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關鍵是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落實好黨的十八大有關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部署，必須把思想道德建設作為其重要內容和中心環節。中華文明五千年的發展歷史表明，思想道德建設是促進安國興邦、民安物阜、文德昌盛的重要手段，也是促進社會和諧、提高社會文明程度的必要措施。從治國角度來分析，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實質上是要求“為政以德”，這既是中國傳統德治思想智慧的精華，也是往圣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

“為政以德”，即德治，是儒家治國思想的最典型特征。據《論語•為政篇》記載，孔子曾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儒家主張實行仁政，認為“寬惠使民和”，德治是治理國家、凝聚民心民力的主要方法。這種思想對于當前新形勢下我國社會生活的長治久安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我國傳統德治思想內容豐富、涵義深厚，不僅限于儒家的表述，道家、法家等也有“尚德”的主張。如《老子》第五十一章記載：“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再如韓非子作為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主張以法治國，但實際上他并沒有完全否定德治，而是認為應該法主德輔。《韓非子•解老》記載：“有道之君，外無怨仇于鄰敵，而內有德澤于人民。夫外無怨仇于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于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管子•牧民》中記載：“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意思是說：一個帳篷，要用四條大繩繃起四角，使其牢固不動。國家就像帳篷一樣，也要有四根大繩固定。這四根大繩就是禮、義、廉、恥。如果禮這根大繩斷了，國家就傾斜了；如果禮、義兩根大繩斷了，國家就危險了；如果禮、義、廉三根大繩斷了，國家就顛覆翻倒了；如果連恥這第四根大繩也斷了，國家就滅亡了。禮這根大繩斷了，國家傾斜不正了，還可以想辦法使它端正；禮、義兩根大繩斷了，國家處于危險的境地，可以再想辦法使它安定穩固；禮、義、廉三根大繩斷了，國家顛覆了，還可以再次把它建立起來。但是，如果禮、義、廉、恥四根大繩都斷了，這個國家的人都已沒有了道德感，就再也沒有辦法可想了。此外，我國古代的史書也都有大量篇幅記載德治之要，如《資治通鑒》《貞觀政要》《左傳》《漢書》等。

近年來，中央高度重視對傳統文化和歷史經驗的學習。201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國歷史上的國家治理進行第十八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重要講話，強調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充分發揮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今天所具有的偉大智慧，也需要充分運用中華民族五千多年來積累的偉大智慧。中華民族的歷史智慧是中國人民世世代代形成和積累的，我們要總結發揚，使之服務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事業。習近平總書記還提到，我國古代主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國先治吏，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這些都能給人們以重要啟示。

綜而述之，中國傳統德治思想可以概括為以德選官、以德行政、以德輔法、以德恤民四個方面。換言之，德治思想強調選拔官員要重德，為官之道要尚德，執法同時要兼德，以民為本要依德。

中國傳統德治思想的精粹要義

以德選官，任人唯賢

清官是國家行政體系的骨骼。《資治通鑒》記載：“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賢所能也。”《墨子•尚賢》中說：“尚賢者，政之本也。”明太祖朱元璋說：“構大廈者，必資于眾工；治天下者，必賴于群才。”清代康熙皇帝說：“政治之道，首重人才。”“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忠君愛國、體恤百姓是我國古代衡量官吏的重要標準。可見官員素質的優劣，對于國家政治穩定的重要性。

我國歷史上的選官制度，從奴隸社會的王位世襲制發展到兩漢時期的察舉制，再到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的科舉制，無不重視道德標準對于選官的重要性，而其中尤以兩漢時期的察舉制對官員道德水平的重視最為典型。

察舉制始于漢高祖劉邦，經文、景兩帝的增補后，在漢武帝時基本定型，東漢時期又進一步完善，逐漸形成了較為固定的四種科目：孝廉、賢良、茂才、異科。其中，孝廉、賢良和茂才三科主要是選取具有高尚品德的社會管理人才，異科則重在挑選那些在理財、治水、天文、歷法等方面有專長的人才，以充實國家各類機構。《后漢書》記載：“郡國孝廉，古之貢士。”漢代察舉制是一種自下而上選拔人才為官的制度，“貢士”即各郡國和地方官員在自己管轄范圍內挑選賢能然后舉薦給朝廷，為國家效力。在郡國和官員進賢的過程中，取士必須遵守如下標準：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后漢書•百官志》）。

