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當前全球政治中，最具重要意義的無疑是中、美、俄三國之間的關系，而這三國之間的協作與紛爭無疑會對全球政治的走勢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在三個國家間的關系中，美俄關系由于長期以來積累的各種矛盾一直處于冷淡狀態，而中俄兩國則緊密接近。中美關系在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之后基本上延續了穩定的態勢，甚至在某些方面兩國關系有了更深入的發展。但是當前世界仍舊面臨著諸多的不確定因素，主要包括全球金融危機的后續影響、難民問題、民粹主義思潮的興起和逆全球化浪潮的暗流涌動等，這些因素也為大國關系的走向增添了不確定性。俄羅斯由于受制于自身力量的局限性，盡管在同西方國家的關系中仍然采取強硬的姿態，但是難以在推動全球化方面有所作為。特朗普治下的美國采取了諸多逆全球化的政策，美國正在逐漸成為一個堅信自我利益高于一切的國家。相比之下，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化的最為強有力的推動者和全球治理的主要維護者， 所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回應。
【關鍵詞】中美關系 中俄關系 修昔底德陷阱 新型大國關系 “一帶一路”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9.003
在當前的全球政治經濟關系中，最重要的大國間關系無疑是中國、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系，因為這三個國家可以被稱之為“大國”。按照馬丁·懷特（Martin Wight）的定義，世界政治中的大國是指具有普遍利益的國家，也就是說這些大國需要具有同國際體系自身一樣廣泛的利益，而這在當今則意味著世界范圍的利益。①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是大國首先要看其綜合國力，因為只有具有強大的綜合國力的國家才可能在國際體系中擁有廣泛的利益。對于綜合國力的衡量標準，不同的學者之間也存在著爭論，但是總體上看這一概念應當包含一個國家的領土、人口、自然資源、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軍事實力等物質性因素，同時還包括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水平，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國內政治穩定性、國家所處的外部環境以及國家對國際社會的貢獻等非物質性因素。從較為容易比較與衡量的物質性因素方面來看，中美俄三國在領土、人口和自然資源稟賦三個方面都處于世界的領先地位。在經濟實力方面，按照匯率計算，2015年美國和中國是當今世界第一、二大經濟體，而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為1.36萬億美元，排名世界第12位。②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來計算，2015年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則為3.68萬億美元，排名世界第6位。③盡管經濟實力相比中美兩國有較大的差距，但是俄羅斯仍然具有較強的軍事實力。按照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俄羅斯2016年的軍費開支仍然高達703億美元，排名世界第3位。④另外，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10年發布的一份報告，2009年俄羅斯所擁有的核彈頭、坦克等數量居于世界首位，戰斗機數量居世界第2位，各類艦艇數量居世界第3位。⑤因此，盡管不可否認冷戰結束后俄羅斯的綜合國力受到了較大的削弱，已經無法同蘇聯時期相比，但是時至今日俄羅斯仍然可以被稱為一個大國，是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國家。
另一方面，大國又不是一個純粹客觀的事物，而是包括了認知和觀念的因素。托馬斯·沃爾杰（Thomas Volgy）等人指出，成為大國的一個主要條件就是被其他大國的政策制定者賦予一個特殊的地位。⑥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也指出，大國意味著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和人民賦予大國某些特殊的權利與義務，或者是大國的領導人和人民認為本國具有這樣的權利與義務。⑦因此，大國不僅僅需要具備一定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同時也需要得到其他國家的承認，因而也是一個社會性的概念。其他國家的承認意味著大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一般國家所不具備的特殊的地位與作用，同時也賦予大國具有維護國際體系和國際社會的穩定的特殊責任。如果將大國看作是國家在國際社會當中被賦予的一種地位，那么被賦予這一地位的國家就不僅僅需要具備強大的物質能力，而且也要愿意承擔同這一地位相聯系的一系列責任。⑧事實上，大國關系的走向對于整個世界政治的發展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因此，維護大國彼此間關系的穩定本身就是大國責任的一種體現。這是因為大國關系的穩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整個國際體系的穩定，而這種穩定性則是這一體系的所有成員都可以從中受益的公共物品。不可否認中國、美國和俄羅斯三國具有維護國際體系穩定的特殊責任，然而，在現實中這三個國家之間的關系仍然是極為復雜的，也存在著很多不確定性。
