀的《查士丁尼法典》。羅馬法的內容廣泛，涉及民法、商法和刑法等領域，又分為公民法、萬民法和自然法。羅馬法對后世的影響非常深遠，中世紀教會法就源于此，19世紀初拿破侖制定的《法國民法典》也參照了它。它確立了當今西方法律的三大原則，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約自由和產權神圣不可侵犯。羅馬人確立的訴訟程序、律師制度、陪審制度也為后世所繼承。

總的說來，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代表了古代西方文明對人類自身、社會和自然界的探索，發現了貫穿于其中的自然秩序。按照當代哲學家查爾斯·泰勒的看法，西方發明的偉大之處在于發現了“自然”中的內在秩序，該秩序的運行可被系統地理解和解釋，但未探查自然整體之外的“超自然”存在，以及“超自然”事物和自然界之間的關聯。希臘宗教是一種與社會生活緊密相關的藝術宗教，羅馬宗教則是維護國家、法律和皇帝權威與尊嚴的工具，因此，對超自然神靈世界的探討注定屬于后來的基督教文明。

中世紀基督教文明

中世紀西方文明始于公元476年，終于1517年宗教改革運動，這是一個基督教文明占據統治地位的時期。基督教從希伯來文明繼承了《舊約》和重要的教義觀念，經過與古希臘羅馬文化的深度融合，成為兩希文明的產兒，其信仰和教義主要來自猶太教，其神學構造和闡釋則師法希臘哲學。基督教文明給西方文明帶來的是一神論信仰及其崇拜，其關于神人關系的探討，深化了人類對自身靈魂和精神世界的理解，并締造了一種嚴峻高尚的道德標準。基督教信仰和啟示是超越自然理性的，其對上帝之國的向往必然帶來對此世的貶抑，中世紀的修道運動便是明證，死后靈魂的拯救成為人生的最大關懷。

中世紀基督教會是古代文明的保持者，作為中世紀西方文化統一的唯一實體，創建了西方諸多大學。教會世俗政治經濟利益的增長，必然引發教權與王權之爭，并在格里高利七世與德皇亨利四世時代達到高潮。1300年以來，中世紀教會的宗教實踐日益與其信仰相背離，對世俗利益的貪婪，揭露了其道德上的虛偽和信仰上的褻瀆，教會腐敗侵蝕著教會權威。盡管基督教取得了很高的精神成就，但教權對世俗王權和人性的壓抑，信仰對自然的迷魅，帶來了塵世生活的混亂和自然的遺忘，激化了神圣和世俗、信仰和理性之間固有的矛盾，最終引發了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

文藝復興運動始于14世紀的意大利，其宗旨是要去除基督教信仰覆蓋在人性和自然之上的由信仰、幻想和幼稚偏見構織的面紗，恢復被教權扭曲了的人性，重新發現自然。根據瑞士文化思想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觀點，人文主義反對中世紀神學世界觀，將人性的正當權利和自然的美麗從原罪教義的“魔咒”中解放出來，肯定人性的尊嚴和高揚人格自由的價值。宗教改革運動是中世紀教會改良運動失敗的產物，旨在恢復基督教的純潔性。1517年，馬丁·路德發表了《九十五條論綱》，他提倡“因信稱義”的教義，建立了人神之間的直接關系，破除了教會教士和圣禮在靈魂救贖意義上的中介作用。新教締造了在世俗工作生活中敬拜上帝的宗教實踐及倫理，緩解了中世紀神圣與世俗之間的沖突，奠定了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價值內涵，使得基督教文明實現了現代轉換。

現代西方文明

17、18世紀，作為一種理性主義神學的自然神論逐漸流行起來，成為西歐知識分子中普遍流行的一種信仰形式，它限制甚至取消信仰和啟示的作用，將上帝和造物分離開來，把自然界的規律和秩序視為理性賦予的，拒絕上帝對自然界的干預。宗教寬容精神和自然神論的廣泛傳播，促使科學理性精神不斷成長。隨之出現的啟蒙運動，是要號召人們大膽運用自己的理性，擺脫自己加諸于自己之上的不成熟狀態。它極大地解放了人性和理性，破除了封建神權和教權對人類思想的禁錮。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確立的“我思故我在”原則，奠定了現代的主體性原則。康德的先驗統覺、費希特的先驗自我、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等概念，深化了自我意識的認識，形成了現代自我認同，即一種獨立自決的緩沖自我，從而與古代世界可滲透的自我有別。前者意味著主體關閉了內部思想和外部自然物質世界間可滲透的邊界，以超然理性面對規訓化的自然規律和自由秩序，享用著因知識和理智進步帶來的精神世界的安全，形成了一種無求于外的人文主義；而后者則是指中世紀的自我認同方式，思想之外的世界充斥著神靈、魔鬼和宇宙力量，會在特定環境下對自我產生影響，帶來恐懼感。

