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與美俄之間是最重要的兩組大國關系。中美關系斗而不破仍是基本格局。中俄關系“準同盟”基本面不會發生變化。俄美關系會有限度地改善。美聯俄制華未能實現，聯華制俄也不可能。中國應當對俄美實行雙線同盟戰略，即在經濟、金融、科技、教育、文化、社會等所謂低級政治領域，注重發展同美國的關系。在戰略、安全、軍事、政治、外交等所謂高級政治領域，注重發展同俄羅斯的關系。同時，實行雙向彌補不足策略，即加強同美國的高級政治關系，夯實同俄羅斯的低級政治關系，目的是實行三角框架下我國外交的主動和我國利益的最大化。

【關鍵詞】中美俄 三角關系 特朗普 高級政治 低級政治

【中圖分類號】 D8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9.002

李興，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二級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現代國際關系、歐亞區域研究、國際關系理論與當代中國外交。主要著作有《從全面結盟到分道揚鑣：冷戰時期的蘇聯與東歐關系研究》《北約、歐盟雙東擴：俄羅斯不同對策及其原因分析》（論文）等。

所謂三角關系即是特殊的三邊關系。三邊互動，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一邊關系發生了變化，必然影響到另外兩邊關系。當今世界，從單個民族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來看，中美俄三國無疑是當今世界最三強。中美俄關系是特殊的三邊關系，即三角關系。自從上世紀70年代中美蘇三角關系出現以來，這種三角關系一直就存在。只不過在變化的國際格局中三方力量對比和各自地位在不斷發生變化。冷戰時期，美蘇兩霸勢均力敵，形成兩極格局。中國力量最弱，但處境有利，左右逢源，四兩撥千斤，發揮了與其國力不相稱的巨大作用。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國力急劇衰減，在三角中的地位下降，中國的地位相對上升，而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形成。三角關系表現出一強兩弱或一超兩強的特點。在克林頓和小布什總統時期，總的來說美國咄咄逼人，消化蘇聯遺產，北約東擴，東歐反導，染指獨聯體，不斷地擠壓俄羅斯的生存和戰略空間。奧巴馬時期進行了一些調整，提出了“巧實力”外交，并且“重返亞太”，鎖定中國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而中俄之間的關系，不但沒有出現有些人所認為或希望的矛盾和沖突，反而節節高升，形成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筆者稱之為“準同盟”關系。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世界第一強國美國開始從全球“收縮”，不愿承擔過多的國際責任，而中國的崛起勢頭不可阻擋。中美俄三角關系大趨勢走向如何？筆者在此談幾點看法。

特朗普當選看似突然，其實并不偶然

2016年底，美國總統大選中事先并不被看好的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戰勝呼聲很高的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令人大跌眼鏡。原因何在？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有何影響？筆者認為，特朗普當選，看似突然，其實并不偶然。希拉里代表美國上流社會、精英階層，是體制內既得利益者，是現行政策的維護者和繼承者，主張捍衛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和聯盟體系，堅持民主、自由、人權等的民主黨傳統價值觀。特朗普是反建制派的“局外人”，支持者多是草根、大眾、中產階級、體制外群眾。他是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不在意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的代表。美國的精英階層、主流媒體傾力支持希拉里，特朗普絕地反擊，逆勢當選，是美國普通民眾的選擇。特朗普的勝出與希拉里的敗選，不是一個“瘋子”擊敗“一個騙子”那樣簡單，而是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在兩種思想模式、發展道路中做出的選擇，是美國社會內部分裂的表現，說明美國的普通民眾已經覺醒了、理性了，人心思變。從世界范圍來看，說明全球化遭到挫敗。“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美國實行戰略收縮，孤立主義上升，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將會弱化，也說明美國的確在走下坡路。

