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溯美蘇關系，“遏制”與“反遏制”是無法回避的關鍵詞。美國對蘇聯的遏制可分硬遏制、軟遏制、和平演變和超越遏制等幾個時期，但核心都是“遏制”。具體的遏制手段可以從政治、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等幾個方面得以觀察。

【關鍵詞】冷戰  美蘇關系  遏制政策    【中圖分類號】D51    【文獻標識碼】A

二戰后，資本主義世界的領導權最終轉移到美國手中。戰后初期，美國集中了全世界資本總額的3/4和工業生產能力的2/3，牢牢占據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統治地位，并成功將經濟實力轉化為巨大的軍事優勢，不斷擴展政治資源，獲得了國際關系的支配地位。鞏固霸權，打壓對手，成為美國的國家戰略和頭號目標，而異己首先是社會主義蘇聯。為了清除障礙，從杜魯門總統時期開始，美國挑起遏制蘇聯的冷戰，全方位擠壓蘇聯的生存空間，并最終取得了冷戰的勝利。美國對蘇聯的遏制可分硬遏制、軟遏制、和平演變和超越遏制等幾個時期，但核心都是“遏制”，這是戰后美國貫穿始終的戰略思維。

地緣政治上，美國全力遏制蘇聯的勢力擴張

1947年3月，美國政府就援助希臘和土耳其問題拋出了杜魯門主義，提出以“遏制共產主義”作為國家政治意識形態和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標志著美國對蘇正式推行遏制政策。杜魯門總統奠定了遏制蘇聯的弧形結構：通過“馬歇爾計劃”和《北大西洋公約》，復興西歐資產階級政權，將西歐構建為遏制蘇聯的主戰場；在亞洲，扶植日本，介入朝鮮戰爭，建立“東南亞防務集團”；針對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推行第四點計劃，旨在將其納入自由貿易體系，防止他們落入蘇聯的“勢力范圍”。通過北約組織、東南亞條約組織和中央條約組織，美國建立起一條從挪威經中歐到東南歐，從中亞到南亞和東亞的地緣政治上的“遏制線”，阻止蘇聯的勢力擴張。此后，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和約翰遜三位總統在弧形結構的基礎上不斷完善、擴大遏制蘇聯的范圍和手段，雖在尼克松總統執政期間有所緩和，但1979年伊朗人質危機和蘇聯入侵阿富汗后，卡特總統又宣布將美國拉回到“硬遏制”的軌道上來。時至今日，北約東擴、烏克蘭危機和敘利亞問題等事件背后都有美國遏制戰略的影子，就是延續了美蘇博弈的基本框架。

經濟上，美國采取多種手段打壓蘇聯

其一，實行出口管制。1947年12月17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決定禁止向蘇聯及其附庸國出口所有美國短缺物資和有助于增長蘇聯軍事潛力的物資。1949年２月，美國國會通過了戰后第一部《出口管制法》，把貿易管制戰略以立法的形式最終確定下來，任何有軍事意義或者有助于增強共產黨國家軍事和經濟潛力的產品都被列入禁運范圍。為了防止盟國對禁運政策的抵制，美國國會于1951年通過了《共同防衛援助統制法》，通過削減援助等方式逼迫西歐和日本進入共同防衛的軌道上來。1950年1月1日“對共產黨國家出口管制統籌委員會”（即“巴黎統籌委員會”）正式成立，主要目標就是協調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物資禁運，成為戰后美國領導的在經濟領域遏制蘇聯的主要工具。由于對蘇聯集團實施了嚴格的貿易管制，1948年時美國對蘇聯的出口額尚有2700多萬美元，到1952年時銳減到只有1.5萬美元。

其二，加強控制高新技術轉移。20世紀70年代后，為增加貿易收入，美國政府開始利用巴統“例外程序”，擴大出口禁運物資，但限制高新技術轉移仍然是“緩和時代”不可突破的障礙。1976年2月，美國國防部國防科學局研究小組將計算機網絡技術、大型計算機系統技術、軟件技術、特殊材料技術等15種技術列為禁運范圍，后來又將集成電路制造設備、工作母機、電子復合硅、激光裝置增補列入對蘇聯的禁運清單。1982年11月，巴統成員國同意美國的建議，將包括浮動船塢、宇航船、超導材料、機器人等在內的58種高新技術納入管制清單。此后該管制范圍雖有微調，但阻止高新技術流向社會主義國家的總趨勢不變，甚至得到了強化。

其三，操控國際原油價格。20世紀60年代，蘇聯取代委內瑞拉成為世界上第二大原油生產國。美國一方面加強出口管制，通過了禁運鋼管和管道設備的措施，迫使西歐放棄與蘇聯業已簽訂的大口徑管道出口協議，要求它的盟友（如意大利、聯邦德國）阻止對于蘇聯集團石油貿易的依賴；另一方面通過美國-沙特阿拉伯經濟合作聯合委員會軟硬兼施，使沙特同意大幅度增加石油產量，造成國際原油價格暴跌，從1985年11月每桶30美元到1986年4月每桶12美元，使蘇聯的經濟損失超過100億美元。

