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時間：2017年9月5日-2017年9月15日。

調查方式：通過互聯網和微信公眾平臺渠道發布網絡問卷進行調查。

樣本構成：此次問卷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10021份。樣本年齡覆蓋全部人口，20歲及以下占3.10%，20-25歲占24.29%，26-30歲占38.56%，31-35歲占19.94%，36-40歲占7.32%，41-45歲占3.39%，46歲及以上占3.40%。樣本地域覆蓋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按城市級別劃分包括超大城市、除超大城市以外的其他省會城市、地級市、縣級市、鄉鎮村。其中，有29.69%的受訪者來自超大城市。

主要發現：

·超大城市對45歲以下人群更有吸引力。91.61%的受訪者表示，盡管當前超大城市治理存在問題，但依舊愿意在超大城市生活。

·住房緊張是人們選擇離開超大城市生活的主導因素。20歲以下人群較多考慮落戶問題，30-45歲人群大多注重工作壓力的影響，51-60歲人群更關注生活成本。

·居住在超大城市的受訪者相較其他城市的受訪者更認同超大城市治理的必要性。公眾對超大城市治理的信心與學歷呈顯著正相關。

·公眾對當前超大城市治理的整體滿意度較高。95.59%的受訪者認為當前超大城市治理能力超出或已達到預期。92.03%的受訪者對未來我國超大城市治理有信心。

·對于“大城市病”的“病因”，公眾更加認同“我國仍處于經濟轉軌、社會轉型、利益格局調整期”（68.8%）和“經濟社會發展使人們的需求多樣化，社會矛盾化解任務繁重”（63.94%）。

·公眾對“推動京津冀一體化” （50.64%），“以業控人、以房管人、以學控人、以證管人”（49.08%）等超大城市治理舉措印象深刻。同時，認為超大城市治理應該側重住房和就業方面。

城市是現代社會進步發展的重要載體，超大城市治理不僅是與人口規模相關的問題，更是21世紀城市發展的一種方式（Diane Davis，2016）。根據2014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國發2014第51號文件），超大城市是指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城市。按照這一劃分標準，我國現今共有7個超大城市，分別為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州、深圳和武漢。超大城市人口數量龐大、人員流動頻繁，其治理面臨著不同于傳統城市治理的諸多挑戰。

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上海這種超大城市，管理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要求“走出一條符合超大城市特點和規律的社會治理新路子”。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要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引領城市發展。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指出“要著力解決城市病等突出問題，不斷提升城市環境質量、人民生活質量、城市競爭力，建設和諧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現代化城市”。

當前超大城市治理存在哪些問題，公眾對超大城市治理的現狀滿意度如何，對哪些超大城市治理舉措印象深刻，對超大城市治理又有哪些意見和期待，為了解這些問題，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展開了調查，并得出了一些相關結論，以供借鑒參考。

公眾眼中的超大城市

超大城市的吸引力在不同群體中存在差異

根據“諾瑟姆曲線”的城市化發展規律（Ray. M.Northam，1975），城市化階段可分為“起步—加速—成熟”三個階段，曲線呈倒“S”型。新中國成立時中國的城市化率僅為10.6%，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8%上升到2014年的55%。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明顯推進了城市規模的擴大（李國平等，2011）。調查結果顯示，超大城市對人們的吸引力體現在不同的方面。

調查中，當問及“您認為以下哪些因素將吸引您在超大城市生活？”時，選擇“收入水平高”（56.42%）、“公共資源豐富”（56.42%）、“交通便利”（55.62%）、“經濟發達”（55.08%）、“生活質量高”（50.43%）的受訪者數量均超過半數。而根據人口統計學變量分析，不同年齡人群對超大城市吸引力的關注點略有不同。主要表現在，20歲以下受訪者更看重超大城市“經濟發達”（61.73%）、“收入水平高”（60.49%）；60歲以上受訪者則更關注“公共資源豐富”（66.67%）和“交通便利”（55.56%）。此外，居住在超大城市的受訪者認為，“經濟發達”（64.26%）、“公共資源豐富”（60.45%）是超大城市具有吸引力的主要表現；而居住在鄉鎮村的受訪者則更傾向于超大城市“收入水平高”（62.86%）、“交通便利”（57.14%）、“生活質量高”（56.57%）。

