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海內外廣大愛國青年，沖破重重封鎖，克服千難萬阻，紛紛奔赴延安，投身于中國革命的大洪流，成為重要的有生力量。中國共產黨的崇高追求與廣大青年的自我實現(xiàn)發(fā)生了強烈共鳴與無限契合，這種強烈共鳴與無限契合，既使中國共產黨的崇高追求得以實現(xiàn)，也使廣大青年的人生價值與事業(yè)得以成功。

【關鍵詞】青年 延安 中國共產黨

【中圖分類號】D231 【文獻標識碼】A

“青年是標志時代的最靈敏的晴雨表。”回望歷史，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際遇和機緣。五四運動時期青年對民主與科學的弘揚；大革命時期青年的浴血奮戰(zhàn)；一二九運動時期青年的愛國主義情懷，都展現(xiàn)了廣大青年的時代意識與責任擔當。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海內外廣大愛國青年，沖破重重封鎖，克服千難萬阻，紛紛奔赴延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和核心樞紐，投身于中國革命的大洪流，成為重要的有生力量。“到延安去”一時成為流行語，成為當時熱血青年的夢想與追求。數(shù)萬青年不懼風險奔赴延安背后，有著怎樣的所思所想和精神力量，這對當代青年的信仰和價值觀有何啟示，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中國現(xiàn)代史上一次大規(guī)模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

1943年12月22日，任弼時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出，抗戰(zhàn)初期到延安的（包括到抗大學習的）知識分子共四萬余人，不包括西北局系統(tǒng)。這個數(shù)字來源比較權威，幾乎所有研究者都使用這一資料。這里所指的知識分子，并不包括所有奔赴延安的青年，可能青年的人數(shù)要超過此數(shù)。目前還沒有關于這四萬青年來源的系統(tǒng)研究成果，如具體的各省分布、出身比例、職業(yè)比例等。目前現(xiàn)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從各種回憶錄、傳記、日記等相關出版物中，大體上呈現(xiàn)出相對清晰的軌跡與輪廓。

從家庭出身來看，有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如黃華、何其芳、周揚等；有出身于富農家庭的，如何方、張騰霄等；有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的，如呂驥、丁里、陳學昭等；有出身于小業(yè)主家庭的，如田家英、光未然、沃渣等；有出身于華僑家庭的，如何干之、李凡夫、莫邪等。有出身官宦世家的，家世較為顯赫，家境殷實。也有的雖然家道中落，但家庭條件還是比普通人優(yōu)越。例如，后來曾經擔任毛澤東的秘書、中組部副部長的李銳，其父親李積芳民國二年（1913）出任國會眾議院議員。著名哲學家艾思奇，原名李生萱，其父李日垓，畢業(yè)于京師大學堂，曾經擔任過云南省民政司長、內務司長、蔡鍔的護國軍第一軍秘書長。著名記者胡績偉，其叔祖父胡素民、其大伯父胡馭垓都是同盟會會員，胡馭垓在保路運動中被端方殺害，胡素民在辛亥革命后出任四川省議員。胡績偉在自述中稱：“我家出了兩位國民黨元老”。丁玲，原名蔣冰之，祖父做過大官，父親蔣寶黔雖然早逝，但母親精明能干，擔任過女子學校的學監(jiān)，家庭條件比較優(yōu)裕。鄧友梅的父親鄧寶珊，時任第二十一軍團團長、晉陜綏邊區(qū)總司令。此外，從受教育程度來看，不少人出自名牌大學。如清華大學的韋君宜、燕京大學的黃華、北京大學的何其芳、上海大夏大學的周揚、武漢大學的李銳等。從職業(yè)分布來看，主要是青年學生、年輕教員、留學生及愛國華僑、歸僑等。

數(shù)萬青年排除萬難，甚至冒著巨大生命危險奔赴延安：畫家王式廓離開條件優(yōu)厚的武漢，在一路發(fā)生嚴重瘧疾和高燒的情況下，從西安步行前往延安；著名畫家華君武，瞞著母親，在朋友幫助下，從上海出發(fā)，經過香港、廣州、漢口、重慶、成都、西安，最后到達延安。有的青年到西安后，徒步八百里，在風沙彌漫、雨雪交加、驕陽酷暑中艱難前行；有的青年沿路遇到國民黨設立的封鎖線，不少人遭受扣押；有的青年患上痢疾等疾病，帶病前行……盡管各有各的困難，但卻無法阻擋青年奔赴延安的決心和抵達時的喜悅：漫畫先鋒張仃在1938年到達延安時激動地在地上翻滾，親吻著延安的土地。