特朗普當選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帶來很大的影響，比較集中地體現在對自己的盟國，以及中國、俄羅斯的關系上。特朗普要求盟國多承擔責任和義務，多付錢，減輕美國的負擔。從其競選言論來看，一方面對華態度強硬，多次批評中國，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搞商品傾銷，搶走了美國的工作機會，破壞了美國經濟，中美之間有巨額的貿易逆差，聲稱要對中國商品加征45%的關稅，還說“中國在奧巴馬眼皮子底下攻擊美國經濟”；另一方面表示要尋求發展與中國的關系。他說過“美國和中國并非注定是敵對關系，我們應該基于共同利益尋找共識”“我愛中國，我愛中國人”。筆者分析，在經濟方面，特朗普會踐行美國利益優先，退出TPP，他認為美國經濟比中國強大，揚言要同中國進行經濟戰。特朗普重視經濟，會做生意，是個精明而成功的商人，又得到了美國中下層民眾支持。他上臺后，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粹主義可能上揚，所以在經貿領域與中國發生競爭、矛盾甚至混戰的可能性增大。他的對華政策尚未固定，是矛盾的、動態的、多變的。

在安全和地緣領域，美國會實行戰略收縮，孤立主義上升，不再承擔太多責任和義務。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意圖改善同俄羅斯的關系，對俄羅斯的圍堵、遏制可能會減輕。但由于特朗普過去沒有外交經驗，認為美國的軍事開支太低；中國在東海、南海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勢，美國不能無所作為，批評奧巴馬政府軟弱；美國應該利用經濟杠桿迫使中國加大對朝鮮的制裁，遏制中國的南海戰略、網絡攻擊和情報戰；在臺灣問題上，關于“一個中國”的問題也是可以談的，等等。因此，在安全和地緣政治方面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不可測性。他可能不是鷹派，但也不大可能是鴿派。

特朗普在競選時的言論，有爭取選票的考慮，與真正成為國家領導人以后的言行有關系，但不會完全是一回事。在其位，謀其政。他會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務實調整。特朗普當選后，由于受“建制派”的掣肘，并沒能很快改善同俄羅斯的關系，也沒有改變“重返亞太”、加強北約、爭奪中東。所以，還有待觀察。不管怎樣，中美是當今世界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利益交融程度很深；中美雙方力量的對比在發生變化，美國離不開中國；構建一個穩定的、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其贏的新型大國關系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利益。筆者認為，與希拉里當選相比，特朗普的當選盡管是挑戰與機遇并存，但中國更可能迎來新的戰略機遇期。

中美關系斗而不破仍是基本格局

特朗普原來有聯俄制華的構想，但實施起來困難重重。首先，惡化中美關系并不容易，因為中美之間聯系太密切，特別是在經濟、金融領域，美國國內外的反對勢力都很強大。其次，改善美俄關系也不容易，因為美國國內外反對力量也很強大。任職不久的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弗林被指“通俄”被迫辭職事件，以及對特朗普團隊“通俄門”的調查，說明特朗普目前根基不穩，不可能急于求成。再次，中俄戰略協作關系具有內在動力和定力，不是第三方能輕易分化瓦解的。因此，與總統大選時期的言論相比，特朗普執政后其外交政策會有所妥協，甚至后退。

但由于其戰略理念和性格的原因，特朗普不太可能是個弱勢總統，而且會“言行一致”。中美之間在經濟、金融領域的競爭是不可避免的。特朗普在大選期間攻擊中國“操縱貨幣”，揚言要對中國商品征收高關稅。他對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有點嫉妒。作為一個成功的億萬富翁，他非常敏感、愛國并對美國富有責任感。維護美國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即美國的霸主地位，在這一點上特朗普與歷任美國總統沒有任何區別，并且更多地采取雙邊主義，而不是多邊主義方式。

特朗普在人權、民主、自由、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政治領域可能不會像奧巴馬那樣看重，但會以此來獲取經濟利益。在軍事安全領域，特朗普仍然要加強美國軍力，在東亞地區保持“壓倒性”威懾，不會放棄在亞太的軍事優勢。美國是商業立國，信奉軍事保護。這兩者相輔相成，并不矛盾。特朗普與奧巴馬的區別在于，奧巴馬“重返亞太”，并采取多邊主義拉攏盟國對付中國，盟國出力，美國出錢。特朗普是東亞和中東并重，并且由盟國出錢，美國出力。特朗普自信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目前仍然強于中國。他不太可能“無所作為”。他從全球收縮，不想盡太多的國際義務，花費太多的實力和資源，就采取美國版的“韜光養晦”政策，為了美國“再次強大”“更強大”，不被埋頭苦干的中國超過。