隨著現代性主體的確立，理性在某種意義上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自然法學派思想家反對封建“君權神授”和“國家神創”，從假設的“自然狀態”和“天賦人權”出發，主張國家起源于人們根據自己的意愿訂立的社會契約。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肯定了“自由平等”、“天賦人權”和“主權在民”等思想，人的生命、自由、財產、反抗壓迫和追求幸福的自然權利神圣不可侵犯，言論、信仰、出版、結社等自由得到提倡，主權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議制和三權分立的政治主張得到貫徹。伴隨此過程，源于空想的社會主義思想，逐步演變為爭取一切人自由和平等的共產主義理想和運動，對20世紀的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17世紀的科學家摒除了一切神學思維方式，從自然現象本身出發，通過經驗觀察、實驗和邏輯推理，旨在發現自然界的秩序和規律。牛頓基于力學原理建立的機械論圖景，取代了基督教的目的論世界觀。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改變了西方人的世界觀，兩次工業革命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創造了大量物質財富。伴隨著西方海外殖民地的擴張，西方文明相對于其他文明的優勢日益凸顯，達爾文的進化論被應用到社會領域，信心滿滿的西方人視自己為文明進化的頂峰，“西方中心論”由此而生。1897年，當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勢已成定局，西方人對自己文明的信心和樂觀達到了高潮。

全球化時代的西方文明

德國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于1918年出版了《西方的沒落》，比較了人類歷史上出現的八種文化，認為西方文化并不比其他文化具有優勢，西方文化雖是唯一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但已然走向衰落，他先知性地提出以類似全球視野的哥白尼式世界觀來取代“西歐中心論”世界史觀。

西方人是通過全球殖民活動而將世界帶入現代文明的，這就造就了西方人所謂全球化即西方化的思維定勢。20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得人類不僅成為了地球的主人，也似乎即將成為宇宙的未來主人。但是，科學技術是把“雙刃劍”，它在提高社會生產效率和改善物質生活的同時，也造成了人的物化或異化，甚至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兩次世界大戰對人類生命的殘殺，核子武器的毀滅性力量威脅到人類種族的存續，基因技術的發展顛覆了傳統的性別和倫常關系。

西方諸多思想家將科學技術理性視為一種工具理性，其單向度的過度發展會給人類社會帶來諸多問題。科技創新通過不斷推出新的產品來刺激民眾的消費欲求，促成了消費社會的形成，使現代人陷入一種新拜物教，個性自由逐漸喪失，日常生活變得單一化和平面化。韋伯的價值理性、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和胡塞爾的“生活世界”概念等，都是對科技理性壓制人文精神等負面效應的療救。西方人對高標準生活質量的要求，造成了環境污染和能源枯竭等危機，加劇了人與自然的緊張關系，呼喚一種新生態文明的出現。

二戰以來，西方殖民地掀起了民族獨立運動，形成了冷戰時期的第三世界。隨著新興經濟體的成長，許多西方國家在世界政治經濟甚至科技創新中的影響力逐漸下降，而有著自己悠久的傳統文化的新興國家并不認為西方文明具有普遍適用性。后工業時代和后殖民時代興起的后現代主義，對西方的現代文明做了系統的反思，反對現代性的主體哲學，批判其固有的同一性和中心性，強調差異和不可還原的他者的重要性。后現代主義在真理和價值上主張多元化，尊重非西方文明的獨特價值，強調文化包容與對話的重要性。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亦承認，西方文明是獨特的，并不具有普世性，它將會在文明沖突中面對東亞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挑戰。

自16世紀以來，西方文明憑借其制度優勢、先進文化和科技理性，在世界文明發展過程中獨領風騷，為人類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今天，其已略顯疲態，存在多重隱憂，如民主制度打破代際契約、市場被日益繁瑣的監管政策所扭曲、法治淪為律師之治、公民社會衰退、意義充實感不足等問題。但是，在人類文明共同體的構建中，西方文明演進過程及其產生的問題，值得非西方文明國家認真加以鏡鑒。

（作者為南開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南開大學哲學院教授）

【注:本文系亞洲研究中心2019年人文社科領域的基礎性研究項目“宗教改革運動的現代性意義研究”（項目編號：AS191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