漢代的察舉制將“孝”和“廉”作為選官的標準，把孝敬父母、清廉勤政看作是為官的基本準則，這一方面提高了官員的素質，避免了有權無德之人對國家統治的蠶蛀之害。另一方面，也在民間掀起重德敬禮的和善之風，使整個社會呈現出和諧安康的局面。這正是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所希望的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美好景象。

馬克思曾說，道德是人類自律的精神。嚴格自律，堅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勵，是國家管理者道德修養的根本途徑和基本方法。任何制度設計都會有漏洞，對國家公職人員深層次的道德約束才是最根本的約束。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反腐倡廉建設，大力整治干部作風，狠抓貪官腐敗分子。2014年初中央印發了《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突出強調對領導干部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要求，并對“破格”“裸官”“復出”等情況嚴格考察，體現出政治上從嚴治吏的風格。治病要治本，腐敗問題出現的源頭是選官制度存在漏洞。因此，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必須把改革官員選拔制度作為重點工作之一。把“德”字真正納入考核范圍，形成科學合理的考評體系。

以德行政，嚴以為官

對于行政人員來說，以德治國的問題也就是一個以德行政的問題。以德治國的關鍵是以德行政。當下，德治是一種“以理治理”的模式，是現代意義上的道德的引導。

以德行政，就是各級行政機關和公務人員在行使行政權力、管理國家事務中，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政治道德建設為落腳點，永做人民公仆。在行政工作中，黨和政府公務人員應當各守其位，各負其責，而不應超越職權，濫用私權。

治國的關鍵在于治政，以德治國的思想能否得到落實，起關鍵作用的是行政人員，只有行政人員能夠以德行政，以德治國的目標才能實現。在這一點上，中國古代的政治實踐特別強調當政者的道德修養。只有當政者能夠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凡事能夠以身作則，其言行堪作社會的楷模，才能把國家治理好。正如隋代教育家王通所說：“不能仁，則智息矣。”只有具備良好的道德品性，智慧才能發揮作用，沒有道德必然目光短淺，智性得不到發揮。善耍小聰明，不注意修德的人，必然事事無成。韓非子在論及如何為官時曾說“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由此可見，以德行政是為官的基本要義。

踐行以德行政，必須加強以德行政的制度建設。行政道德制度是指將人類社會道德生活中的部分人倫關系和行政活動方式明文化、正規化。只有把官員的行政生活中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該大力贊揚、哪些該嚴厲處分以文字形式規定清楚，才能使當政者明確自己的行政之德，并提高自身的行政之德。

此外，提高行政人員的以德行政水平不應忽視榜樣的力量。古語云：“人不率，順不從；身不先，則不信。”毛主席也曾說過，榜樣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力量。因此，對于以德行政的模范官員，應大力宣傳，樹立榜樣，以形成廣泛的社會影響。同時，對于違反道德、貪污腐敗的反面教材則應廣而告之，以示懲戒。