目前，中美雙方都在試探對方，出的都是“小牌”。特朗普是一個外交新手，經驗不足，他有一個從總統“學習期”到“適應期”、從情緒化到相對理性的過程。但特朗普是一個聰明且精明的人，會計算美國的（是否包括他個人，還得拭目以待）得失利害。如果說，奧巴馬時期中美之間什么都可以談，特朗普時期的特點就是什么都可以成為“交易”的對象（比如臺灣問題）。

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可能對中國有影響。美國社會暫時分裂，出現一定的亂象，或許對中國利好，是一個戰略機遇期或戰略間歇期。但美國實力確實很強（例如2016年中美兩國GDP分別為11和18萬億美元），而且美國具有良好的糾錯機制。特朗普最講實力，視中國為最主要對手。所以，對于中國來說，機遇和挑戰并存。維持中美大局的穩定，爭取時間，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也不能建立在委曲求全、一廂情愿的基礎上，而必須加強自身實力，以兩手對兩手，讓時間站在中國一邊。一個精明的成功商人，往往很現實，因此要在“利”字上多做文章。

中俄關系“準同盟”的基本面不會發生變化

從雙邊、地區和全球層面來看，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有益于兩國利益的基本面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經受住了考驗。兩國之間既有積極合作，也有消極合作，既有互信合作，也有互疑合作。政治互信、經濟合作、人文交流構成推動“準同盟”或“半同盟”三駕馬車，形成多元共生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中俄關系是大國關系的典范，中俄外交組合是當代國際政治中維護和平正義的正能量。邊境問題的解決和“一帶一盟”對接成功保障了中俄戰略協作關系不可逆轉。

第一，俄目前經濟狀況亮點很多，困難不少，潛力很大，前景尚可。經濟或貿易因素在中俄關系中的作用要正確定位。經濟與政治并不一致，它們相互聯系但也各自獨立發展；經貿關系與政治關系相關，但既不是國際關系的唯一，也不是全部。應更加重視兩國貿易量占貿易對象國GDP總量的比重（該比重中俄高于中美），相對比重高于絕對比重。貿易量受大宗商品價格影響，但更說明問題的是商品過境量。商品過境量重于商品貿易量。從這個角度來看，中俄經濟關系還是很好的。

第二，國家間經濟合作主要涉及兩個層面，即以能源、軍工、高新技術等為核心的戰略經濟層面（高級經濟層面），以商品貿易、商業投資的市場經濟層面（低級經濟層面）。“一帶一盟”的對接合作特點表現為戰略經濟層面推動市場經濟層面。互聯互通是突破口，能源合作是重要內容。高級經濟層面屬于高級政治范疇，相對容易；低級經濟層面屬于低級政治范疇，涉及具體利益和問題，如能源價格、關稅（短期）、鐵軌軌距（中期）、自貿區機制（長期），等等。不必幻想俄方內部完全達成一致，也不能指望“一帶一路”成為俄的國家戰略。俄會不會為經濟利益而讓步（犧牲）政治地位？比較難，但也不是不可能。取決于這樣做的代價和效益問題，以及政治互信水平。

第三，絲綢之路經濟帶6條走廊，3條相關，有兩條直接經過俄（中俄蒙經濟走廊、新歐亞大陸橋），1條間接相關（中國—中亞—西亞）。三大走向中有兩大走向（東北—西北走向；中國—中亞—歐洲走向）直接相關。俄是“一帶一路”建設中對接合作的最重要的國家，是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得到俄的支持與合作，中國的大國地位就會不證自明，并且穩固。20多年的友好關系，即使開始是假的，如今也變成真的。與華友好，對俄也是剛性需求。

第四，對接能否成功，對中方來說取決于實力、動力與能力；對于俄方來說，取決于需求（客觀）、訴求（主觀）和要求。中方是主動和引領，實質是以經濟優勢換取政治利益；而俄方是被動和接受，實質上是以政治讓步換取經濟利益。最終成功與否取決于代價和效益。如果效益大大地超過代價，就有可能成功。目前是一個好機會，機不可失，失不再來。若欲取之，必先予之。俄渴望中國的投資，但有些失望，因為中國投資不多。中國既是倡導者，也是推動者，實際也是主導者，故投資不能減少，否則“一帶一路”進程就會停頓下來。

