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要靠城鎮化，但也不能只靠城鎮化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增長已經進入了“新常態”，這意味著經濟的增速會適當放緩，但對發展的質量要求會更高。我國城鎮化的進程也必須跳出在高增長時期形成的思維慣性，主動適應這種變化。2017年我國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為42.35%，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約16個百分點，這就意味著有2.3億農村戶籍的人口雖已在城鎮居住和生活，但尚未落戶城鎮。按“十三五”規劃要求，到2020年年底，將有1億已經在城鎮定居的農民工及其家屬落戶城鎮。但這同時也表明，現已進城的農業人口中，多數人到2020年年底還不能在城鎮落戶，何況今后還會有農村人口陸續進入城鎮。因此解決好這個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講的那樣：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

我國發展已經進入了新時代，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這種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突出反映在農業和鄉村發展的滯后上。因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要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要靠城鎮化，但也不能只靠城鎮化。一段時間以來，存在著這樣一種認識，認為“三農”問題要靠城鎮化來解決，只要讓農民都進了城，“三農”問題自然就解決了。這樣的看法不符合我國的實際。我國的農業、農村、農民將永遠存在，因此，農村發展除了借助外力之外，還必須發揮自身內在的活力。經濟增速放緩、結構升級，對勞動力的需求出現了明顯變化，所以農民工外出就業的增速放緩了；但居民收入增長，達到小康水平后必然會產生出許多新的需求，這就為農村創造新的供給提供了極大的機遇。為什么會有農民工返鄉創業？為什么農村會發展新產業、新業態和實行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就是農業、農村、農民在適應新形勢，這也說明鄉村振興有其內在的客觀要求。改革開放以來，為解決農民就業問題，有過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有過民工潮，而現在則要通過農村的產業興旺為農民開辟“第三就業空間”——通過產業融合和發展新產業、新業態為農民在鄉村提供主要不依賴于單純農業的就業崗位。

實施鄉村振興，必須全面、客觀地看待當前農村的現狀

比如關于農村的“空心化”“老齡化”問題。據國家電網公司對其經營區域內居民房屋空置率（年用電量低于20千瓦時）的統計，城鎮居民房屋空置率為12.2%（其中大中城市為11.9%，小城市為13.9%），而鄉村居民住房空置率為14%。據第三次農業普查的結果，在農業經營人員中，男性占52.5%，35歲以下人員占19.2%，36歲-54歲的人員占47.3%，55歲及以上人員占33.6%。這是動員了近400萬人，逐村、逐戶填報了2.3億份農戶普查表的匯總結果。我國農村各地的情況差別很大，對農村現狀的了解必須全面，不能以偏概全、人云亦云。

更重要的是，農業生產有其自身的特殊規律。馬克思講，農業中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的不一致，是農民從事副業生產的自然基礎。隨著農業機械化的普及和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健全，農民在大宗作物生產上的勞動強度將逐步降低，勞動時間不斷減少，既使得老人、婦女比以往更能勝任日常的田間管理，又使得青壯年勞動力獲得了更充裕的外出就業時間。這是技術進步背景下農業生產規律出現的新特征，對農民增收具有積極意義。如果能使農民利用好比以往更充裕的剩余勞動時間，在農村創造新的供給、滿足城鎮居民新的需求，那意義就更大，而這也正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本意所在。

（作者為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