國際權力體系變遷與中美俄關系
在很多現實主義理論家看來，權力轉移是國際關系的歷史中不斷而循環往復發生的主題。⑨冷戰的結束是一次大國間權力的再分配過程，它使俄羅斯喪失了同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同時使得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進入21世紀之后，國家間的權力分配再次出現了轉移，其主要標志就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的整體性崛起，而中國無疑是在這個群體當中表現得最為突出的國家。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凸顯了美國等西方大國地位的下降，西方大國應對金融危機的無能為力使得這些大國和以這些大國為主導的全球治理機制在維護全球秩序和為全球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能力備受質疑。與此同時，G20和金磚國家組織等更多代表了新興大國利益的機制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得以凸顯出來，而中國實力的迅速增長以及對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積極倡導也使其在國際舞臺上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另一方面，西亞北非的局勢動蕩、金融危機余波的影響、利比亞危機、烏克蘭危機、難民危機等一系列問題說明當前的全球治理機制仍然遠遠不盡如人意，各國特別是各個大國之間仍然需要加強協調以推動維護全球和平穩定和促進全球經濟發展這一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在這一過程中，大國無疑被賦予了特殊的地位和責任，而作為當今世界上的主要三個大國，中美俄之間在這種權力變遷的時代背景下也需要進一步加強協調，管控彼此間的分歧，以維護全球秩序并推動全球治理的有效開展。
事實上，美國同俄羅斯以及其前身蘇聯之間的關系始終是充滿了紛爭的。冷戰時期，作為全世界僅有的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在經濟、軍事、政治、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都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古巴導彈危機一度將兩國帶到了核戰爭的邊緣。但除去在第三世界國家進行的“代理人戰爭”之外，美蘇兩國并沒有兵戎相見。導致美蘇兩國在冷戰期間維持了長時間和平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任何一方都無法承受核戰爭所造成的嚴重后果，但雙方在幾乎所有領域之內的尖銳對立又導致兩國無法真正建立起合作關系。美國的目標是創造一個能夠增進美國利益的世界秩序，這個秩序要能夠保證美國的財富和權勢可以得到不斷的增長，同時美國人所珍視的價值觀也會擴散到世界各地。⑩蘇聯的戰略目標則同美國完全對立，并且希望以意識形態為基礎構筑起同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相抗衡的國家集團。在美國提出馬歇爾計劃之后的1947年，來自蘇聯、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等國家的共產黨代表在波蘭召開會議，宣布建立共產黨情報局。在社會主義陣營看來，馬歇爾計劃不過是美帝國主義的一項陰謀，其目標是使歐洲國家從屬于華爾街暴政，而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則是要挫敗這一陰謀。?除了在歐洲，從亞洲、非洲乃至到美國的“后院”拉丁美洲，美國和蘇聯之間都展開了一系列的競爭，而美蘇對抗也構成了冷戰時期國際關系的主題。
冷戰結束后，蘇聯的主要繼承者俄羅斯的綜合國力已經大不如前，但是仍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大國之一。在蘇聯解體初期，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曾經一度奉行倒向西方的政策，在此期間美俄領導人進行了多次會晤，并且強調相互都不把對方視為潛在的敵人，共同致力于民主和經濟自由，而俄羅斯也采用了西方國家所開出的“休克療法”來進行經濟改革。然而，休克療法的失敗和西方國家就車臣等問題對俄羅斯的指責很快就使得美俄之間的“蜜月期”走向終結，在此之后美國和俄羅斯都不再認為對方是可信的伙伴。對于俄羅斯而言，擺脫對美國的“一邊倒”正是其恢復大國地位的必要舉動。這就正如一位俄羅斯專家所指出的，“美俄兩國結束了蜜月期而進入對立時代的現實，正好表明俄羅斯已經成長為能夠堅持自己意志的國家了”。?
