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與政協委員們共商國是，在談到新質生產力時指出，過去研究和生產是“兩張皮”，現在科研成果轉化率比過去高得多了，特別是企業自身直接研發形成成果轉化，院校和企業形成共同體，這樣的趨勢、方向是對的，要快馬加鞭，把激勵、促進政策進一步抓好。圍繞進一步提高科研成果轉化率的一系列問題，學習時報高端智庫版組織此次三方筆談。

加快建設高水平技術經理人隊伍

科技部科技評估中心主任  聶飆

技術經理人，亦稱技術經紀人，是在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和產業化過程中，發揮組織、協調、管理、咨詢等作用，從事成果挖掘、培育、孵化、熟化、評價、推廣、交易并提供金融、法律、知識產權等相關服務的專業人員。技術經理人是促進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的關鍵人才，是推動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市場，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催化劑與橋梁紐帶。

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專業化技術轉移人才和技術經理人隊伍建設，立足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重大需求，對推動技術轉移人才隊伍建設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取得了一系列明顯成效。一是從職業化發展路徑來看，2022年技術經理人作為新職業正式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歸為第二類“專業技術人員”，為長期活躍在技術轉移一線的從業者明確了正式的職業身份。目前，四川、北京、天津、山東、陜西、重慶、廣東、遼寧、寧夏等地，已將技術經理人納入職稱序列，評價標準包括申報人員的政治素質、道德作風、業績能力、繼續教育等。技術經理人一般對應自然科學研究系列或工程技術系列的初級、中級和高級職稱，主要分為技術轉移研究和技術轉移運營服務等方向。評價方式采取單位評審和聘任兩種方式，注重評價人才在技術轉移領域取得的實績和成效。二是從學歷教育來看，目前國內部分高校如上海交通大學、北京理工大學、清華大學等已陸續開設技術轉移相關專業或方向，主要通過課堂教學形式授課，內容涵蓋金融、財務管理、科技創新、技術轉移以及互聯網發展等學科或專業。三是從非學歷教育來看，科技部、中國科協、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等有關部門，以及36家國家技術轉移人才培養基地和相關行業學（協）會等機構開展技術轉移人才專業化培訓。如科技部科技評估中心和中國科技評估與成果管理研究會積極推動技術經理人職業能力知識體系建設，正在會同中國科協科學技術創新部編制技術經理人初、中、高級培訓教材。同時，聚焦生物醫藥、信息技術、先進制造、先進材料、綠色技術和綜合交叉領域開展技術經理人能力水平評價試點，推動建設全國技術經理人公共服務平臺，打造技術經理人職業應用生態。四是在激勵機制方面，通過職業發展、薪酬激勵、榮譽表彰等方式，持續激發技術經理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其中，由中國科協“科創中國”平臺發布的“技術經理人先鋒榜”等系列榜單很具代表性，極大促進了“四鏈”融合，有力提升了技術經理人的身份認同感和行業凝聚力。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2年，國家技術轉移機構共420家，從業人員總數近5萬人，其中專職人數僅2萬余人。精通技術、法律、知識產權、商務、管理、財務等復合型人才的匱乏是普遍問題。技術經理人作為科技成果轉化的關鍵角色，面臨著職業發展、教育培訓和評價激勵等系列挑戰。一是缺乏明確的職業發展路徑和權威的職業能力水平評價體系，尚未形成較高的職業認可度、統一的行業標準和執業監督機制。二是培育缺乏規范、完整、持續更新的知識體系，使得技術經理人在專業知識和實務操作方面難以形成有效累積和梯度提升。同時，在技術經理人教育培訓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合理問題，培訓組織分散、規模偏小、內容碎片化，且整體質量參差不齊，限制了技術經理人隊伍整體素質的提升。三是針對技術經理人缺乏有效的信用評價體系和服務全程留痕機制，導致相關激勵政策存在“落地難”等問題。總之，我國技術經理人隊伍仍處于發展初期，體系建設尚未有效滿足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現實需求。

