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俄關系的前景展望
進入2016年以來，世界政治發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變化，其中最突出的無疑是唐納德·特朗普出乎大多數人的預料當選為美國總統，以及英國同樣出乎大多數人的預料通過公投決定“脫歐”。這些變化背后隱含的是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問題，即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已經隨著近年來的經濟和社會危機而在歐美國家廣泛興起。作為一種思潮，民粹主義的核心在于“信仰人民”，但是這種“人民觀”不同于政治學從“公民”“民族”或“族群”的角度來定義的人民，而是將“人民”視為同質的、善良的，具有共同的身份和認同。26 這就導致民粹主義從根本上否定多元文化，特別是在族群問題上極易同右翼保守主義成為同盟。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時正是充分運用了選民的民粹主義情緒，并且也經常把“人民”一詞掛在嘴邊。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特朗普在執政后所采取的一些極具爭議性的舉動，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推行“禁穆令”以及宣布美國退出旨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巴黎協定》等。
無疑，特朗普所采取的各項政策同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相違背，同時也為全球治理增添了更多的變數，而大國關系也不可能不受這種變數的影響。就中美關系而言，這種變數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戰略會不可避免地導致美國承擔全球責任的減少，而這對于世界而言并不必然是一件好事情。歷史表明，在很多情況下全球政治經濟中需要存在著一個“穩定者”，這個穩定者通過為各國產品提供開放的市場以及推動資本的自由流動等方式提供了全球政治經濟穩定的公共物品，而這正是二戰結束后的大多數時期里美國所做的事情。27 不可否認的一點在于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中國總體上是美國所維持的開放的、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受益者，而美國如果減少其維護全球政治經濟穩定的責任甚至是表現出逆全球化的傾向，中國也將會受到沖擊。這一方面有可能造成全球經濟動蕩（如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那樣）從而直接損害中國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可能迫使中國承擔更多的原本由美國所承擔的國際責任，比如為全球經濟穩定、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甚至是解決地區沖突和難民問題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物品。經濟全球化總體上有利于中國的發展，因而中國也是當今世界上最為積極的全球化推動者之一。這就正如中國多次在國際場合所強調的那樣，當前世界上面臨的各種問題——無論是全球金融危機還是戰亂或難民——并不是經濟全球化所造成的，導致這些問題的罪魁禍首是戰亂、動蕩、金融資本的過度貪婪和金融監管的缺失，因此，對于經濟全球化不應當反對，而是要適應和引導。
二是特朗普政府的某些政策會直接引發中美之間關系的緊張，這里最明顯的一點就是貿易摩擦。作為當前全球第一、二大經濟體，中美兩國在經濟上已經高度融合，兩國間的貿易摩擦中不會有贏家。但出于各種原因，在中國加入WTO以來，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日益增多。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兩國間的貿易糾紛，而這也是中國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2017年4月，兩國啟動了“中美經濟百日計劃”，并且在農產品貿易、金融服務、投資和能源等領域取得了十余項成果，為特朗普政府時期的中美經貿關系創造了一個好的開端。但由于特朗普奉行美國利益至上的政策，未來中美兩國間的貿易摩擦仍然有可能會增加。另一個例子則是特朗普政府在朝核問題上的態度，而這一問題直接影響到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總體上對朝鮮奉行“戰略忍耐”的政策。但由于朝鮮不斷進行核試驗沖擊美國的底線，也由于特朗普政府對朝鮮的敵視態度，美國對朝鮮采取了更為強硬的措施。特朗普政府不僅公開宣布“戰略忍耐”已經失敗，而且也表示會使用軍事手段來解決朝核問題，從而導致半島局勢走到了戰爭的邊緣，也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壓力。由于中國的積極斡旋，半島局勢在經過了一段緊張時期之后有所緩和，但是朝鮮和美國對于對方根深蒂固的敵意則沒有絲毫的緩解。朝核問題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問題，也同半島的其他問題交織在一起，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而美國在未來仍然有可能會使用強硬手段來應對這一問題。因此，朝核問題也是中美未來潛在的沖突點。