抗戰(zhàn)初期數(shù)萬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去”成為最為時髦與自豪的時代口號。數(shù)萬青年赴延安，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一次大規(guī)模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比起抗戰(zhàn)后期國民政府發(fā)起的青年學生從軍運動，雖然學生學歷比不上，但卻具有開創(chuàng)性。

數(shù)萬青年排除千難萬險終要抵達延安的原因

數(shù)萬愛國青年跋山涉水、沖破各種阻力奔赴延安，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學者從抗戰(zhàn)初期的形勢、中國共產黨方針政策及邊區(qū)建設的成效、左翼文化影響、個人因素等角度做了分析；也有學者從抗日的理想信念力量、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吸引、邊區(qū)生活供給制度的保障、媒體宣傳等視角予以探討。總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都豐富與深化了該領域的研究。在此，筆者想結合掌握的資料，參考前述研究成果，對數(shù)萬青年奔赴延安的原因做進一步分析探討。

第一，新中國的憧憬。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了“新中國”的宏偉構想，成為廣大愛國青年新的憧憬。鴉片戰(zhàn)爭以后，清朝統(tǒng)治無能，日漸衰敗，中國飽受西方侵凌。有識之士為了救亡圖存，提出了諸如實業(yè)救國、教育救國等設想。維新運動領袖康有為提出了建立“新中國”的設想。此后，孫中山等革命志士也有類似的表示。南京國民政府及其領導蔣介石，也曾經提出建立新中國的設想，但是，其所建立的政府與其設想差距甚遠，始終停留在口號階段。中國共產黨此時提出新中國的構想，并積極付諸實施。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就明確提出了“要把這個民族的光輝前途變?yōu)楝F(xiàn)實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主張，并喊出了“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萬歲！”這是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新中國”比較早的系統(tǒng)表述。隨后，毛澤東多次提到“新中國”，并賦予其自由、解放、平等、幸福等諸多內涵。1938年3月5日，毛澤東為抗大同學會成立題詞：“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加上機動靈活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便一定能夠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國。” 1938年5月4日，毛澤東出席延安青年紀念五四運動19周年晚會，號召青年們行動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為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奮斗。1939年5月1日，毛澤東出席陜甘寧邊區(qū)工業(yè)展覽會開幕式，并發(fā)表講話。他說：現(xiàn)在全國的工作是什么？是打日本，建設新中國，所以叫“抗戰(zhàn)建國”。5月4日，毛澤東演講完畢，接受延安青年獻旗，旗上書寫“新中國的火炬”。12月1日，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針對黨內和軍內存在的不重視知識分子，不愿意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思想，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zhàn)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fā)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fā)展革命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反復提及建立“新中國”，需要廣大青年的積極參與。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新中國，審時度勢，恰逢其時，構筑了一個令廣大青年無限憧憬的光輝未來，順應了時代潮流與民眾希冀。安徽青年王仲方說道：“我們要救的國是要恢復腐朽的舊中國，還是要經過抗日建設一個新中國。通過歷史的教訓和先進理論的指示，我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在筆者看來，這是吸引廣大青年奔赴延安的最主要因素。

第二，圣地效應。抗戰(zhàn)初期，延安可以說是中國青年心中的圣地。的確，此時的延安，與南京、上海、北平等國統(tǒng)區(qū)大城市相比，呈現(xiàn)出一個全新的世界。1937年11月27日，毛澤東在給其表兄文運昌的信中，透露了延安的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態(tài)。“我們這里僅有衣穿飯吃，上自總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為我們的黨專為國家民族勞苦民眾做事，犧牲個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無薪水。”1938年，“邊區(qū)開始實行直接、平等、不記名投票的普選（不分階級黨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選舉中，實行“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選舉原則”，并且采取“畫圈、畫杠、畫點、投豆”等方式，以滿足不識字者與識字不多者參與投票，確保了民眾廣泛而直接的政治參與。