為適應科技創新和高質量發展的新趨勢新要求，加快建設高水平的技術經理人隊伍意義重大。一是前瞻謀劃技術經理人隊伍建設布局。緊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目標，聚焦科技成果轉化服務體系和技術經理人培養體系建設的難點，強化戰略研究和實踐探索，充分發揮行業部門、地方政府的正向引導作用，推進高水平技術經理人隊伍建設。二是積極構建技術經理人培育、使用、管理、集聚、激勵的全周期服務體系。健全完善技術經理人科學規范的培訓教材等知識體系，加大對技術經理人教育培訓組織的監管力度，加強師資隊伍培育，形成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分級培育矩陣。參照《技術經理人能力評價規范》，研究并建立細分行業能力水平評價標準，形成以“梯度化水平評價反向牽引教育培訓，正向打通技術經理人職業場景應用”的良性生態循環，全方位提高技術經理人執業能力，優化技術轉移人才供給結構。三是暢通技術經理人職業發展路徑。為技術經理人業務開展提供科技成果評價、知識產權信息檢索等賦能工具，充分利用各部門各地方建設的成果轉化信息供需平臺，協助技術經理人及時獲得業務信息，同步建立技術經理人技術需求發布、對接預約、項目簽約等全流程留痕機制，為其業務開展、傭金分配等激勵措施落實落地提供保障。搭建技術經理人多元信用評價體系，規范從業行為，維護基本權益，對失信人員列入成果轉化黑名單并予以公示。提高技術轉移專業人才隊伍的國際化水平，對標國際規則和管理，營造良好的技術經理人隊伍建設環境，促進可持續發展。

企業參與科技成果轉化動力不足怎么辦

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副所長  吳壽仁

企業在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活動中承擔多重角色，主要包括三種，一是在科技成果轉移中是科技成果的需求方；二是在科技成果轉化中是科技成果的轉化者，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三是科技成果轉化形成的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等的使用者。這三種角色交織在一起，表明企業在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中是非常重要的參與者。但從當前的情況來看，企業尚未真正成為科技成果轉化的主體，很多企業還缺乏足夠的動力和能力實施科技成果轉化。

企業參與科技成果轉化動力不足的原因有很多。從科技成果轉移的角度看，一是來自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的成熟度總體來講仍然不高，企業投資科技成果轉化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因而投資意愿還不夠強。二是企業難以對自身的技術需求作出準確的判斷。企業要發展，客觀上需要運用新的技術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包括開辟新的市場、改進工藝流程、提高生產效率、完善內部管理等。但企業往往難以找準自身存在的問題，也就難以準確地提出技術需求，自然就對需要什么樣的科技成果難以做到心中有數，因而對科技成果的需求還不夠強烈。

從科技成果轉化的角度看，一是企業難以準確把握市場需求。凡是有市場需求的科技成果一般都能得到較好的轉化，企業能否準確把握市場需求，決定了企業是否有意愿參與科技成果轉化。但由于市場受多重因素影響、處于不斷變化之中，不確定性很高，準確把握很不容易。二是企業配置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要素資源的能力比較有限。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需要不斷投入資金、引入人才、運用好相關配套技術等。科技成果轉化成效的大小往往取決于資金、技術等科技創新資源配置能力的大小，或者說，企業配置科技創新要素的能力大小決定了其能否更好地轉化科技成果。三是對國家和地方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能否充分地享受并利用，決定了企業能否借助政策紅利更好地實施科技成果轉化。自2015年以來，國家和地方出臺了一系列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法規，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運用好這一系列政策法規文件的并不多。四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外部環境的變化對科技成果轉化有較大的影響。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企業如能抓住外部環境變化中的有利方面、克服不利方面，則能更好地實施科技成果轉化。但大多數中小企業一般將主要精力放在自身經營上，關心外部環境變化的相對少些，因而往往難以抓住外部環境變化所帶來的機遇及找到克服不利因素的有效辦法。

綜上所述，企業之所以參與科技成果轉化動力不足，原因就在于創新體系還不夠健全，企業主導的產學研用深度融合還不到位，缺乏一批專業的技術轉移機構和技術轉移人才。對此，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不斷激發企業參與科技成果轉化的內生動力。