同時，美國對于“一帶一路”的態度仍不明確。對于“一帶一路”，美國的擔心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擔心無法從中獲利；二是擔心中國借此扶植美國的對手，如伊朗和俄羅斯；三是擔心中國借“一帶一路”確立在歐亞大陸的主導地位。28 事實上，“一帶一路”的推行同樣有利于美國的利益，因為它旨在推動各國乃至大洲間的互聯互通，這一方面可以緩解阿富汗等地的局勢，加強中美兩國在地區安全問題上的合作，另一方面也可以抵消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而這兩點是美國所樂見的。因此，美國并沒有明確表態反對“一帶一路”，而是采取了一種觀望的姿態。對于中國而言，一個需要正視的現實則是基于美國強大的實力、遍布全球的利益和特殊的地緣政治地位，繞開美國或美國主導的現有國際制度推行“一帶一路”是不現實的。因此，中國強調“一帶一路”不是另起爐灶、推倒重來，而是實現戰略對接、優勢互補。29 事實上，中美兩國圍繞著“一帶一路”在促進全球經濟均衡增長、實現全球化平衡發展和推動地區互聯互通等方面擁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而自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國國內對于參與“一帶一路”的呼聲也在增強。這就要求中美兩國圍繞“一帶一路”加強政策協調，以促進雙邊乃至各國共同利益。
盡管在競選期間就被很多人貼上了“親俄”的標簽，甚至傳言俄羅斯通過干預美國總統大選以幫助特朗普當選，但是美俄關系在特朗普執政之后并無實質性的改善。一方面，美俄關系因為2014年烏克蘭危機所引發的西方國家對俄制裁而已經降至冰點，因此也難以進一步惡化，另一方面，兩國關系也并未如很多人預期的那樣在特朗普當政后有所改善。相較于中美關系，美俄關系中地緣政治沖突的一面更加突出，同時兩國之間的貿易量較小，經濟相互依賴程度較低。在美俄關系中，經貿關系始終是一個短板，而雙邊關系由于缺少經貿領域的支撐也就少了一個重要的“壓艙石”，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美國可以更加大膽地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而不必擔心俄方的反制措施。俄羅斯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無論在北約東擴、敘利亞問題還是烏克蘭問題上都存在著尖銳的對立，因此，難以預期兩國之間的關系會隨著政府的變更而出現根本性的好轉。
中俄關系在進入2017年之后則繼續保持穩定發展的勢頭。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席了2017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并對本次會議給予了高度評價，稱贊這是“獨一無二”的國際會議，開啟了歐亞大陸和其他區域相互合作的新階段。30 當前中俄兩國已經就“一帶一路”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的對接達成共識，同時兩國也在能源、投資和財政金融等領域開展了廣泛的合作。作為亞太地區重要的大國和中國最大的鄰國，俄羅斯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支點國家，其態度對于“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別是對于“絲綢之路經濟帶”及其核心區建設而言，由于蘇聯時期形成的俄羅斯同獨聯體國家之間在政治、經濟、外交、安全、文化、軍事等各方面的緊密聯系，其態度直接影響到獨聯體國家對于“一帶一路”的態度。31 同時，由于歷史上形成的俄羅斯和印度之間的緊密關系，以及俄印兩國當前在政治、經濟和軍工等領域的密切聯系，俄羅斯也可以影響到印度對“一帶一路”的態度，而這對于構筑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尤其重要。當然，中俄保持良好關系的前提是中國不會在中亞等俄羅斯的傳統勢力范圍地區對俄構成挑戰，而中國強調“一帶一路”同歐亞經濟聯盟對接也是出于這種考慮。由于歷史上的糾紛，俄羅斯對于日益強大的中國始終抱有一種疑慮的情緒，其國內精英也為高度依賴中國而深感焦慮，在俄羅斯國內“中國威脅論”乃至“黃禍”說也有很大的市場，俄羅斯從官方到民間也對中國在俄遠東地區活動的增加感到憂慮。32 同時，出于平衡中國影響力的考慮，俄羅斯在臺海和釣魚島等事關中國重大關切的問題上也持保留態度，并且有意向同中國有領土爭端的印度提供先進武器。因此，盡管當前中俄關系總體向好，但是這些潛在的問題也需要引起中國的關注。
結論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臺之后，對于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做出了一些同其前任不同的表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承認“相互尊重”是中美關系中的重要方面，而這是其前任所沒有做到的。2017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進行了會晤。習近平對發展中美關系做了三點表態：一是要把握好兩國關系發展的大方向，認識到合作是雙方唯一正確的選擇；二是積極開展務實合作，追求雙贏和多贏的局面，既造福兩國，又惠及世界；三是有效管控敏感問題，相互尊重、避免誤判，多換位思考，防止矛盾升級。