延安官兵平等、人人平等、沒有貪污的社會政治生活氛圍及實踐，吸引了不少追求平等、自由的青年。西安中學生高秀芳、楊濟安在回答為什么去延安時說：“現(xiàn)在正是國難時期，國民黨的官員卻不知奮發(fā)圖強，而是貪污腐化，大發(fā)國難財，使得民不聊生，青年學生畢業(yè)即失業(yè)，沒有出路，感到苦悶（彷徨），所以想到延安投奔革命，既為自己尋找出路，也替國家民族效力。”著名音樂藝術家冼星海當時正在上海任教，據(jù)其日記記述：“正當我要打聽延安的時候，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寄來一封信，音樂系全體師生簽名聘我。我問了些相識，問了是否給我安心自由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他們回答是有的。我問進了延安可否再出來，他們回答說是完全自由的。”在確信有安心自由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及來去自由后，冼星海來到延安。丁玲1936年10月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1937年發(fā)表了長詩《七月的延安》，對延安的社會生活予以由衷禮贊。詩中寫道“大伙兒來吧，自己的事，我們自己管。找不到賭場。百事樂業(yè)，耕者有田。八小時工作，有各種保險。”“街衢清潔，植滿槐桑；沒有乞丐，也沒有賣笑的女郎”“四方八面來了學生幾千，活潑，聰明”“七月的延安太好了，青春的心燃燒著。”數(shù)萬青年奔赴延安的因素還有很多，如中國共產黨的召喚、知識分子政策的調整，國民黨抗戰(zhàn)的失敗，平型關大捷的鼓舞等。

中國共產黨的崇高追求與廣大青年的自我實現(xiàn)發(fā)生了強烈共鳴與無限契合

數(shù)萬青年奔赴延安，除少部分進入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學習理論、文化藝術外，大多數(shù)進入主要以培養(yǎng)軍事干部為目標的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抗大前后共辦了8期，其中，1938年開辦的第四期、第五期，包含赴延安的知識青年分別有4655人、1.33萬人，達到近2萬人。1938年8月5日，毛澤東對抗大第四期畢業(yè)學員發(fā)表講話，明確提出學員畢業(yè)后的三種出路：當學生、當教員、當指揮員。特別針對第三條出路，毛澤東強調指出：“現(xiàn)在是抗戰(zhàn)，‘游擊戰(zhàn)爭’四個字，是制敵的一個錦囊妙計，要下決心到敵人后方去進行游擊戰(zhàn)爭，你們大多數(shù)人要到前線當軍事指揮員或政治指揮官。”具體有多少抗大學員奔赴前線做了軍事指揮員與政治指揮官，目前還沒有看到數(shù)字，但這批文武兼?zhèn)涞那嗄曛R分子投筆從戎，下沉部隊基層，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的中堅分子，對實現(xiàn)抗戰(zhàn)勝利發(fā)揮了巨大貢獻。

數(shù)萬青年到達延安后，經過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等學校的短期訓練，分別充實到各個崗位，成為中國共產黨抗戰(zhàn)及奪取全國革命勝利的重要力量。數(shù)萬青年奔赴延安，逐漸融入以工農為革命主體的新環(huán)境之中，初步實現(xiàn)了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的結合，提升了延安干部的知識層次，豐富了延安干部的構成，形成了延安知識分子群體，他們高舉愛國主義旗幟，成為中國革命的先鋒隊，對邊區(qū)的政治、社會、經濟特別是文化藝術事業(yè)的發(fā)展，對新中國的建立，均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

數(shù)萬青年克服重重阻力，從繁華都市來到物質生活異常艱苦的黃土高原，說明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無窮的。精神力量在特定時代發(fā)揮了常人難以理解的巨大作用。此時的延安，順應了歷史與時代潮流，站到了時代的最前列。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設想，新民主主義革命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主張的具體實施，“新中國”構想及具體價值觀念的憧憬，都極大震撼了追求新思想、新觀念、新文化的有志青年，喚醒了他們內心深處潛藏的意識。中國共產黨的崇高追求與廣大青年的自我實現(xiàn)發(fā)生了強烈共鳴與無限契合，這種強烈共鳴與無限契合，既使中國共產黨的崇高追求得以實現(xiàn)，也使廣大青年的人生價值與事業(yè)得以成功。延安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城市、“最快樂的城市”“可以在一道干的地方”。年輕、快樂、一道干這些充滿活力的元素，無疑成為青年無限向往之地。延安開創(chuàng)了一種全新的事業(yè)，展現(xiàn)了無窮的魅力，廣大青年可以在此大展宏圖，實現(xiàn)人生輝煌。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導）

責編/常妍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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