一是促進企業轉變觀念，因企制宜選擇合適的科技成果實施轉化。企業要實現可持續的創新發展并不斷壯大，必須認識到實施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性。企業可以加大自身的研發力度，也可以加強與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甚至更多的科技成果來源于后者。對此，企業可實施開放式創新，及時獲取外部適宜企業發展的科技成果。二是加強與高校、科研院所無縫對接，推進以企業為主導的產學研用深度融合。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在創新鏈上的定位是不一樣的，高校偏重于知識創新，科研院所偏重于技術創新，企業偏重于產品創新、工藝創新，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之間加強融合，可走通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科技成果轉化、技術產品商品化、產業化的整個創新鏈條。從2018年至2022年5份科技成果轉化年度報告（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篇）給出的大量案例看，國內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化的一條很重要的經驗就是企業參與到科研項目之中，通過產學研用合作研究，取得的科技成果再轉由參與的企業實施轉化。三是企業可根據自身的條件建設研發機構和技術轉移機構。企業實施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必須具備一定的基礎和條件，既包括具備先進的實驗場地、科研儀器設備設施等硬件，也包括良好的創新機制、創新文化等軟件，綜合起來講就是建立完善的創新體系，包括建立企業研發機構和技術轉移機構（或開放式創新中心）。如具備相當研發創新能力，企業可對高校、科研院所早期的科研成果進行轉化，創新能力也能得到進一步的增強。四是充分享受財稅扶持政策。國家和地方支持企業實施科技成果轉化的財稅政策比較多，包括各種科技計劃、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研發儀器設施加速折舊、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技術轉讓收入減免企業所得稅等，用好國家財稅扶持政策可激勵企業不斷提高科技成果轉化能力。五是借助社會化專業技術轉移機構和技術經理人加強科技成果轉化。專業的技術轉移機構和技術經理人可幫助企業分析診斷技術需求，引入適宜企業轉化的科技成果和專業團隊，且促進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之間合作轉化科技成果，并充分享受各類優惠政策。

以發展股權投資市場推動科技成果轉化上水平

中國科學院西安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研究員  米磊

科技成果轉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科研成果走向新質生產力的關鍵環節。硬科技和金融是強國建設的“兩翼”，二者缺一不可。當前，早期金融供給不足的問題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水平提高的核心堵點，亟需加快建設契合科技成果轉化內在需求的金融供給體系。

我國金融供給體系結構現狀。我國現有金融供給體系是在服務傳統制造業、資源開發型行業、房地產業等傳統行業基礎上形成的，相應的供給結構、供給方式、供給體制機制等也主要是以滿足上述產業需求為主，呈現出3個顯著特點。一是間接融資市場為主，直接融資市場為輔。以銀行、保險、信托為代表的金融機構集中了我國大部分金融資本，占比高達67%。以銀行貸款為代表的債權融資供給方式，在我國社會融資總規模中占據主導地位。二是短期融資供給為主，中長期融資供給為輔。我國以銀行業為代表的債權融資周期以1—3年為主，3年以上的中長期貸款主要是滿足大中型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需求，而以風險投資為代表的股權融資大多數為5—7年。三是面向中后期的資金為主，早期資金規模不足。無論是銀行貸款，還是股權投資，以及資本市場，主要是以供給成熟期的企業為主，難以惠及科技創新早期階段。

從宏觀層面看，我國金融體系升級演進滯后于我國經濟形態演進需求，現有金融供給體系與以科技產業為代表的經濟形態內在供需邏輯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現象，集中體現在早期耐心資本供給不足。據有關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早期投資基金規模為1500億元左右，而工信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創新型中小企業目前已經達到了21.5萬家，平均每家企業可獲得的融資額不足百萬。