進入21世紀之后，緊張與矛盾仍然是美俄關系的主旋律。無論是世紀初因“顏色革命”引發的俄羅斯同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緊張，還是2008年俄羅斯和格魯吉亞之間因爭奪對南奧塞梯地區控制權而爆發軍事沖突，乃至2014年俄羅斯干預烏克蘭危機而引發西方國家的集體制裁，俄羅斯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始終充滿了火藥味。特別是2012年普京再度當選俄羅斯總統之后，俄羅斯同西方國家之間對抗性的一面明顯增強，甚至出現了關于俄羅斯與美國之間或許會再現“新冷戰”的觀點。2013年，俄羅斯不顧美國的外交抗議給予“棱鏡門”的爆料人愛德華·斯諾登臨時庇護權，引發了美國的強烈不滿。2014年因烏克蘭危機所引發的西方國家對于俄羅斯的制裁則給俄羅斯的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打擊，同時也使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系下降至冷戰結束以來的最低點。2014年以來國際油價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對經濟高度依賴于石油的俄羅斯而言無疑是極大的打擊，造成國際油價下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背后也顯現出歐美國家操縱油價以打擊俄羅斯的影子。在面對歐美國家聯合一致的制裁時，俄羅斯也難以拿出有效的反擊手段。迫于缺乏其他的外交政策工具，俄羅斯只能基于自身的軍事實力訴諸個體利益導向鮮明的強硬外交。然而，這種“以強硬對強硬”的外交手段并不能有效緩解俄羅斯所面臨的地緣政治困局，相反可能會導致俄羅斯在更多領域當中的利益受損。?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解體并沒有消除美俄兩國之間的戰略互疑，相反兩國都對對方心存根深蒂固的猜忌感。盡管后蘇聯時代的俄羅斯并不具備同美國進行全面抗衡的實力，但兩國在地緣政治領域的矛盾并沒有得到絲毫的緩解，俄羅斯也仍舊以一種強硬的姿態來應對美國的挑戰。
相比之下，盡管在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之后，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中美兩國之間的各個領域當中的矛盾和競爭有所增加，但是兩國關系總體上保持了穩定的態勢。十八大之后，中國在對美關系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戰略，而中美兩國元首也進行了多次會晤。在對美關系方面，中國倡導建立一種“新型大國關系”，其核心是“不沖突，不對抗，相互信任，合作共贏”。對于這一提議，美國方面也存在著一些異議，這主要體現在兩國對于“相互尊重”的不同理解。在中國方面看來，“相互尊重”意味著尊重各自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以實現求同存異，包容互鑒，共同進步。?在美國看來，這種“相互尊重”就同美國長期以來所堅持的推進民主和普遍人權的政策構成了沖突。中國所要求的相互“尊重主權”對美國構成了如下挑戰：如何處理美國根據“與臺灣關系法”對臺灣所做出的承諾，以及如何處理美國對其盟國日本和菲律賓所做出的安全承諾等。?因此，美國對于中國所倡導的新興大國關系沒有并全盤接受。
關于中美關系的發展走向，在美國內部也有不同的爭論。例如，有些學者認為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在對外關系中表現得越來越“霸道”和“獨斷專行”，甚至有聲音認為這種“獨斷專行”代表了中國外交政策的一種根本性的轉向，即從以往的以維持現狀為主轉向了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在全世界的領導地位。?另一種聲音則認為由于中美兩國之間缺乏戰略互信，也就是說彼此之間都不能確定對方的戰略意圖，所以兩國關系仍然充滿了權力競爭的內容。在持這種觀點的學者看來，盡管中美之間希望建立一種長期的伙伴關系，但是由于彼此之間缺乏對于對方的信任，因而兩國間爆發沖突的潛在可能性正在上升。?
從悲觀的角度來說，大國彼此之間是很難確定對方當前的意圖的，同時它們更加難以明確對方在未來的意圖。一方面，諸如中美這樣的大國無法從對方的國內政治和對外行為中得出可靠的關于其意圖的證據；另一方面，國家的意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會隨著外部環境的發展而不斷改變，從而使大國之間更加難以確定對方在未來的意圖。?
