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富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經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將迎來40周年。1978年，十八位農民冒著極大的風險，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創造了“小崗精神”，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全面總結了我國脫貧攻堅的偉大歷史成就，提出了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而如何能夠在短時間實現脫貧攻堅對新農村建設至關重要。本期訪談特邀中國農業科學院農經所秦富教授，就未來農村建設發展的前景，與讀者分享精彩觀點。

“小崗精神”拉開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

1978年，小崗村十八位農民冒著極大的風險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這一按非常不簡單，實現了突變式的制度創新，即由人民公社時的大鍋飯，變革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制度創新締造了“小崗精神”，為長期穩定地跨過溫飽線奠定了制度基礎，其最大貢獻是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也真正發揮出最大的主觀能動性。打破大鍋飯后農民不再磨洋工，“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此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范圍不斷跟進、不斷完善。由此，“小崗精神”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2004年以來直至2015年我國糧食產量喜獲“十二連增”，到2017年實現 “十四連豐”，全國糧食總產量穩定在1.2萬億斤以上。不僅為國內減少貧困、保持經濟平穩持續運轉、社會安定穩定，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而且為全球緩減貧困和饑餓人口做出了極為重要的中國貢獻，莊嚴地向世界表明我國是負責任大國，并且能夠養活自己。從國家糧食安全戰略角度看，這一制度創新也為我們把飯碗端在自己手中，奠定了制度基礎。

對于小崗村開拓的制度創新，2016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調研時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在小崗村大包干等農業生產責任制基礎上形成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我們黨農村政策的重要基石。黨的十九大高瞻遠矚，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相信這又將是我國農村發展史上一項偉大工程。在這個過程中，必須依照十九大報告要求，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

傳承和發揚“小崗精神”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當今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期，傳承和發揚“小崗精神”，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制度創新是根本。要重點落實黨的十九大報告和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的制度完善和創新要求，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制度保障。不僅要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為農民謀紅利；而且要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為農民和農村集體謀紅利；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障礙，為城鄉居民平等，共享我國改革發展的成果謀紅利；還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讓各類主體共享紅利。

其次，政策激勵是關鍵。其前提是制度既定，這時的政策就可能成為決定性的因素。如小崗村制度創新后，在全國逐漸推開并不斷豐富、完善，在較短的時期內就擺脫了我國糧食絕對短缺的困境。之后國家持續頒布出臺強農惠農富農政策，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種糧、地方抓糧的積極性，才形成了目前的常年緊平衡、豐年有余的大好局面。再如我國小麥、稻谷的最低收購價政策，在實現我國“口糧絕對安全”方面就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和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分別明確提出要“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公共財政更大力度向‘三農’傾斜”，未來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落地生根，要有可落地的政策激勵，特別是運用財政、稅收、金融政策，對振興鄉村的農村新動能開發和扶貧項目給予傾斜。

再次，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是寶貴經驗。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差異大，不論是從歷史長河考察，還是總結改革開放40年來的經驗，若照搬一刀切，就會出問題；若靈活適用、因地制宜，發展就會有活力。在當今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期，要通過制度、政策、投入等多因素的差異性組合，甚至是差異性的制度、政策、投入，來全面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實踐。

全面實現鄉村振興戰略需“對癥下藥”

要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并全面實現鄉村振興戰略，最重要的還是要縮小城鄉差距，一是縮小收入差距，特別是絕對差距。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要求，從2020年到2035年，實現“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也強調，讓廣大農民有更多的獲得感。因而，未來鄉村振興的落腳點在于顯著縮小城鄉絕對差距。二是縮小公共福利差距。追求農民與城鎮居民在收入、公共福利等領域的均等化。這其中，關鍵是要從制度上改革，要從體制機制上發力，追求城鄉居民收入及公共福利的均等化。

其次，要堅定信念，始終把飯碗端在自己手中。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把飯碗端在自己手中，而且飯碗里主要要裝中國糧。黨的十九大再次明確要求“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鑒于糧食的基礎性、戰略性、準公共性等特征，特別是全球糧食總貿易量還不及我國總消費量一半的背景下，依靠國際市場調劑來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無疑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國際上任何負責任的大國都不會把自己的糧食安全命脈寄托在不確定的國際市場上。

再次，要確立農民的主人翁地位。當年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決策主體和實施主體就是農民。未來“三農”事業的發展，主體仍然是農民。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調研小崗村重要講話中明確要求，要尊重農民意愿和維護農民權益，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選擇。鄉村居民是鄉村振興的主人翁，也是鄉村振興的建設主體，但別給他們戴上過多的“高帽子”，諸如頂層設計、規劃引導、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提供、政策支持激勵等，各級政府及負有社會責任的各類主體，必須切實擔負起應負的職責。

高度重視、嚴格落實“三農”工作

黨中央歷來把“三農”工作作為重中之重。習近平總書記考察調研小崗村發表重要講話，明確要求全黨必須始終高度重視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把“三農”工作牢牢抓住、緊緊抓好，不斷抓出新的成效。黨的十九大及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要求“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三農”工作的高度重視。也正是基于黨中央一直以來的高度重視，加之不斷完善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及持續擴大的對“三農”的投入和支持，才有了改革開放40年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全面繁榮。成績來之不易，與多年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都密不可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同樣需要繼續把“三農”工作作為重中之重。

同時，舉輕若重抓落實是具體保障，而獎懲分明重考核是有效手段。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進一步細化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三步走”時間表。而讓“三步走”腳踏實地變為現實，這需要各級政府真刀真槍地抓落實，需要各類社會責任主體積極行動起來，更需要鄉村居民擼起袖子加油干。與此同時，還需要在干中及干后，加以科學的考核，通過嚴明的獎懲制度，督促各項振興任務圓滿完成，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落地生根。

當然，鄉村振興需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也需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特別要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要求的，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因為在鄉村振興的整體進程中，農民確實是推進鄉村振興的主人翁和建設主體，但就目前我國城鄉要素市場看，由于城鄉居民身份差異、土地國有和集體所有差異、農民財產權利不明等原因，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亟需重要的制度創新。同時，鑒于城鄉居民在就業、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領域的巨大差異，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公共資源配置，依靠“看不見的手”顯然難以為繼，還必須依靠“看得見的手”，發揮政府的作用，通過宏觀調控來推動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的均衡配置，進而促進鄉村振興戰略的早日實現。此外，還需要各類社會責任主體積極行動起來，更需要鄉村居民擼起袖子加油干，共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