早期基金存續期短，導致股權投資管理機構陷入投入資本分紅率（DPI）訴求與退出期困境的惡性循環，股權投資支持早期科技創新的效果受到較大影響。我國股權投資基金多采取“4+3”或“5+2”模式，基金到存續期后，需按照事先約定退出企業股權，對基金進行清算分紅。對于企業而言，此時正處于高速發展關鍵期，需要花費很大精力去解決基金退出問題，影響企業持續穩定發展。對早期基金管理機構而言，此時還未到收獲期，企業業務還未充分釋放，過早退出使早期基金無法獲得較高回報，不符合早期基金高風險高收益的運行邏輯，即早期基金承擔了巨大風險，卻在即將獲得收益回報的關鍵時期被迫退出，將無法為有限合伙人創造更大回報，反過來又抑制了有限合伙人出資早期基金的熱情。

科技成果轉化需要新的金融供給方式。隨著國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科技產業形態正在崛起，也必將成為中國經濟的核心支柱產業。科技創新具有周期長、風險高、勢能強和指數型增長的特點，這決定了其特殊的金融需求。一是長周期特點決定了需要長周期耐心資本供給。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向超復雜、超微觀、超宏觀、超極端方向演進，科技創新研發周期也相應拉長。科創板570余家上市企業，平均上市周期為14.46年。而這只是產業化環節，完整地走完科技創新“基礎科研、成果轉化、產業化”全生命周期歷程，則大約需要20—30年的時間甚至更長。二是高風險特點決定了需要“股權融資為主，債權融資為輔”的金融供給方式。以銀行為代表的間接融資體系，主要盈利為息差。現有銀行風險體系決定了早期科技企業貸款成本較高，一個項目貸款出現壞賬，可能需要數十個、上百個項目收益來彌補。而股權投資收益主要來自于股權回報，單個項目投資回報率可能在數十倍甚至上百倍，且股權投資采取的是“算總賬”模式，單個項目投資失敗對其總盤子的影響甚微，相反一個項目成功，就有可能覆蓋整支基金的資金規模。三是勢能強、指數型增長特點決定了需要著力培育早期金融供給。科技型企業在成立的前5—10年，主要以投入為主，自身的造血難以維系持續的高研發投入，特別是光子芯片、量子計算、腦機接口、合成生物學、可控核聚變等顛覆性技術領域，可能需要10年以上的持續研發投入。這個階段銀行貸款無法介入、資本市場接力不夠、社會資本不愿意投，是金融供給科技創新最薄弱的環節。

加快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股權投資體系。從科技金融運行體系整體構成來看，銀行、保險等大規模金融是源頭活水，國家級政府引導基金是蓄水池，創業投資和股權投資是“鄭國渠”，發揮著灌溉科技創新“萬畝”良田的“毛細血管”作用。構建中國特色的股權投資體系，需要立足國情，秉持體系化視角和系統思維，從頂層設計層面推進，培育壯大我國早期耐心資本規模。

一是做大國家母基金規模。疏通銀行、保險等大規模金融流向科技成果轉化的渠道，鼓勵銀行、保險等大規模金融資本積極出資國家級母基金，發起設立面向科技成果轉化的國家科創母基金，拉長基金存續期至15年以上，支持光子芯片、量子計算、可控核聚變、新型儲能、航空航天、腦機接口、合成生物等領域顛覆性技術發展，以助力我國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和高質量發展。

二是做強市場化股權投資。加快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投資理念和價值體系，在中國式現代化命題之下闖出一條本土化價值投資之路。引導和鼓勵投資機構以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為使命，把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根本宗旨，以新領域新賽道為主攻方向，統籌兼顧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和知識價值，在推進共同富裕以及創造知識原動力中發揮作用。

三是開辟多元化退出渠道。大力推動培育我國S基金發展，拓寬創投機構退出渠道。做活二級市場，嚴格把握科創板入口關，讓真正的硬科技企業能夠順利上市。探索資產凈值貸款試點，填補資產變現周期與基金流動性間的缺口。同時，鼓勵科創票據市場為科創債松綁，鼓勵金融機構支持合格股權投資機構發行5—10年中長期創新創業公司債券。通過系列舉措，實現金融資本的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