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時期，毛澤東高度重視黨內政治生活，就黨內政治生活提出了一系列深邃見解，形成了內涵豐富且相對成熟的黨內政治生活理論，至今仍具有重要價值。規范黨內政治生活，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立科學的制度規則體系，提升黨員干部的理論修養，強化領導干部的示范作用。

【關鍵詞】延安時期 黨內政治生活 理論修養 【中圖分類號】A84 【文獻標識碼】A

延安時期，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積極推進黨內政治生活與革命斗爭實際相結合，在克服各種錯誤傾向的基礎之上，圍繞黨內政治生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形成了一整套內涵豐富而又相對成熟的黨內政治生活理論。這些理論觀點，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規范黨內政治生活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實踐決定理論，理論反作用于實踐，理論和實踐必須有機統一。根據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用來指導實踐的理論必須是來自于實踐并經過實踐檢驗為正確的、科學的理論，只有這樣，理論才能發揮出指導實踐的應有價值。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體系，歷史和現實充分證明，黨內政治生活有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才會正常化開展，否則，就會偏離正常化的軌道。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大語境下，系統而全面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價值、實踐路徑并成功地在黨內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地位，為黨內政治生活的開展提供了可靠的理論遵循。1937年7月、8月，毛澤東相繼發表《實踐論》《矛盾論》，對黨內各種主觀主義的錯誤思潮，尤其是“左”傾教條主義給予了嚴正批判，指出“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于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并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實踐論》《矛盾論》的發表，為“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確立為全黨的思想路線進行了充分的理論準備。1938年，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指出，“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同時，還旗幟鮮明地說道，“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

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到來后，黨內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愈發嚴重，給正常的黨內政治生活帶來不小的沖擊。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毛澤東相繼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文章，對“實事求是”的科學內涵進行了高度概括，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危害給予了深刻闡述。通過整風，肅清了王明錯誤路線的影響，增進了黨內團結，提升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中共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也確立了實事求是為全黨的思想路線，為此后黨內政治生活的良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政治保障。

規范黨內政治生活要建立科學的制度規則體系

制度一般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或行動準則。規則一般指由群眾共同制定、公認或由代表人統一制定并通過的，由群體里的所有成員一起遵守的條例和章程。制度與規則殊途同歸，共同構成了維系和調適既定秩序的基本保障。政治生活是特定政治系統、政治組織內的成員進行政治活動的各種觀念與行為的總和，這就不可避免會產生成員之間觀念和行動上的差異、分歧、碰撞和沖突。因此，對于政黨而言，“如何從黨性原則的高度看待這些意見和沖突，如何從程序和規范的角度消解這些意見和沖突，就成為實現黨內政治生活正常化所必須解決的問題”。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實踐成效斐然，這對黨內政治生活提出了更高的標準、更嚴的要求。所以，迫切需要通過理論創新和制度規則設計來規范黨內政治生活。1937年上半年，黨中央多次指出，當前黨組織已經處于“公開”、“半公開”狀態，具備了“活躍黨內生活”的基本條件，因而要“采取具體方法”使“共產黨的內部生活”“活躍起來”。“具體方法”是什么呢？黨中央認為，是“擴大黨內民主、發展自我批評、建立集中領導”。對于民主集中制，毛澤東給予了相當深刻的闡述。在他看來，民主和集中之間不存在截然對立，“并沒有不可越過的深溝”。民主和集中合二為一，為黨內政治生活的正常開展定下了基本調子。

此外，為更進一步指明民主與集中的辯證關系，毛澤東深刻分析了黨性和個性、個人與組織的關系。關于黨性和個性，他明確指出：“獨立性、個性、人格是一個意義的東西”，“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集體主義，就是黨性”，“不能設想我們黨有黨性，而每個黨員沒有個性，都是木頭，一百二十萬黨員就是一百二十萬塊木頭”。應當指出，毛澤東關于黨性和個性的觀點，進一步深化了民主集中制理論，維護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活潑性、嚴肅性和神圣性，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規范黨內政治生活要提升黨員干部的理論修養

西方學者亞里士多德曾指出，“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換言之，人無時無刻不在參與政治，人的政治活動組成了政治生活。據此可知，黨內政治生活是由黨員的政治活動所組成。對一個政黨而言，黨員對黨的性質、宗旨、章程、綱領、政策等的認知與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政治生活的水平和效果。而這種“認知與態度”實際上就是理論修養。作為時代精神的提煉與升華，理論的成熟標志著政治生活的成熟，理論修養的高低決定了政治生活水平的高低。

延安時期，黨員隊伍數量歷經了從少到多的迅速壯大的過程，伴隨著這一過程，黨更加重視黨員隊伍的理論修養。在《論新階段》中，毛澤東在談到“干部政策”時就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同時，還指出要善于愛護干部，“提高他們。這就是給以學習的機會，教育他們，使他們在理論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為提高全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毛澤東還號召，一切有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加強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提升黨員干部的理論修養，克服黨內存在的某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認知，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優秀的干部隊伍。

馬克思主義矛盾論認為，在研究復雜事物的發展過程時，要著重地把握它的主要矛盾；在研究任何一種矛盾時,要著重地把握它的主要方面。俗話說的“打蛇打七寸”、“牽牛要牽牛鼻子”，其中蘊含的哲理就是如此。言外之意，想問題、辦事情、干工作要善于抓重點，抓住了重點，就會事半功倍，取得預期效果。反之，眉毛胡子一把抓，看似很用力，但畢竟不得法，其結果只能是事倍功半，或者事與愿違。黨內政治生活是一項浩大而艱巨的系統工程，頭緒繁多、任務繁重，但只要抓好了“領導干部”這一關鍵少數，就能以“重點”帶動“一般”，形成“一盤棋”效應。延安時期，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黨的領導人能夠積極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認真自覺地遵守黨內政治規矩，為全黨起到了強烈的引導示范作用。

總體而言，毛澤東黨內政治生活理論是全面深刻的、成熟完善的、系統規范的。正是在毛澤東黨內政治生活理論的指導下，黨內政治生活開展雖然有曲折艱難，但總體上而言卻是正常化、健康化的。不僅使得黨彰顯了勃勃生機和活力，也大大增強了黨的凝聚力、戰斗力、號召力和影響力，對當前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作者為河南省社會主義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①《毛澤東思想年編：1921—197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

責編/溫祖俊 美編/楊玲玲 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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