第五，俄歷史上從來不是經濟強國，物質欲望不強。但作為金磚國家，也不是弱國。俄不窮，地大物博，甚至可以說過得很好。如果中國只是幫助修橋補路，俄會有更優選擇。俄當然不甘心自動讓出主導地位，故提出大歐亞經濟伙伴關系。“一帶一路”包容了歐亞經濟聯盟，大歐亞伙伴關系又包容了“一帶一路”。在一體化方面，相輔相成，也可以相得益彰。關鍵不在于形式，重在實質。

第六，雙邊與多邊并行。建議在歐亞經濟聯盟秘書處和“一帶一路”辦公室互設工作組，負責觀察、聯絡、溝通工作，為對接服務。靈活務實，助推人民幣國際化，貨幣互換，向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方向推進。

第七，“一帶一路”框架下大力推進“三Д“：диалог（對話）、доверие（互信）、действие（行動）。диалог（對話）沒有問題，доверие（互信）還有不足，действие（行動）要大力加強，積極推進。

最后，俄的大國地位主要不在于其經濟實力，而是其軍事、政治、資源、文化影響、國際經驗和綜合影響力。俄對中國的意義或許主要不在于貿易，而在于戰略、安全、政治、外交。能得到俄羅斯的合作和支持，對于中國的大國地位的實現、“一帶一路”倡議的成功極為關鍵。在中國外交發展的三個基本原則（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中，這三條中俄幾乎全占，至少二個半（大國、周邊、半個發展中國家）。“一帶一盟”對接合作為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增加了新的增長點、亮點、合作點，有利于夯實中俄關系的經濟基礎。上合提供了對接合作的平臺，金磚提供了相輔相成的側翼。

俄美關系會有所改善，但是有限度的

自烏克蘭危機和克里米亞事件以來，美國和俄羅斯的關系陷入了低谷。但俄美關系的改善是遲早的事。具體原因是：

首先，兩國領導層都有改善關系的愿望。普京總統當然希望取消對俄制裁。特朗普也有交好俄羅斯的愿望。

其次，在敘利亞問題上，在反恐問題上尋求共同利益，共同打擊伊斯蘭國。俄在取得階段性成果后主動撤兵，做出合作態勢，并幫忙救出美國公民，美國表示感謝。

第三，兩國航天航空領域合作，一直沒停止。

第四，美國的一些盟友要求對俄妥協，包括法德英在反恐問題上，德、日在G8問題上，日本在北方領土問題上，都有與美國不同的聲音。安倍不顧美國的反對，赴俄與普京“非正式”會談。土耳其發生未遂政變后，埃爾多安對俄態度發生了大轉變，幾乎成為俄的中東盟友。

第五，兩國分歧固化，制裁無效，普京的支持率不降反升，又有合作需要，繼續下去兩敗俱傷，美國不得不承認現實，做出明智選擇。

第六，英國脫歐，歐盟自顧不暇，不大可能大力支持烏克蘭。

最后，中國逐漸被美國鎖定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美國的“兩個拳頭打人”策略漸顯力不從心。美國要集中力量發展自己，積蓄力量，與中國競爭，尤其是東海、南海博弈激烈。特朗普不愿進一步惡化美俄關系把俄推向中國。

從過去幾百年俄美兩國歷史來看，競爭常有，從未交戰，關系可控。因此，俄美關系改善是遲早的事，不能幻想兩國永久緾斗下去。因為俄美關系是“鐘擺效應”。也就是說，兩國關系壞到一定程度就會轉好，好到一定程度就會轉壞。

但美俄兩國改善關系是有限度的。這是因為美國國內的反俄、防俄、仇俄勢力很強大。這股力量根深蒂固，不容小覷。北約東擴，軍演不斷，不斷向俄展示力量，施加壓力，黑山等加入北約，東歐反導，不斷地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烏克蘭問題、克里米亞問題，是俄羅斯的核心利益，俄無法后退。雖然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但事關美歐同盟和美國的國際威信，因此構成美俄結構性的矛盾，短時間內解決不了。在地緣政治方面俄美是兩家主要棋手，各有優勢。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也威脅到了俄遠東地區的安全利益。

此外，兩國還在其他問題上存在矛盾（如朝鮮核危機、能源、中亞，等等）。

總之，美國單極獨霸與俄羅斯追求世界大國地位的國家戰略之間存在結構性的矛盾。因此，俄美關系的改善是個逐漸的過程，并且是有限的、局部的。俄美真正改善關系的標志，應是美國取消經濟制裁，恢復與俄正常經濟關系。兩國元首實行互訪，暫時還看不到期限。

