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走向世界的中國圍繞事關人類前途命運重大問題所提出的中國方案。從文化哲學角度看，這一重大理念是人類普遍交往形成的價值共識，是依托中國文化、面向世界文明的文化哲學，也是具有自律性和非強制性的價值范導。它一方面在“共同體”視野下提煉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鑒原則， 另一方面也正將中國故事升華為“共同體”層面的人類經驗。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 普遍交往 中國道路 民族性 時代性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2.003
【作者簡介】鄒廣文，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文化哲學、當代社會發展理論。主要著作有《當代文化哲學》《社會發展的文化訴求》《人類文化的流變與整合》等。劉文嘉，光明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清華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隨著全球交往的深入拓展，世界政治格局中主體國家的主權觀念空前強化，世界各民族間的文化沖突與融合日趨加劇。如何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趨勢中確立民族發展的精神向度，如何在基于對人類命運深刻思考的前提下形成一種健康的未來發展意識，這是中國和世界都必須面對的時代課題。
2013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演講時首次向世界傳遞了對人類文明未來走向的中國判斷：“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此后，從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的主旨演講，到2015年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從2015年在聯合國《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演講，到2016年G20杭州峰會開幕式上“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習近平主席數次在國內國際多種場合表達、強調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理念，呼吁全世界各國面向人類未來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
如果將這些分別針對不同問題、切合不同場合、著重不同闡述角度的講話組合起來，便形成了一個論述體系，全面凸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意義、價值目標與實現方式。一方面深刻呈現了“中國夢”與“世界夢”的辯證關系，在“共同體”視野下提煉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鑒原則；一方面拓展和延伸了“中國夢”的內涵，正將中國故事升華為“共同體”層面的人類經驗。
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幾個維度
近代以來，伴隨著“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①的進程，基于不同理解、不同文化的各種全球性觀念也應運而生。以往的全球觀，都是以某一種文化形態為本位框定全球關系，但人類命運共同體則試圖超越民族國家與意識形態的敘事層面，尋求每個民族平等的生存發展機會和人類文明整體上的安全和進步。這個理念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歷史文化支撐。
從歷史上看，它是人類在普遍交往背景下所形成的價值共識。基于對資本全球擴張的歷史判斷，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當中勾勒了交往發展為普遍交往、歷史成為世界歷史的進程，并用“共同體”或“聯合體”等概念，表達了一種揚棄階級對立的共產主義理想。1848年，他們又在《共產黨宣言》中深刻指出，資本主義“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與經濟全球化所開啟的“世界歷史”相伴隨的將是一種“世界的文學”②。這種“世界的文學”，指稱的就是因人類現代性歷史實踐所帶來的世界歷史多元一體的文化景觀。馬克思在這里已說明，隨著市場經濟以及資本的擴張，必然帶來全球范圍內社會全方位的溝通與交流，使得這個世界愈來愈呈現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廣泛的文化交流局面。
一個半世紀后的今天，不同文明形態間的交往已經更加深入和緊密。隨著資本的全球擴張和科技的迅猛發展，糧食安全、環境污染、氣候變化、恐怖主義、核武器威脅等人類整體性困境同時出現，其影響是全球性的，其解決也必須有賴于一個整體性的方案，需要各民族國家堅持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努力把握人類利益和價值的通約性，在國與國關系中尋找最大公約數。習近平主席對未來人類文明將走向“命運共同體”的判斷，既與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文明交往理論有著內在的邏輯關聯性，又是著眼于未來人類和平與發展所做出的時代新詮釋，對人類普遍交往形成的價值共識進行了中國表達。其中所承載的文化意蘊可以具體從三個方面予以闡釋：
