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

李達的“大智”，最充分地體現在他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卓越貢獻上。

早在從日本回國前，李達就開始向國內傳播馬克思主義，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發表多篇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文章，并翻譯了馬克思《資本論》日文譯者高畠素之的《社會問題總覽》和荷蘭社會民主黨左派領袖郭泰的《唯物史觀解說》，于192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從日本回國后，李達立即投入了與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論戰，先后發表系列文章批判研究系代表人物梁啟超和張東蓀的假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第四國際“左”傾思潮，以及號稱“中國社會主義研究第一人”的江亢虎對社會主義的歪曲，論證了在中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必要性，為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奠定了重要理論基礎。毛澤東所說的梁啟超、張東蓀、江亢虎都挨過李達的“板斧”，就是發生在這個時期的事情。

1923年，李達明確提出了“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的論題，認為“馬克思學說之在中國，已是由介紹的時期而進到實行的時期了”，并從各個不同的方面論述了如何應用馬克思學說改造中國社會的問題。自此以后，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亦即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建立普遍與特殊之統一的理論”，成為李達全部理論探索的鮮明主題。

1926年，李達出版了專著《現代社會學》，它是“中國人自己寫的最早的一部聯系中國革命實際系統論述唯物史觀的專著”，被人們稱贊為“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標志性成果”。該書出版后產生了巨大的反響，至1933年共印行14版。據鄧初民回憶，當時革命者“差不多人手一冊”。后來，李達被國民黨湖南當局通緝，所開列的“犯罪事實”就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學教授，著有《現代社會學》，宣傳赤化甚力。”

大革命失敗后，李達痛感當時中國革命的理論準備嚴重不足，遂潛心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譯介。1929年，他出版了《中國產業革命概觀》《社會之基礎知識》《民族問題》三部專著，在革命低潮中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其中，《中國產業革命概觀》《民族問題》分別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部系統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和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理論的專著，而《社會之基礎知識》則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任務和前途作了令人驚嘆的深刻分析。李達指出，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國革命的任務是打倒帝國主義和鏟除封建遺物，中國革命的必然歸趨是由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達于社會革命。1929—1932年間，李達翻譯出版了9部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經濟學名著。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詳細閱讀了其中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先后寫下了近2萬字的批注。

1932—1937年在北平任教期間，李達撰寫了《社會學大綱》《經濟學大綱》《社會進化史》《貨幣學概論》四部著作，其中，《社會學大綱》構建了一個獨具特色的“實踐的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體系，被毛澤東稱贊為“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毛澤東說他讀了十遍，也是毛澤東批注最多的著作；后三部著作則分別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科書、貫穿著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世界通史和貨幣學專著。這些著作不僅是“中國人自己寫的”，而且都特別注重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例如，在《經濟學大綱》中，李達尖銳批評了當時中國經濟學界只研究外國經濟而不研究中國經濟的缺陷，提出了廣義經濟學的主張，強調要“理解經濟進化的一般原理在具體的中國經濟狀況中所顯現的特殊的姿態”和把握“中國經濟的來蹤和去跡”。毛澤東在向延安理論界推薦《社會學大綱》的同時也推薦了該書，說“李達還寄給我一本《經濟學大綱》，我現在已讀了三遍半，也準備讀它十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寫道：“中國研究馬克思及辯證唯物論，要以陳獨秀、李大釗、李達為最早，最有貢獻”，而“在今日介紹成績最佳、影響最大，當然是李氏”。侯外廬也說過：“抗戰前，在北平敢于宣講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學者，黨內黨外都有”，“但是，就達到的水平和系統性而言，無一人出李達之右”。

1947年，李達就聘于湖南大學，他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用一年多的時間完成了《法理學大綱》一書，成為“我國最早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法學的一位拓荒者和帶路人”。

新中國成立后，李達精心撰寫的《〈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作出了榜樣，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他撰寫的《談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講話》等著作，為宣傳我國新憲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也給了胡適一“板斧”，深刻地批判了胡適宣揚實用主義的理論錯誤。他還受毛澤東囑托主編了《唯物辯證法大綱》，注重總結中國革命經驗和闡述毛澤東哲學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貢獻，賦予馬克思主義哲學以鮮明的中國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