思考與建議

冷戰結束，到了新世紀，冷戰的紅利逐漸銷聲匿跡。由于連年戰爭，四處伸手，美國的“硬實力”雖然沒有受到太大影響，但“軟實力”受損。普京治下的俄羅斯逐漸擺脫冷戰失敗的形象，部分恢復其國家實力和國際影響。中國的軟硬實力綜合發展，呈現出迅速崛起之勢。當今的中美俄三角關系雖然不及冷戰時期的中美蘇三角關系影響大而深，但仍然明顯地表現在亞歐區域，特別體現在中亞、東亞、東歐和中東地區。在烏克蘭和敘利亞，俄羅斯以“硬實力”與美國打“拳擊”。而在東亞，中國與美國打“太極”。特朗普實行美國版的“韜光養晦”，暫時回到了美國的“原始力”即“本力”，是為了“美國第一”“美國優先”“美國再次偉大”。無論誰當選美國總統，在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方面不會有根本性區別，只不過手段和方式不同而已。特朗普重經濟而輕政治，重軍事而輕人文，重“硬實力”而輕“軟實力”，美國盡管退出了TPP和“巴黎協議”，但筆者認為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放棄世界的領導權，而是以守為攻，以退為進，重新苦練內功，收拳是為了有力地出擊。目前的特朗普雖然性格強勢，其實在政治上弱勢，反對勢力強大，支持率較低。如果有第二任期，特朗普在政治上站穩了腳跟，根基扎實了，那時展現出來的才是真實的特朗普，真實的美國。

美國雖然是全面的超級大國，但是高處不勝寒，正處于發展的十字路口，彷徨、迷茫。“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強大”說明：內政優先于外交。美國并非“寂寞無對手”。俄美關系改善不容易；中美關系想惡化也不簡單。源于體制強大，反對力量強大。美聯俄制華未能實現，聯華制俄也不可能。在霸權領域美國以中俄為對手。具體來說，在經濟領域以中國為對手，在軍事領域以俄國為對手。美國交替“軟硬”兼施，文武相濟，打拉結合。美國不會像奧巴馬時期左右開弓，雙拳出擊，同時受敵。分化瓦解，不讓中俄聯手，將是特朗普外交的基本策略。

作為世界霸主和第一強國，美國不允許中國在軍事上成為對手，不允許俄國在經濟上成為強國，而要使它們保持各自短板、弱項，保持美國唯一“全能冠軍”地位。如果說第一任期俄美關系改善異常困難，特朗普不得不與俄切割，擺脫“通俄”嫌疑，同時與中國保持相對穩定的關系；中美經濟戰未打起來，軍事、安全領域競爭不降反升。但俄美關系的緩和是大概率的事，只是時間問題，中國應對從容淡定。如果特朗普有第二任期，俄美關系會得以緩和，那時中美關系的考驗才真正來臨！

霸權是個奢侈品，具有巨大的、難以抗拒的誘惑力，美國既有這個實力也有這個愿望。隨著特朗普完成從“商人總統”向“政治總統”的過渡，他將逐漸回歸傳統的外交政策，對中俄的競爭不會寬容，只不過不會同時與中俄為敵，而是各個擊破，分化瓦解。特朗普比奧巴馬更精明、務實。

我們對中俄關系應該有信心，而不必那么“擔心”。為什么？因為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沒有變化，一強兩弱的三角格局也沒有變化。俄美之間結構性的矛盾（比如北約東擴、烏克蘭問題、敘利亞問題等）和中美之間結構性的競爭（政治、安全、經貿等）是客觀存在、難以消除的。美國不可能輕言放棄全球霸權的志向，只不過其方式、策略有了變化。特朗普只是間接迂回，以經濟發展、苦練內功取代傳統的政治指責。撤回拳頭是為了更猛地出擊。美國絕非“刀槍入庫”“自廢武功”。中俄戰略協作發展的內在動力是固有的，沒有消失，甚至在繼續增強。只不過，雙方在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框架內，各自的處境可能會發生一點微妙的變化。特朗普當政，俄羅斯的處境和地位可能會有所好轉。普京終究是“靠譜”的。唱衰“中俄關系”是沒有依據的。