從本質上看，它是超越了種族中心主義敘事的全球觀。不同國家利益、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社會制度的分歧甚至對立亙古有之，與之相伴的則是各種種族中心主義的觀念和行為。這種觀念以自身文化的價值和理念為“取景框”，以此評判文化優劣，并試圖將自身價值強加于其他人群、組織、民族、共同體或文化形態。漫長的歷史中，它從深層影響了各民族國家處理國際關系、地區關系的立論點，間接或直接導致了近代之后世界紛爭和沖突不斷。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尤其是晚近以來，幾乎成為偏見和曲解代名詞的種族中心主義不斷被反省，和平共處、有序競爭成為了國際秩序的主流，維護人類共同價值、以人類理性選擇世界的未來，已經成為文明發展的訴求。人類命運共同體，內含著對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的超越、對“高下”“優劣”文化評判框架的超越、對種族中心主義敘事的超越，正是應時順勢而生的全球觀。
從特征上看，它是依托中國文化面向世界文明的文化哲學表達。面對人類的全球性困境，長久以來，世界上很多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及“他者是敵手”的冷戰思維，只能導致對抗、挑動戰爭，并不能給人類帶來美好未來。只是，形成文化哲學意義上的、既能平衡民族利益又能深刻觀照人類命運的理論，需要深厚的文化淵源和長久的歷史經驗做支撐。中國地域廣闊，民族與宗教多元并存，在漫長的數千年文明史中，雖履險而能如夷、經百折而猶向前，始終保持著統一、和平發展的主基調。維持這種多元一體、差異相融文明格局的凝聚力，來自于中國哲學中“天人一體”的宇宙觀、“天下一家”的世界觀、“民胞物與”的人類觀、“和而不同”的中道智慧。而其內含的“道法自然”“天下為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等理念，則為今天全球意義上的生態保護、社會治理、民族交往、道德建設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啟示和方法論。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是在充分吸收、提煉中國文化價值精神的基礎上，面向世界文明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從實踐上看，它是具有自律性和非強制性的價值范導。基于中國文化精神的特征，決定了在實踐和操作層面上，“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靠共識和自律來達成的。其本質和特征決定了它的約束力來自于人們對解決問題最優途徑的認可，決定了它要依靠自律、反省、互相監督等軟性方法來維系，而不是靠硬性手段貫徹執行。全球交往的歷史證明，一旦用強制性手段推廣“普遍性”的價值，就等于向一些強勢文化提供了執行者和法官的角色，從而隱性地取消了各個文化傳統之間對等的地位，使得霸權主義再度有可乘之機。在歷次講話中，習近平主席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途徑和具體體現。總結起來即是，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量的伙伴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這些都要靠各民族國家的協商、交流和自律來完成。
中國正是這種自律的踐行者和表率者。當前，中國經濟雖然面臨著下行壓力，但依然貢獻全球經濟增量的三分之一，居世界首位。在經濟全球化發展大勢中，中國致力于公平、互惠的全球貿易規則的達成，致力于地區合作的共贏；在全球治理體系重構大勢中，中國積極參與巴黎氣候峰會、核安全峰會、G20峰會、世界互聯網大會等會議，并在其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擔當了全球治理制度轉型的改革者角色。有賴于這種不懈努力，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在廣泛凝聚國內國際共識，在彰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同時，日漸形成關于人類未來發展的、成熟的“中國藍圖”，并已經開始對文化實踐、地緣政治、大國關系、地區合作、全球治理產生實質性影響。
在“共同體”視野下提煉文明交流互鑒原則
人類命運共同體言簡義豐，作為超越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之上的文化觀，它肩負著兩個功能：一方面推進各文化形態的健康交流與平等對話，一方面保證各民族文化的個性和資源不致丟失、不被同化、繼續傳承。正是在這兩個方面的張力中，文明交流互鑒的原則得以生成。
2014年3月，在聯合國教科文總部的演講中，習近平主席指出了推動文明交流互鑒需要秉持的“正確的態度和原則”：“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類文明因多樣才有交流互鑒的價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類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鑒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類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鑒的動力。”同年9月24日，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主席以中國文化“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淵源為依歸，再一次提出了文明對話的基本遵循，即“維護世界文明多樣性”“尊重各國各民族文明”“正確進行文明學習借鑒”“科學對待文化傳統”四個方面，與在聯合國教科文總部的講話形成了呼應和互補。