33 這次會晤中，兩國領導人就建立新的對話機制、有效管控分歧等問題達成共識，為中美關系未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總體上看，2017年以來中美關系的發展要好于絕大多數人的預期，特朗普也并未在對華關系中表現出咄咄緊逼的態度，在貿易等問題上的態度也不像其競選時那樣強硬。另一方面，就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樣，作為一名自我標榜為“反建制”的總統，特朗普的很多政策也許不是直接針對中國的，但是也會加大對中國的壓力。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中國的壓力，但是他反全球化、反貿易自由化的舉動則損害了中國的利益。美國從推動全球化的方向上收縮甚至是采取保護主義政策則破壞了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事實上，無論對于美國還是中國而言，一種單純的以美國利益為核心的外交政策都是有害的。對于美國而言，放棄多邊主義的規則和制度會使其在國際社會中失去道義基礎，因為只有在國際制度當中其權力的行使才具有合法性。34 對于中國而言，美國的逆全球化政策則可能會導致全球治理的失靈，從而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全球治理責任。作為崛起中的大國，適當地同守成國之間進行責任協調可以緩解由于權力轉移而引發的緊張關系，同時也只有具備責任意識和使命擔當的崛起國才能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和接受。35 但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承擔過多的國際責任顯然超出了中國的能力范圍，也不利于中國的總體利益。例如，中國長期以來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強調“權責共擔”，而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則使中國勢必要在全球氣候治理方面承擔起更大的責任。
相比之下，美俄關系在特朗普當政后并無起色。由于美俄間的結構性矛盾根深蒂固，兩國關系在短期內無法取得根本性的好轉。中俄關系則可以保持穩定，并且兩國間業已建成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也將會維持下去。在中俄關系中也存在著一些干擾因素，主要是俄羅斯國內始終存在著一種對中國的猜忌心理，對于當前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和影響力的不斷提高始終抱有疑慮。正是在這種心理的作用下，俄羅斯在開發遠東地區的問題上始終猶豫不決。同時，受制于俄羅斯的經濟現狀，中俄兩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程度并不高。在產品結構上，兩國產品的互補性較低，中國的產品種類多，俄羅斯的產品種類少。在勞動力資源上，盡管俄羅斯缺乏勞動力，但是由于受到“中國威脅論”的干擾，對于吸納中國勞動力一直持抵觸態度。在能源上，兩國的互補性受到資源儲量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制約。36 這些問題難以在短期內得以改善，但由于兩國都認識到保持雙邊關系穩定的重要性，因此并不會讓這些問題影響兩國關系友好穩定的大局。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國際比較視野下的中國國家認同構建研究”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北京市防范處置群體性事件的對策研究——基于國內外經驗的比較”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分別為：15AZZ006、14KDA004）
注釋
1［英］馬丁·懷特：《權力政治》，宋愛群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第22頁。
2 參見世界銀行網站，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ownload/GDP.pdf。
3 參見世界銀行網站，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ownload/GDP_PPP.pdf。
4 參見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網站，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Milex-constant-2015-USD.pdf。
5 李少軍：《綜合國力評估（2009年）》，李慎明、王逸舟主編：《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201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67～268頁。
6 Thomas Volgy, Renato Corbetta, J. Partrick Rhamey Jr. Ryan G. Baird and Keith A. Grant, "Status Consider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Regional Power", in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73.
