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徹新發展理念與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重要的在于兩方面,一方面在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基礎上,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另一方面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基礎上,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而要推進這兩方面的建設,需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

第一,之所以構建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必須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要求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構建現代化的產業體系。一方面,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基本運動方式沒有變,仍然是“發展”與“需要”之間的矛盾,因而盡管主要矛盾有所轉化,但我國經濟發展與發達國家存在顯著差距的格局沒有變。因而,黨在新時代全面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的要求沒有變,堅持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的原則沒有變,而“發展”特別是作為社會發展基礎的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首要的便是供給質量和供給體系的提升及完善。另一方面,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運動的兩端——“需要”和“發展”本身的內涵,發生了深刻的歷史性變化,從而使社會主要矛盾運動的內涵發生了轉化。就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而言,我國發展不適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突出原因在于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這種不平衡不充分首先集中于供給的質量和效益、結構和水平及創新能力不夠高,實體經濟水平有待提高,生態環境保護任重道遠,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脫貧攻堅任務艱巨,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等等方面。

其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眼點和落腳點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一方面,從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眼點來看,要求“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這就要求把政策和改革舉措的著眼點集中于生產者,而不是像從需求側入手那樣把著力點集中于消費者。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生產端入手……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生產者主要包括:一是作為第一生產要素的人——勞動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著眼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弘揚勞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營造勞動光榮的社會風尚和精益求精的敬業風氣”;二是作為人與生產資料的結合——企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著眼于提高企業競爭力,“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鼓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新創業”;三是作為企業與企業的集合——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完善產業組織,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進入新時代特別需要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支持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培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加強基礎設施和網絡建設。因而,創新成為改革的關鍵,“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另一方面,從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落腳點來看,要求“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著力加快建設各方面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這就要求把政策和改革舉措的落腳點集中于“結構效應”,而不是像從需求側入手那樣把落腳點集中于“總量效應”。國民經濟發展的質態改進、質量提升主要體現在結構高度的演進上,經濟發展的實質和真正的困難在于結構優化和升級,經濟發展的真正差距在于經濟結構演進上的差距,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本質特征在于結構高度的不同。結構變化不同于總量增長,必須以效率提升為前提,而效率只能是創新的結果,創新則是長期累積的過程,因而結構效應的顯現是長期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是通過調節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因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久久為功,“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顯然,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為首要轉變為創新驅動和質量效益優先,是新時代社會經濟轉變發展方式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設協同發展產業體系的關鍵。而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是推動經濟結構質態的重要基礎,包括縮小城鄉差距,完善城鄉結構,實現區域協同發展等方面的結構演進的重要基礎。

再次,新時代中國經濟出現的新失衡深層原因在于供給側結構性失衡,只有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從根本上予以克服。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宏觀經濟失衡的新特征在于“雙重風險”并存,既有潛在的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又有需求疲軟導致的經濟下行的嚴峻威脅,其主要原因集中于供給側。就潛在的通脹壓力而言,需求疲軟的狀態對價格上升難以形成拉動力,主要是供給側的要素成本上升的推動,根本出路在于轉變發展方式,提高供給體系效率和質量,以降低成本;就經濟下行威脅而言,內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給側結構性矛盾,從投資需求增速放緩來看,深層原因在于供給側創新力不足,產業結構升級動力匱乏,難以找到有效投資機會,而不是資本、貨幣量不足;從消費需求增速放緩來看,深層原因也在于供給側,在實物形態上的質量差,結構不適應,抑制了人們的消費增長,在價值形態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扭曲,收入分配差距較大,降低了社會消費傾向,而不是居民收入水平未獲得增長。因而,克服“雙重危險”并存的新失衡,需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第二,之所以建設相應的經濟體制,需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要求市場競爭機制的完善程度和政府職能的有效程度極大提高,并在此基礎上切實形成資源配置過程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因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追求的首要目標是資源配置的效率和質量,只有充分完善的市場競爭才能更有效地實現這一目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政府對資源配置的作用更深入更精確,只有有效科學的政府調控才能更好地體現這種功能。而要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在經濟體制上必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如果說在現代經濟體制中,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始終是一難題,那么,提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便對處理這一難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重點是完善市場競爭的主體秩序和交易秩序。主體秩序是界定市場競爭行為主體的制度安排,回答“誰在競爭”的問題,其核心是企業產權制度;交易秩序是界定市場交易條件(價格)如何決定的制度規定,回答“怎樣競爭”的問題,其核心是要素市場的價格制度。主體秩序和交易秩序的有機統一,即企業產權制度與要素市場價格機制的有機統一,構成通常所說的市場經濟的“內在競爭機制”。深化產權制度改革的目標是使企業具有有效的激勵和內在的約束,以適應市場競爭的硬約束,現階段特別需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同時“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深化要素市場化的目的是使等價交換的原則得以貫徹,以提升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和真實性,現階段特別需要“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尤其是打破行政性壟斷,防止市場壟斷,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同時完善市場監督機制,形成要素市場自由充分有序的競爭性價格機制。“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

再次,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需要改變宏觀調控方式,把總需求調控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統一起來,以使短期調控與長期調控、總量調控與結構調控統一起來,特別是當經濟出現“雙重風險”并存的復雜失衡局面,總需求管理的宏觀政策針對“雙重風險”的防范出現方向性逆反效應,就更需要在宏觀調控方式上引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適度的總需求管理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經濟增長和經濟穩定的環境,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總量失衡深層原因的有效克服。另一方面,深化宏觀調控機制改革,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建立權責清晰、協調均衡的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建立規范透明、標準科學、約束有力的預算制度,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稅體系,真正形成“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

（本文原刊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