多彩、平等、包容，勾勒出了文明交往的基本框架。這里面有在民族文化交往進程中積累的經驗，有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大浪淘沙中提煉的共識，有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提煉和總結。其中，多彩表達了“共同性”“多樣性”的對立統一，平等消解了“強文化”“弱文化”的狹隘語境，包容則指向了一種成熟的文化心態。這些規則符合人類共同的倫理原則和理性精神，避免了文明對話陷入傳統的“文化霸權主義”或“文化保守主義”兩個極端態度，以“文明和諧”取代了“文明沖突”的認識框架，依托中國文化為世界文明對話提供了“中國方案”。反向說來，人類歷史披沙煉金，為今天留下的每一種文明都是相對成熟的文化形態，都有著堅固的宗教、哲學、倫理、習俗、制度構架。如果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偏狹地以自身傳統為本位批判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態和道路選擇，與數百年前那種把中國人看做“異教徒”的觀點、把西方人看成“夷狄”的觀念，邏輯又有何不同？
中國提出的文明交往原則，是對人類文明認識框架的改變，實質上將文明交往的模型由“主體—客體”關系變為了主體間性的問題，其延伸出來的命題是，一種民族文化、尤其是傳統意義上長期處于弱勢地位的民族文化如何在這種新的文明交往框架下自處？抑或說，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交往規則內含著怎樣的民族文化發展思路？
當代中國的文化實踐給出了示例。眾所周知，黨的十八大之后，培育文化自信、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挺立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都非常顯著。值得注意的是，培育文化自信、闡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同樣是中國積極投身世界、塑造“學習大國”的進程。2014年5月，習近平主席在與外國專家的座談會上強調，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優秀文明成果。“中國要永遠做一個學習大國，不論發展到什么水平都虛心向世界各國人民學習，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加強同世界各國的互容、互鑒、互通，不斷把對外開放提高到新的水平。”同年9月，在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的演講中，習近平主席再次指出：“我一直強調中國要做學習大國，不要驕傲自滿，不要妄自尊大，而是要謙虛謹慎、勤奮學習，不斷增益其所不能。”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一直在積極融入世界，但“學習大國”這樣的自我定位，則從文化交往角度透露出了中國發展觀和文化觀的成熟。
理論指引實踐。近年以來，從引進高層次人才，到創造寬松的投資環境，從建設國際化的智庫，到高頻次的官方、民間人文交流活動，中國正將“學習大國”由理念變成現實，彰顯了一個政黨的執政能力和價值情懷、培育了一個社會的創新意識和人文精神、同樣也塑造著一個國家的歷史觀念和世界視野。數據顯示，“十二五”時期，我國引進外國專家近200萬人次，其中高層次創新人才40多萬，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帶來了大量的智力資源。
由此可以看到，“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③與“虛心向世界各國人民學習”相反相成，彰顯出了一種文化自覺：中國文化的發展，必須要把握民族性與時代性的張力，達成推進世界文明互鑒與鞏固民族文化主體性的統一；打造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理論話語體系，與提高話語體系國際融通能力的統一；“保持對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④與“中國要永遠做一個學習大國”的統一。由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了中華民族思想自我的塑造，也回答了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共同體成員之間的應有的張力和良性互動。
將中國故事升華為“共同體”層面的人類經驗
從歷史成為世界歷史以來，在西方中心論的框架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獨特的現代化道路一直處于“他者”的角色，等待被重新評價。而作為超越民族國家與意識形態的文化觀、全球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給予了中國文化公正的地位，使更多人經由對多樣性文化的理解達成對多樣性道路的尊重。在此基礎上，中國正積極作為，通過對中華文化精神的全面闡揚和對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體系的全面建設，將中國故事升華為“共同體”層面的人類經驗。
第一，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轉變為應對人類發展困境的資源。西方文化一直有一種二元論的思維方式。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人們偏好把萬事萬物劃分成兩個對立方面，并使這兩個方面處于一種非此即彼的緊張關系當中。從20世紀下半葉以來，這種二元線性思維在處理生態保護、全球治理、文明對話等很多方面都展現出了弊端，增加了不同民族間的對立情緒和發生沖突的可能性。因此，東西方學者不約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了具有悠久傳統和豐富資源的中國文化，認為其“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克己復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則在解決人類面臨的困境上提供了更好的思路。