不同群體留在超大城市生活的意愿不同

雖然當前超大城市治理存在問題，但仍有91.61%的受訪者表示愿意在超大城市生活。根據人口統計學變量分析，45歲以下受訪者在超大城市生活的愿望比較強烈，在51-55歲和60歲以上人群中，分別有31.03%和22.22%的受訪者表示不愿生活在治理尚不完善的超大城市。

從收入情況來看，留在超大城市生活的意愿與受訪者收入呈正相關，收入越高的受訪者留在超大城市生活的意愿越強烈。除此之外，生活在超大城市的受訪者留在超大城市生活的意愿比生活在其他城市的受訪者更為強烈。

不同群體選擇離開超大城市的因素存在差異

當問及“如果您離開超大城市生活，影響您的決定性因素是什么？”時，選擇“工作壓力大”（56.52%）、“住房緊張”（56.50%）、“環境污染嚴重”（52.63%）的受訪者數量超過半數。而根據人口統計學變量分析，不同年齡人群對超大城市吸引力的關注點略有不同。

調查結果顯示，“落戶困難”對20歲以下受訪者的影響明顯大于其他年齡受訪者。而有六成左右的30-45歲受訪者認為“工作壓力大”將成為他們離開超大城市生活的決定性因素。“生活成本高”對51-60歲受訪者的影響明顯大于其他年齡受訪者。

超大城市治理評價

超大城市治理存在的問題

超大城市人口數量龐大，人口流動頻繁，人群聚集密度高，這給城市建設、交通設施、環境衛生、住房條件、社會治安、就業情況、教育事業、社區服務、醫療水平、應急管理等方面都帶來了巨大壓力。調查結果顯示，有四成左右受訪者認為當前超大城市在上述方面存在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中住房（44.22%）與就業（43.92%）問題較為突出，另有9.49%的受訪者認為環境衛生存在的問題較為嚴重。

超大城市的一個主要社會特征是高度的社會分化，高度分化的社會群體對社會治理提出差異化的需求（李春玲，2015）。在基礎設施（56.12%）、文化教育（60.09%）、醫療衛生（59.48%）、社會保障（58.77%）、環境保護（57.76%）五個方面，認為超大城市與其他城市治理存在差異的受訪者人數均過半。當問及“您對當前超大城市基礎設施方面治理的滿意度如何”時，54.37%的受訪者表示“十分滿意”，在文化教育（50.76%）、醫療衛生（50.15%）、社會保障（50.53%）、環境保護（51.05）等方面，選擇“十分滿意”的受訪者人數均過半，可見公眾對當前超大城市治理的整體滿意度較高（如圖2所示）。

超大城市治理的必要性

當問及“您認為當前重視超大城市治理有無必要？”時，有76.79%的受訪者選擇了“很有必要”，16.36%的受訪者認為“比較必要”，選擇“一般”的受訪者占總人數的5.40%，認為重視超大城市治理“不太有必要”或“沒必要”的受訪者僅有1.45%。其中當前居住在超大城市的居民（85.37%）更加認同超大城市治理的必要性（如圖3）。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部部長侯永志認為，我國城市化率已高達57%，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我們和世界高收入國家的城鎮化水平還有距離，因此我們的城鎮化還要繼續推進。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大城市現象。所以管理大城市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任務。大城市現象是不可避免的，但大城市病的出現并非不可避免。大城市的出現并不是問題，能不能治理好大城市才是問題。還有專家指出，如果超大城市不能及時有效地在制度和政策領域進行系統性的調整和完善，就不得不隨時面臨各種公共安全事故爆發的風險，甚至可能引發劇烈的社會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