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個優勢平臺的建立健全，本質上是不同促進機制的相互作用，這是進行制度創新的價值所在。戰略新興經濟平臺建設有利于資源、人才、技術的重組，形成更有效地流動，為高新技術項目建設提供支撐。

【關鍵詞】制度創新  戰略  新興經濟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新時期推動制度創新的必然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創新對于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建設創新型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其中，“制度創新”在創新體系中尤為突出，它為科技、文化創新構建良好的制度氛圍。

制度創新是黨領導下的國家機構順應歷史規律的必然選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表明，本質上，新制度代替舊制度或者舊制度內部的調整變化，都是順應歷史規律的表現——落實在制度層面，即表現為“制度創新”。中國共產黨是先進的政黨，在新時期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中國夢”奮斗的過程中，必然選擇和自覺順應這一歷史規律。“制度創新”有利于我國社會經濟的“內聚力”，弱化地區間經濟發展速度、水平的差異，強化省際之間的縱深合作，延伸物理連接網絡的有效范圍，全面調動經濟發展動力。因此，“制度創新”是解決我國省際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重要途徑，通過制度方面的一系列協調、變動和相互支撐，規避我國經濟總量不斷攀升、市場經濟體制日益復雜背景下的發展障礙。

制度創新是新時期我國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全面建設發展的必然要求。經過將近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得到了快速發展，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同時，新時期的新問題、新現象大量涌現，改革進入深水區。僅僅側重于某一領域改革，往往會“四處碰壁”、難以協調。我國社會發展的“新標準”就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而最大的阻力來源于制度約束。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就在于突破束縛、全面改革，創新制度會打開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建設的新局面。

制度創新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穩步實現的必然舉措。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中強調“兩個一百年”的重要性，這一奮斗目標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并成為引領中國發展的“時代號召”。要實現這一宏偉目標，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涉及到黨、國家、政府機關、社會團體以及社會成員在社會公共管理中的規范化、標準化和程序化改造，使其更符合改革長遠需求。就細節層面，《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政治、經濟、文化、生態、民生、黨建等多個方面入手，描繪了一個系統性高度匹配的改革藍圖，制定了全面創新的骨架結構，實現從空間到功能，從戰略平臺到交通網絡的“功能互補、區域聯動”大融合，這也就意味著在“創新型國家”的進程中，舊有的不利制度必然會消除，有利于協同發展的創新制度必然會涌現。

我國推動戰略新興經濟發展的阻力

戰略新興經濟同樣具有時代性，它源于“戰略新興產業”這一相對性概念。20世紀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的“新興”價值，體現在著眼長遠水平的戰略選擇上，置于“十三五”新時期背景下，“戰略新興經濟”更具有高度性，一則擺脫了產業選擇方向及布局的狹隘性，二則適應新時期新的經濟形態（互聯網經濟），實現了從靜態到動態的內涵延伸。而就當前而言，我國推動戰略新興經濟發展的最大阻力，除了制度拘囿之外，還包括制度差異下導致的四個方面要素。

第一，技術要素。科學技術與戰略新興經濟存在不可分隔的關系，一定程度上說，戰略新興經濟即“技術經濟”。21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技術層次呈現“顛覆式”更新，在信息時代，互聯網、物聯網、移動通信等作為基礎技術，實現了經濟生活方式的重構，如“電子商務”引發的零售、物流領域變革。因此，戰略新興經濟并非偶然的，它是建立在強大科學技術基礎上的。

第二，產業要素。以“高級化”產業結構進行傳統產業改造，有利于社會經濟更健康、穩定的發展，目前國內產業轉型升級的整體趨勢是“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高能耗向低能耗”“粗放型向集約型”，以制造業、能源業、建筑業為代表的傳統產業要擺脫發展疲軟狀態，必須向戰略新興經濟領域看齊。一方面，傳統產業主觀上面臨著高成本、低效益、高消耗的詬病，難以應對被淘汰的可能。另一方面，大量資金、資源涌入戰略新興經濟產業群，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比例越來越高，必然成為主流關注和主要組成部分。

第三，經濟要素。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經濟要素一直處于動態變化，20世紀80、90年代以簡單制造業和手工業為主的經濟要素已經不符合時代要求，伴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縮小、人口紅利消失、資源型城市發展的衰落、城市經濟結構同質化等影響，再加上劉易斯拐點的出現，我國大中城市在發展中由于缺乏制度創新容易出現經濟發展趨同的現象，這不僅造成經濟發展效率低、沖突大，同時也加劇了區域經濟不平衡。經濟要素已經從資源、人力向資本、人才轉型，要破解這一局面，戰略新興經濟不可或缺。

第四，消費要素。經濟新常態的特征表明，經濟發展動力將從要素、投資驅動角度，轉入到服務業、創新驅動角度，相應地社會消費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國民經濟收入不斷提高以及消費觀念的變化，提供了“消費轉型升級”的良好契機，也為戰略新興經濟開拓了更多渠道。

制度創新推動我國戰略新興經濟發展的三個關鍵點

第一，立足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現狀，合理選擇戰略新興經濟發展對象，既包括空間分布，也包括產業內容，以此為依據構建傳統產業經濟和戰略新興經濟的協調機制。整體上，我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經濟發展活躍、科技資源豐富、社會體系完善，具備了戰略新興經濟發展的承載和支撐條件。再結合發達國家戰略新興經濟發展經驗，高端制造業是一個突破點，又是國際競爭的關鍵領域，優先選擇制造業對戰略新興經濟發展更為有利；同時按照“中國制造2025”的戰略部署，打造一個戰略新興經濟發展的優勢體系。

第二，基于長遠規劃構建戰略新興經濟協同發展的機制。戰略新興經濟發展必須注重規劃，而一個基本措施就是側重長遠規劃，避免同質性、低水平的建設。否則，戰略新興經濟所提供的優勢會很快被消耗殆盡，因此更有效地保障機制來源于國家層面為戰略新興經濟制定的統一框架，保障戰略新興經濟發展的有序性，分別強調不同區域在創新上的不同功能定位，實行差異化發展和錯位發展，避免同質化問題，構建協調、互補、統一的協同創新體系。

第三，建立健全戰略新興經濟發展的平臺保障制度。互聯網經濟是一種典型的“平臺經濟”，它打破了政府、市場、企業各自為政的存在形態，但同時又需要三方面共同作用，如政府層面，在法律、政策、稅收等方面提供的支撐，從而減少戰略新興經濟發展的阻礙。一個優勢平臺的建立健全，本質上是不同促進機制的相互作用，即制度保障，這也是進行制度創新的價值所在。戰略新興經濟平臺建設有利于資源、人才、技術的重組，形成更有效的流動，為高新技術項目建設提供支撐。

（作者為河北金融學院副教授）

【注：本文為2017年度河北社會科學基金年度項目“京津冀協同創新共同體：轉型升級模式和金融支持政策研究”（項目編號：HB17YJ052）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17年10月27日。

②牛少鳳：《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研究述評：現實進展與未來挑戰》，《經濟研究參考》，2013年第54期。

責編/張蕾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