在2014年9月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中，針對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物欲追求奢華無度、個人主義惡性膨脹、社會誠信不斷消減、倫理道德每況愈下、人與自然關系日趨緊張等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習近平主席按照生態保護、社會治理、行政倫理、民族交往、道德建設等幾大類，深刻梳理了中國文化和哲學中的啟示。正如其所言，以共同體為視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正在為人類發展和全球治理提供著重要的資源。
在哲學方面，近年來除了尼山論壇、世界儒學大會等中國主場的國際會議致力于將儒家傳統與當代價值對接，以中國文化滋養人類共同命運共同體實踐，傳統上一直為西方所主導的哲學會議也開始重新審視中國哲學的角色。五年一屆的、被稱為哲學界奧林匹克的世界哲學大會，自1900年以來一直由西方哲學唱獨角戲。但在2013年的雅典世界哲學大會上，中文不僅被作為永久性工作語言，中國更是獲得了2018年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的承辦權。經歷了“新心學”“新理學”“新仁學”等創新性發展的中國哲學，在世界最高哲學舞臺迎來自己的主場。這是一種東方價值“在場”的展現，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歷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后成為共同體資源的重要象征。
在文學藝術方面，中國當代文藝創作在面向全人類共同審美向度的同時，更加注重確立自己的基本話語、構建自己的命題學說，呈現了若干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經典例子。2014年8月，國際譯聯將“北極光”杰出文學翻譯獎授予中國著名翻譯家許淵沖，這是國際翻譯界的最高獎項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中國。2015年8月，中國科幻作家劉慈欣的作品《三體》獲得雨果獎最佳長篇獎，創造了中國科幻文學作品獲得世界級獎項的記錄。中華美學精神的闡揚以及以其為核心的話語系統建構，正在由純理論學術問題透入鮮活的日常實踐，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中外文化交往的生態，潤物無聲地將中國文化上升為“共同體”實踐中的重要資源。
第二，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將中國道路上升為人類現代化經驗。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探索和實踐，給理論創新、學術繁榮提供了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黨的十八大以來，以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建設、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創新來全面闡釋中國道路，成為中國學術界和文化界研討的核心命題。
話語體系是思想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的外在表達形式，是理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成熟的標志、是實力的象征、是自信的體現，也是話語權的基礎。基于這一視野，習近平主席在2016年5月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具有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建立和成熟，將極大地推動中國經驗的提煉、中國道路的闡述、中國精神的弘揚，中國力量的凝聚。
百余年來，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洪流中，根植于中國社會發展歷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創新成果直接作用于中國人的生活實際，形成了中國風格的話語體系，成為了現代中國人主體意識覺醒的精神動力。實事求是、為人民服務、共同富裕等概念深入人心，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等命題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以人為本、協商民主、公平正義等話語凝聚了價值共識，而中國夢、“四個全面”“四個自信”等思想和理念正成為激勵中華兒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這個全面反映中國獨立、解放、建設、改革實踐的話語體系，對內夯實了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基礎，對外則不斷說明著中國道路的獨特歷史境遇和普遍啟示意義。
進一步說，從“共同體”角度看，面對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以及文化多樣化的復雜情境，積極推進具有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建立和成熟，并促進中國學術對“中國故事”進行自覺的文化表達和科學說明，必將極大豐富人類對多樣性現代化道路的認知，堅定以本民族文化為本位完成現代轉型的信念，提供非西方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現代化樣本，由此將“中國經驗”上升為“共同體”意義層面的理念體系和知識范式。無論是中國在G20杭州峰會上擔當的“全球治理改革者”的角色，還是在“一帶一路”重大戰略中踐行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都從具體實踐中傳遞出了“中國經驗”和“中國價值”對共同體的深刻影響。可以想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和實踐會進一步呼喚這樣的學術表達，這種日漸成熟的學術表達也將成為連接中國道路和人類命運之間的重要橋梁。