軍事上，美國通過核武優勢和軍事同盟對蘇聯形成威懾，加大軍備競賽拖垮蘇聯

杜魯門之后，艾森豪威爾政府推行“大規模報復戰略”，企圖通過發展核武器和在蘇聯周圍建立由美國操縱的軍事同盟來“遏制”所謂“共產主義的擴張”。在軍事遏制思想指導下，美國的戰略空軍和核武器實力大為增強，核武數量從1948年50枚猛增到1961年23000枚，處于絕對優勢。此后，無論肯尼迪政府的“靈活反應戰略”，還是尼克松政府的“現實威懾戰略”，或者里根政府的“新靈活反應戰略”，都把假想敵設為蘇聯，要求大力擴充美國軍事實力，對蘇聯實行“多層次威懾”，并有能力和蘇聯打各種規模的戰爭。20世紀80年代，鑒于美蘇兩國擁有的核彈頭已經足夠把地球毀滅數十次之多，為了轉移競賽空間和擴大優勢，美國提出太空戰略防御計劃，誘使蘇聯也不得不先后投入數千億美元，大搞反彈道導彈防御系統，最終財力不支加速了崩潰進程。

意識形態上，美國發動宣傳攻勢和心理戰以期顛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

心理戰被稱為“第四種武器”，與外交政策中的政治、經濟、軍事因素同等重要。1947年，美國戰略大師喬治·凱南提出“最大限度地提高宣傳和政治戰的技巧”的政策建議后，又在美國陸軍學院的一次演講中提出了“必要的謊言是美國戰后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的理念，最終經過國家決策程序的認可，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杜魯門時期，國會通過了美國冷戰宣傳的綱領性文件《史密斯一蒙特法案》，在向世界人民宣傳美國的歷史、文化和制度優越性的同時，攻擊和歪曲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制度。1950年4月，美國全面啟動“真理運動”，被稱為“意識形態領域的馬歇爾計劃”，鼓勵“美國之音”、美國新聞處和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圖書館開展心理顛覆工作。美國還制定了“特洛伊計劃”，將心理戰擴展到秘密戰范疇，允許中央情報局和國際新聞處從事顛覆敵對政府的行動，包括支持地下抵抗運動。此后，美國中央情報局開展了扶持不同政見者、設立自由電臺廣播、爭取蘇聯青年認同等多種活動，目標是“調動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毀敵人意志”。

西方社會出于各種目的，對蘇聯和東歐的一些持不同政見者給予資助，并使一些反蘇作家獲得了世界性榮譽。而在美國新聞署發起的許多冷戰宣傳中，“人民資本主義”和“人民與人民伙伴關系”計劃是最成功的。他們宣稱美國的資本主義“實際上做著共產主義所承諾的事情”，而蘇聯的社會制度則是建立在“奴隸般的勞工”基礎上。伴隨著西方的宣傳攻勢，有關俄羅斯文明較之西方存在著“歷史性缺陷”的說法風行一時。蘇聯激進自由主義派逐漸掌握了話語權，要求全面更換俄羅斯的文明模式和民族社會文化習俗，公開提出“反中央集權”“反蘇共一黨專制”“民主、自由”等口號，要求徹底的市場化改革。1991年12月8日，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簽署《別洛韋日協議》，標志著蘇聯作為國際法的主體正式解體。在國內外多種勢力的綜合作用下，存在了近70年的強大蘇聯崩毀坍塌了。

冷戰中的美蘇博弈總體上還是以“美攻蘇防”為主，蘇聯的反遏制成效不明顯

縱觀冷戰時期美蘇博弈，雖然蘇聯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但效果不夠顯著。在政治領域，為對抗北約，蘇聯成立華約組織，與中國、東歐和亞非拉其他友好國家一道反對美國霸權主義；在經濟領域，蘇聯拒絕批準“布雷頓森林協議”，并且不允許東歐各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并成立“經互會”開展國際經濟合作；在軍事領域，不僅大力發展包括氫彈在內的相當數量的核武器，而且率先將人造衛星送上太空，大大提高軍事打擊能力；在意識形態領域，起草了“近期內加強反美宣傳計劃措施”的計劃，要求蘇聯作家協會、藝術事務委員會等機構創作文藝作品用于反美宣傳，組織文藝界和科學界著名專家學者撰寫揭露美國內政外交真相、特別是側重暴露美國生活方式的文章等。美蘇矛盾是結構性的，即便在某個階段有所緩和，卻不能最終化解，只能在各個領域一決雌雄。隨著蘇共領導人共產主義信仰的消失和戰斗意志的瓦解，加之民族獨立浪潮和經濟危機等各種因素，蘇聯在冷戰中落敗就不難理解了。

冷戰已經結束，但冷戰思維并未終止。習慣了領導世界的美國，更習慣于設置假想敵人，把矛盾和箭矢聚焦到該國之上。近期，從美英對俄羅斯發動外交攻勢，到中美緊張的貿易摩擦，我們看到了西方某些政客思維定勢的存在。作為世界經濟的推動者和國際秩序的捍衛者，中國不希望冷戰重演，更不愿以國運對賭，最終兩敗俱傷。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誠然，國家間的利益沖突是國際政治中最核心的問題，如何處理沖突與分歧則考驗著我們的智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中國人民對世界關系的規劃與展望，體現了包容友愛、共建地球美好家園的胸懷與擔當。我們希望中美求同存異、斗而不破，為世界經濟穩定和國際安全、均衡創造條件。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寬廣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大國》，新華網，2014年7月9日。

責編/谷漩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