以德輔法，崇禮慎罰

我國的傳統文化中，相較于儒家、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出現較晚，主要代表人物是戰國時期的韓非子。而韓非子師從荀卿，荀卿是孔子的弟子，因此，法家思想實際上來源于儒家，又發展了儒家。同時韓非子深受老莊思想影響，他認為法家思想“歸本于黃老”。值得注意的是，法家思想并不突出表現于“法制”，而是踐行于“禮制”。所謂“禮制”，就是從王侯到平民在社會活動和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行為準則。禮制是我國古代德治理想的具體化，通過禮儀定式與禮制規范塑造人們的行為與思想；通過法律的懲罰作用維護禮法的絕對權威。中國是擁有五千年歷史的禮儀之邦，而周代是中國古代禮制最為興盛的時期。《禮記•樂記》記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孔穎達為之解釋：“禮者，別尊卑，定萬物，是禮之法制行矣。”戰國時期，孔子積極推行“禮”，“禮”與“仁”成為了孔子的代表思想。早期的禮制與法律、官制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許多政治、法律規定都見于禮制的內容。到了秦、漢以后，官制、法律等與禮制的界限才逐漸分明起來，而“禮”就專指“儀式”了，與現代的觀念趨于一致。因此，在秦漢以前，“禮”實際上可以稱為是德治思想的法制化，是德治向法治轉變的過渡形式，是“法”的雛形。秦漢以后，“禮”雖然更傾向于表示“儀式”，但卻成為德治的一種文化表現形式。這種表現形式具有傳承性、區域性，被人們看成是一種文明教化的象征。“禮”因此成為以德輔法的功德式規定，作為法律的有益補充，與法律一起維護社會統治秩序。

我國傳統法治思想沒有把“法”與“德”對立起來，而是提倡禮法并施、德法合治、以德輔法。《尚書•康誥》中首次提出了“明德慎罰”的思想。春秋時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荀子發展了儒家關于德政的思想，提出禮法并施的觀點，在戰國時即體現為“禮下庶人”“刑上大夫”。《舊唐書》中記載：“古之圣人，為人父母，莫不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防閑于未然，懼爭心之將作也。”德法合治成為政治昌明、國家昌盛的根基。

如今，我國正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高度推進全面依法治國。但和諧社會的構建、中國夢的實現離不開以德輔法的教化作用。在緊抓經濟發展的同時，國民素質的提高也是需要進一步加以解決的問題。而國民素質的提高絕不是僅僅依靠法律就可以解決的。法律可以約束人們的不良行為，但修養問題需要通過加強道德建設來提高。因此，在全社會加強道德宣揚和引導是促進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舉措。

以德恤民，近民貴民

中國傳統德治觀的一個核心內容是民本思想。人民的生活安定是統治秩序穩定的基石。《尚書•五子之歌》記載：“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孔子曾說：“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本”，“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禮記•緇衣》）荀子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哀公》）孟子則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貴君輕”說。《春秋谷梁傳》也曾記載“民者，君之本也”。西漢的賈誼具體地指出“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新書•大政》）。唐太宗李世民總結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貞觀政要•君道》）的道理。從古至今，無數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告誡人們：一個國家的興旺發達取決于統治者是否得民心。

2014年9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強調，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習近平總書記還曾提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和命運最終取決于人心向背”。

為政者要得到人民的擁護，必須踐行以德恤民，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辦民之所需。以德恤民，在現代社會中的表現就是“以人為本”理念，即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要求從政者在國家治理的具體實踐中深入基層，體察民情，并且在具體行政行為中注重人文關懷。

公眾對德治的認知與評價

唐太宗李世民曾說：“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前人的經驗與教訓值得我們學習，但脫離客觀實際與民意所向的簡單模仿必然也只能是照本宣科，過時黃花。因此，為了解當代社會背景下公眾對“德治”這一概念及其意義等的認知與評價，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開展了電子問卷和紙質調查問卷，主要調查結果如下。

公眾普遍認可德治的重要性

依法治國是黨和政府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法治中國建設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得到全民的高度認同。有專家認為，法治社會建設不僅有著獨立的訴求和豐富的內容，還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有效深入推進的基石；不僅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固本之舉，而且是法治中國一體建設的重中之重。那么，在法治中國的建設中，德治是不是就變得不重要了，毫無用武之地？調查發現，當被問及“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以德治國的重要性”時，受訪公眾普遍表現出對德治的重要性有高度的認同感。其中，57.26%的受訪者認為“非常重要”，31.88%的受訪者認為“比較重要”，而持中立態度，認為“一般”的比例占到9.55%，認為“不太重要”和“不重要”的受訪者分別僅占0.91%和0.40%（見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