中美關系和中俄關系，對于中國來說，是最重要的兩組大國關系。中美關系是新型大國關系的關鍵，中俄關系是新型大國關系的典范。

中國應致力于新型大國關系（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實質是“假朋友”關系。筆者認為，善意競爭關系，畢竟好過敵人、敵對、惡性競爭關系。

中俄關系定位是準同盟。當前是兩國關系最正常、最友好的時期。所謂準同盟，即接近于同盟，相當于同盟，好像是同盟，但畢竟不是正式的結盟關系。因此交友要真誠，不可相互忽悠。但這既不意味著兩國沒有矛盾，也不能期望值過高。支持是相互的。要清楚在哪些方面可以指望，哪些方面不能依靠。

中國應當對俄美實行雙線同盟戰略。即在經濟、金融、科技、教育、文化、社會等所謂低級政治領域，注重發展同美國的關系。在戰略、安全、軍事、政治、外交等所謂高級政治領域，注重發展同俄羅斯的關系。

美國將加強西方陣營（美歐日）的團結，想方設法拖延以中俄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崛起進程。在綜合實力方面，美國有優勢，中俄正在奮力追趕。

從國際政治視角來看，現實利益比歷史感情更重要；戰略利益比經貿關系更長遠，后果比動機權重更大；親眼看到的比道聽途的說更可信。

同時，實行雙向彌補不足策略。俄關系到中國的第一層次利益（戰略安全利益），當務之急是“共同發展”（低級政治），加強“互信”。雖然高層互信并不意味著毫無保留。

美國關系到中國的第二層次利益（發展利益），當務之急是“共同安全”，力避“沖突”（高級政治）。不互信也可以合作。

中美低級政治關系勝于高級政治關系。中俄高級政治關系勝于低級政治關系。

中俄關系底線：不反對（拆臺）；中美關系底線：不沖突（戰爭）。

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是三角關系的一個標志性指標。亞歐中心地帶將是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試金石。

目前中美俄三角關系的特點，不及冷戰時期影響大。中國實力上升，但沒有像蘇聯那樣可以與美國勢均力敵，平起平坐。俄羅斯實力下降，但也沒有低到冷戰時期中國的那種地步。冷戰時期，美蘇旗鼓相當；當前，中俄半斤八兩。從長遠來看，中美的實力包括經濟、軍事實力在拉近。而中俄致力于共同發展。要加強中俄雙方互利共贏的積極安全合作，避免只對一方有利、而另一方有所失，或一方所得大大高于另一方的消極安全合作，這里面有一個利益“交換”和利益“補償”問題。當然，更要力戒對雙方關系極為不利的不合作、逆合作情況的發生。所有這一切，其目標是實行三角框架下我國外交的主動和我國利益的最大化。

這是一個失序、失控、失真的時代，冷戰思維不合時宜，然而現實主義還是比理想主義要接近真理。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變化莫測、危機四伏的時代，也是一個大有可為、砥礪奮進的時代。這是一個矛盾而又微妙的時代，一方面新興國家群體崛起、超級大國黯然失色，另一方大國依然舉足輕重、爭雄并起主導作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絲綢之路經濟帶框架下的中俄全面合作研究”和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歐亞聯盟關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6ZAA040、14BGJ039）

On the Trend of the Sino-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rump Times

Li Xing

Abstract: The Sino-US and Sino-Russian relation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wo pairs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The Sino-US relations will be conflicting but not confrontational, which is still the basic pattern. The "quasi-alliance" Sino-Russian relations will not change. The Russia-US relations will improve, but just to a limited degree. The US fails to contain China with Russia, it will also fail to contain Russia with China. China should implement a dual alliance strategy concerning its relations with Russia and the US, that is, in the economic, financial, technological, educational, cultural, social and other so-called low-level political areas, it should focus on relations with the US; in the strategic, security, military, political, diplomatic and other so-called advanced political areas, i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 with Russia. At the same time, China should make up for its deficiencies by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the US and consolidating the low-level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Russia, in order to increase China's initiative in diplomacy and maximize its national interest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riangular diplomacy.

Keywords: Sino-US-Russia,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Trump, advanced politics, low-level politics

責 編∕楊昀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