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化多樣性語境下的世界遺產

20世紀80年代之后，冷戰的結束深刻地影響了世界的發展。經濟全球化成為20世紀末的主要潮流，也對文化多樣性產生巨大的威脅。教科文組織針對這種狀況在1988年發起了“文化十年”的項目，其中就包括后來直接導致絲綢之路申遺的“再次發現絲綢之路”活動。

“文化十年”項目提出了四個目標：認識發展的文化維度；認識和豐富文化認同；拓展文化參與；促進國際文化合作。這一項目強調促進對物質遺產和非物質遺產的保護，反映了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角度開始形成了包括物質和非物質兩個方面的對文化遺產的整體認識，形成了保護文化多樣性的理念。

與此同時，隨著《世界遺產公約》締約國的增加和世界遺產名錄的不斷擴大，到90年代上半期，在已有的世界遺產評價體系下而產生的世界遺產名錄，開始表現出在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數量上的不平衡，遺產在地區分布上的不平衡，遺產類型上的不平衡，保護能力的不平衡等問題，這些問題開始影響世界遺產保護和管理的發展。教科文組織和世界遺產委員會都注意到這些問題給世界遺產帶來的影響，并組織了一系列的專家會議對當時世界遺產發展存在的問題進行評估和分析。

1994年根據世界遺產委員會形成的《關于真實性的奈良文件》把真實性放到了文化多樣性的背景下來考慮，“文化遺產的多樣性存在于時間和空間之中，需要對其他文化及其信仰系統的各個方面予以尊重。在文化價值出現沖突的情況下，對文化多樣性的尊重則意味著需要認可所有各方的文化價值的合理性”，這提出了一種基于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奈良會議對于真實性的評價標準進行了重新定義，將之前規定的真實性的四個基本方面（設計的真實性、材料的真實性、工藝的真實性和地點的真實性）擴展到“形式與設計、材料與物質、用途與功能、傳統與技術、地點與背景、精神與情感以及其他內在或外在因素”。

《關于真實性的奈良文件》體現了從絕對的物質真實性到文化多樣性背景下，并且同時涵蓋物質與非物質遺產方面的真實性觀念的深刻變化。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世界遺產委員會在1994年取得了一項重要的成果：提出“文化景觀”這一新的文化遺產類型。在審查世界遺產的申報過程中，世界遺產委員會發現一些重要的自然遺產，同時也具有文化的價值，有一些甚至是傳統的圣山或圣地，僅僅把它們作為自然遺產進行保護，并不能充分保護其所具有的價值，甚至還有可能造成一些重要文化價值的損失。文化景觀的明確定義在1994年最終出現在修訂的《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當中。

文化景觀類型的提出對于不發達國家辨識自己的遺產價值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它使得傳統的圣山、圣地、種植業景觀以及特定的文化環境具有了以文化景觀的類型申報世界遺產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文化景觀概念的提出促進了人們對遺產在文化多樣性方面價值的思考。文化景觀概念的建立是對原有世界遺產架構的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改進和調整。

4、新千年的世界遺產與可持續發展

進入新千年之后，經濟全球化時代積累的矛盾和沖突不斷激化，文化和文明的對峙進一步加劇了包括武裝沖突在內的國家、民族之間的紛爭，嚴重地威脅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這些沖突促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堅持通過文化間的對話，促進文明間的相互尊重，建設和平，推動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精神，更緊密地把對遺產的保護與人類可持續發展聯系在一起。

在保護文化多樣性的框架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3和2005年先后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和《保護文化多樣性的表達方式的公約》，這兩個公約的意義在于與之前的《世界遺產公約》一起，形成了一個保護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并把遺產的保護和世界的可持續發展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新的遺產保護與人類發展的系統。

世界遺產保護體系自身也在不斷變化當中。在專業層面，可以看到從1977年第一次《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發布到2005年的近30年間，《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中關于文化遺產的評價標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強調遺產保護與當地民眾和社區的關系也是世界遺產促進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2007年在新西蘭召開的第31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特別強調了社區在世界遺產保護、管理當中的作用。

促進文化間對話，促進各締約國在遺產保護方面的合作也是教科文組織表達出的強烈意愿，這種意愿通過對跨國聯合申報的鼓勵得到了清晰地反映。新千年之后，在世界遺產名錄已經出現多個多國聯合申報的遺產項目，其中包括了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天山，長安廊道”。南美阿根廷、玻利維亞、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六國聯合申報的“安第斯道路系統”。2005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大地弧”測繪系統包括10個國家，2017年擴展后的“喀爾巴阡山脈和歐洲其他地區的古代和原始山毛櫸森林”更是包括了12個國家；“勒·柯布西耶建筑作品對現代運動的杰出貢獻”項目包括了7個國家，橫跨了南美、歐、亞三大洲。跨國申遺項目有效地促進了國家之間的對話和合作。

5、世界遺產保護的發展與展望

世界遺產的保護源于人類保存自己的文化，保護自身生存的環境的意愿。從《世界遺產公約》誕生到今天，盡管只有短短的45年，但顯然世界遺產保護的觀念隨著時代的變化，也在不斷調整，今天已經與可持續發展密切地結合在一起。世界遺產的保護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在對世界遺產的保護和管理當中，社會需要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這使得世界遺產的保護狀況的討論、新的世界遺產申報的評審也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從專業的評估向社會認知方面的轉變。

2012年慶祝世界遺產公約誕生40周年的紀念活動中，評選了世界遺產保護最佳實踐，并將這一殊榮授予了菲律賓的維甘古城。維甘古城遺產保護實踐最核心的內容是市民、社區積極參與保護和管理活動。在慶祝活動中發布的關于世界遺產保護實踐的新著《世界遺產：超越邊界的利益》同樣強調了社區在遺產保護中的參與和獲得的利益。2012年在慶祝世界遺產公約誕生40周年的紀念活動中通過的《京都愿景》再次強調了以人為核心的世界遺產保護，強調了社會各階層、各方面，特別是社區參與遺產的保護和管理，強調了遺產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

世界遺產的保護作為一個重要的全球實踐，也深刻地影響到世界各國對自身遺產的認知和保護。在中國的實踐中，如何使遺產的保護能夠深入到每一個國民的心中，能夠通過遺產認知與保護喚醒人們的文化自覺和自信，是遺產的保護從專業研究和技術保護的領域跨向凝聚社會，造福社區，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廣闊天地既是中國遺產保護面臨的挑戰，更是肩負的責任。世界遺產的保護實踐促進踐行“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讓遺產真正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