在關于中美關系的爭論當中，最主要的方面就是關于兩國關系是否可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爭論。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是指當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同一個既有的霸主進行競爭時所產生的危險形勢。西方學者從歷史中得出的結論在于，對于守成大國的挑戰大多是以失敗而告終的，正如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和20世紀時的德國的結局一樣。?如果按照這種邏輯來思考中美關系，無疑會得出悲觀的結論，因為這一隱喻將中美關系中沖突性的一面放大，或者是只看到了兩國關系中的負面內容。按照這種隱喻的映射，“沖突”“恐懼”“對抗”和“挑戰秩序”等無疑是兩國關系中的關鍵詞，而這種隱喻反過來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重構兩國關系的現實。?它使中美兩國關系中友好和合作的一面成為盲區，而沖突和紛爭則成為兩國關系的主流。
但是過于頻繁地引用“修昔底德陷阱”則有可能將中美關系推向對立，從而使這一隱喻成為一個自我證實的預言。當前的一個普遍問題在于將這一概念的內涵擴大化，從而使其涵蓋了國家間所有的競爭和沖突。21 這導致的一個后果就是將中美之間所發生的任何競爭都稱之為“修昔底德陷阱”，從而對中美關系得出悲觀的預期。事實上，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的國家利益范圍必然會擴大，從而出現馬丁·懷特所說的“世界范圍的利益”。例如隨著中國對石油等自然資源的需求日益增多，中國需要擴大原油進口的來源，因而中東等世界原油主要出產地區的局勢自然會影響到中國的利益。再如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和中國對外投資的日益增加，各國和各地區的和平、穩定乃至國內政治局勢都會影響到中國企業在該地區的利益，影響到中國投資的安全。這是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長而產生的正常現象，盡管有可能在某些領域同美國等大國的利益有所沖突，但是也可以通過協調和合作來解決，而不必然導致悲觀的結果。不可否認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特別是隨著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出臺，中美兩國關系中地緣政治競爭的一面有所增強，兩國在亞太地區的摩擦讓人擔心爆發沖突，甚至出現了“中美關系已經到達臨界點”的聲音。22但兩國總體上都保持了克制的態度，有效管控了分歧，并沒有讓具體問題領域當中的沖突影響兩國的總體關系。約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指出，當前國際體系中的權力轉移是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來實現的。這是因為崛起中的中國所面對的國際秩序不同于歷史上其他崛起中的大國所面對的秩序，當前的秩序是開放的、一體化的和以規則為基礎的，是一種易于加入其中但是難以顛覆的秩序，而這一秩序的核心則是美國的領導地位。23 作為西方學者，伊肯伯里的觀點有“粉飾”美國霸權的傾向，但是他指出當前的國際秩序總體上是良性的這一點則是正確的。在這種秩序中，大國間權力的和平轉移是可以實現的。
同中美關系相比，中俄關系在冷戰結束后保持了穩定發展的態勢，兩國之間的戰略互信不斷增強。同時，兩國在維護地區局勢穩定、推動全球化深入發展以及促進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等諸多方面存在著共同的利益。2001年中俄兩國簽署了《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標志著兩國關系在冷戰后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度。當前，中俄兩國在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和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等諸多機制中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俄羅斯也對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2015年，中俄兩國元首共同簽署了《深化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聯合聲明》，強調兩國將在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維護《聯合作憲章》、尊重文化差異和文明多樣性的基礎上在貿易、投資、氣候變化、和平利用外層空間、網絡空間安全等領域開展合作，并繼續在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G20、中俄印合作框架、中俄蒙合作框架等機制中開展協調與合作，同時俄羅斯也高度評價了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雙方表示將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歐亞經濟聯盟的框架內尋找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契合點。24
中俄兩國是鄰國，雙邊關系的穩定對于彼此而言都具有重大意義。歷史已經證明，中俄兩國之間的對抗不僅給雙方造成了巨大的安全壓力，也影響了兩國各方面關系的正常發展。當前，中俄兩國之間已經建成了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這一關系的全面性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兩國關系涵蓋了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教育、旅游和人文合作等各個方面，兩國之間的教育與合作可以說是“遍地開花”，呈現出全方位合作的態勢。第二，中俄兩國關系在官方和民間兩個層次上保持了密切聯系，并且相互促進。在官方層面，中俄兩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每年都會進行多次定期或不定期的會面，同時兩國間還擁有中俄執政黨對話機制等多個雙邊對話機制。在民間層面，中俄兩國的留學生交流、游客往來等也推動了兩國關系的進一步發展。第三，除去中央政府層面的交流，中俄兩國之間在地方層面上的交流也越來越密切。中俄兩國的很多城市都相互結為友好城市，中國長江中上游流域與俄羅斯伏爾加河流域也在開展緊密的合作。25 需要指出的一點在于，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既不是同盟關系，也不是類似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中蘇關系那樣的兄弟國家間關系，而是一種全新的伙伴關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對方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相互承認對方核心利益基礎之上的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