第三，從人類整體性文化訴求出發，妥善解決與人類的生存發展密切相關的問題。面對人類新文明在未來的生成，中國20世紀末期的文化實踐實現了一個偉大的轉變，即使中國文化進入了世界文化的總體發展格局。面向21世紀，中國文化不再是要不要與世界文化接軌的問題，而是如何在這個格局中確立自身文化的價值并展示新文明輝煌的問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把中國真正帶入了世界范圍的現代化發展潮流。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需要我們從全球性角度著眼，把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發展置于世界文化背景下予以審視，在宏觀坐標中對中國現代化予以定位，并制定出合理的社會文化發展戰略。
基于這種共識，21世紀人類文化的發展與實踐，應該注意通過下列文化意識的培養以真正實現新文化的價值重建：第一，樹立全球文化發展意識。當今世界正日益成為一個整體，全球化進程將是未來世界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從全球性文化發展要求，未來世界各國應加強國際合作，并在一系列全球性問題上采取一致行動，以保證文化的持續、協調發展。世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未來的人類發展必然是融社會、經濟、科學和文化的等各種因素于一體的綜合發展，不但發展的目標與過程是綜合的，而且在發展過程中諸多因素是相互作用的。這要求我們必須開放視野，確立人類共同進步的整體性思維，認識到現時代一個國家的發展決不只是其自身內部的經濟起飛與文化進步，而是對世界文化的一種現代化的認同。第二，倡導文化間的理解與寬容。寬容性原則是文化一體化時代不同文化間理解與溝通的起碼準則。隨著絕對理性主義時代的終結，21世紀人類進入了普遍的“相對主義時代”發展階段，當代世界現代化進程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文化價值觀念，隨之出現的將是文化的多元化發展。文化的多元發展必將帶來理性的活躍和思想的解放，而不同文化間的寬容恰恰體現了人類理性的自由。因為寬容即是提倡在平等基礎上的對話——承認他者文化的合理性存在價值。惟有寬容，才有文化的繁榮與人類的進步。那種把他者文化視為異端，只將本位文化定于一尊的時代必將終結，新世紀人類將在寬容的心態下體認各種文化的生動性內涵。第三，敬畏生命、崇尚自然。21世紀是人類拯救地球、拯救自己的最后機會，人類必須調整自己的文化方向，調整我們對自然的態度，這種態度應該是：敬畏生命、崇尚自然。地球是人類賴以棲息的故鄉，也是文化賴以回歸的家園。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都是整體生命循環系統的有機環節，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著眼于人與自然的統一，人類必須深刻反省我們對自然的文化態度，認同自然，順應自然，未來人類文明只有實現與自然的真正和解，我們才會真正擁有可持續的現代文化與社會生活。
注釋
①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276頁。
③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光明日報》，2014年1月1日。
④習近平：《同德國漢學家、孔子學院教師代表和學習漢語的學生代表座談》，《光明日報》，2014年3月30日。
Research on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hilosophy
Zou Guangwen LiuWenjia
Abstract: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is the China program put forward to address major issues related to the future of mankin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ultural philosophy, this important idea is the value consensus formed by the universal communication of human beings, the cultural philosophy relying on Chinese culture and oriented toward world civilization, and also a self-disciplinary and non-mandatory value. On the one hand, it has refined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world civilizations in the view of "community",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also elevated the Chinese story to human experience in the "community" level.
Keywords: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Universal communication, China road, National nature,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