7 ［英］赫德利·布爾：《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張小明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162頁。
8 Deborah Welch Larson, T. V. Paul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Status and World Order", in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p.15.
9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1.
10 ［美］孔華潤主編：《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第四卷）》，王琛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472頁。
11 ［美］諾曼·里奇：《大國外交：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時殷弘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49頁。
12 方連慶等主編：《戰后國際關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883頁。
13 熊李力、潘宇：《烏克蘭困局：俄羅斯外交的延續性與斷裂性》，《外交評論》，2015年第2期，第132頁。
14 《中方表述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核心內涵和努力方向》，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6-09/4917512.shtml。
15 王鳴鳴：《中美俄大國關系：現狀與前景》，李慎明、張宇燕主編：《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201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9～40頁。
1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ness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4, 2013, p.7.
17 Sebastian Rosato, "The Inscrutable Intentions of Great Pow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9, No.3, 2014, p.48.
18 Sebastian Rosato, "The Inscrutable Intentions of Great Powers", pp.51-52.
19 Graham Allison, "Thucydide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Pacific", FTChinese,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228/ce.
20 傅強、袁正清：《隱喻與對外政策：中美關系的隱喻之戰》，《外交評論》，2017年第2期，第102頁。
21 蔡翠紅：《中美關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話語》，《國際問題研究》，2016年第3期，第16頁。
22 David M. Lampton, "A Tipping Point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Upon Us", https://www.uscnpm.org/blog/2015/05/11/a-tipping-point-in-u-s-china-relations-is-upon-us-part-i/。
23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1, 2008, p.24.
24 《中俄發布深化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聯合聲明》，環球網，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5/6393653.html。
25 邢廣程：《中俄關系是新型大國關系的典范》，《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9期，第15頁。
26 佟德志：《解讀民粹主義》，《國際政治研究》，2017年第2期，第11頁。
27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5, No.2, 1981, p.247.
28 王義桅：《中美就“一帶一路”開展合作是否可能？》，《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7年第8期，第45頁。
29 習近平：《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重要文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頁。
30 《普京：“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啟歐亞大陸合作新階段》，環球網，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7-06/10852152.html。
31 王曉泉：《中俄如何在“一帶一路中深化戰略合作”》，《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7年第8期，第52頁。
32 王樹春、劉思恩：《俄羅斯新亞洲戰略及其對中俄關系的影響》，《當代亞太》，2015年第6期，第100頁。
33 張仕榮：《把握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正確方向》，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424/c40531-29230818.html。
34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ism and Empire: Logics of Order in the American Unipolar A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No.4, 2004, p.612.
35 王瑋：《權力變遷、責任協調與中美關系的未來》，《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5期，第60頁。
36 李永全：《走向全面戰略合作的中俄關系》，《東北亞論壇》，2013年第4期，第7頁。
Prospects of the Sino-US-Russian Relations under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Dai Changzheng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global politic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undoubtedl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hina, the US and Russia, and the cooperation and disputes between the three countries will inevitably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global political trend. In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the US-Russian relations have been in a cold state due to their long-standing conflicts, while China and Russia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After Trump became the US president, the previous stable Sino-US relationship has basically continued, and it even achieved in-depth development in some aspects. But the current world is still faced with a lot of uncertainties, including the lingering effe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refugee problem, the rise of populism and the surging de-globalization. These factors also add to the uncertain trend of relations between major powers.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its own power, although Russia still takes a tough stance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estern countries, it finds it difficult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promoting globalization. The US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adopted a number of anti-globalization policies, and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country that believes in self-interest over all. In contrast, China has become the most powerful promoter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main defender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idea of "fate community" have been widely respe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Sino-US relations, Sino-Russian relations, Thucydides trap,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 "One Belt and One Road"
【作者簡介】
戴長征，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院長、博導，中國經濟外交研究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政治學理論、比較政治經濟制度、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主要著作有《國際比較視野下的中國政府改革、公共參與和治理轉型》（英文）、《發達國家人才流動與配置》（第一作者）、《“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與國際社會》（英文，主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