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歐洲各國政黨政治碎片化、民粹力量上升以及“公投政治”盛行，是認同危機引發的政治失序——

歐盟面臨“沉沒危機”

閱讀背景

歐盟最新民調顯示：

民眾懷疑一體化模式

債務危機發生前的歐洲自信、樂觀，認為其經濟、政治和一體化模式是實現和平和繁榮的保障。如今，在新興經濟體力量上升、歐盟自身危機不斷的背景下，民眾日益懷疑歐盟倡導的自由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一體化模式，認為聯盟不僅未能保證和平與發展，反而成為問題的組成部分。一份2016年12月的民調顯示：82%的受訪者表示歐洲一體化的經濟缺乏足夠的社會保護；超過半數受訪者表示國家的政治制度未考慮他們的利益；56%的受訪者認為未來一代的生活將更艱難；在歐盟28國中，21個國家的多數受訪者認為全球化威脅到國家身份。

近十年來，歐盟的內外危機頻發，從債務危機到難民危機，從“英國脫歐”到內外安全危機，無論是規模還是性質都前所未有。這些危機之間具有高度相關性，其疊加效應誘發的全面政治和社會危機，是歐盟體制性缺陷的綜合表現，是一體化深層困境的反映。歐盟作為多層治理體系，其權能和責任錯配的制度性缺陷、成員國利益與價值分歧加劇的團結和共識危機以及社會分裂導致的認同缺失，是導致危機頻發的深層根源。

歐盟權能分裂帶來的制度性缺陷

歐盟的權力來源是成員國以條約為基礎的主權讓渡，其行動能力也受制于此。隨著一體化的不斷深化，歐盟獲得的權能日益增加，涉及經濟、社會、內政與司法以及對外關系領域，但核心權能仍在成員國手中。單一市場、共同貨幣并沒有伴隨共同的財政、預算和經濟政策出現；囊括20余國的申根區實現了人員自由流動，卻沒有共同的外部邊界保障、完善的信息體系、有效的內務和司法合作以及共同的移民和避難政策作為支撐。

歐盟治理成效取決于成員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而目前進程緩慢、效率低下，面臨權能分裂導致的嚴重治理能力赤字。債務危機發生時，歐盟層面缺乏危機應對機制，除了條約規定“不救助原則”的制度性束縛外，歐盟有限的預算資源也難有作為。“政府間方式”成為應對危機的主導性方式，各國基于自身的觀念和利益分歧以及國內政治的束縛，造成危機不斷延宕，向核心歐洲蔓延。難民危機與債務危機雖然性質不同，但同樣暴露了歐盟的制度性缺陷。一方面，在難民問題日益與安全威脅以及身份認同相互關聯的背景下，面對極端右翼勢力排外壓力，成員國基于主權敏感性，日益采取不妥協的立場；另一方面，一體化尤其是申根區人員的自由流動，使移民問題顯著具有超越主權和邊界的特性，需要歐盟層面應對，由此造成危機僵局：歐盟既缺乏危機應對機制，又沒有足夠的能力加強邊境安全；成員國層面缺乏妥協意識，難民分配方案久拖不決，危機最終演變為全面的政治、社會和安全危機，并成為英國脫歐的關鍵驅動性因素之一。

治理能力赤字加劇歐盟合法性危機。歐盟的合法性多源自其功能性作用，即民眾認為其是最合適的機構，能夠滿足公共需求，提供有效的服務和附加值。但是，由于制度性缺陷形成的治理能力赤字，加之雙層治理體制下，成員國出于國內政治需要將危機責任推至布魯塞爾，放大了歐盟的功能性缺陷。債務危機和難民危機嚴重損害了歐盟的功能合法性基礎。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民意調查結果，恰是在經濟和難民問題上，民意表現出對歐盟最不認同的立場。在難民問題上，98%的希臘人、88%的瑞典人以及77%的意大利人都表示不同意歐盟的方式，認同最高的國家荷蘭也僅有31%支持歐盟方案。在經濟議題上，僅有6%的希臘人、22%的意大利人、27%的法國人對歐盟應對經濟問題的措施持贊成態度。這些數據都表明了民眾認為歐盟在應對與其切身利益相關問題上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