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古典經濟學“理性人”假說的反思

接著，讓我們對西方古典經濟學提出的“理性人”假說進行如下的反思。

從18世紀70年代起，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西方古典經濟學家都認為，在經濟活動中每一個人都是“經濟人”，也就是“理性人”，都追求最低成本和最大收益。他們認為，市場是“看不見的手”，暗中引導人們各得其所，結果使每一個交易者在市場秩序的安排下，既能增加個人利益，又能增加公共利益。這就是流傳至今的“斯密教條”。因此，在西方經濟學界，不少人始終維護“理性人假設”，認為這樣就能使經濟繁榮、社會穩定。

市場競爭中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矛盾，甚至發生沖突。但古典經濟學以及后來的新古典經濟學都把沖突當作例外，是短期現象，因為交易者誰都不希望市場秩序被破壞，否則誰都沒有好處。這樣的想法被認為是“理性人”遵守的原則，沒有人愿意違背它。

然而，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和市場不斷擴大，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矛盾會越來越多，企業和勞工之間的沖突也會越來越頻繁，市場的不和諧出現了，而且經濟的忽冷忽熱成為慣例，從而，“理性人”假說失靈了。這種情況導致了市場的失靈，使交易者陷入困惑之中。

于是從20世紀50年代起，不少交易者轉而傾向于“次優選擇”。“次優選擇”是指：既然最優是不現實的，不如退而求其次，交易者們相繼不再繼續堅持“最低成本”“最大利潤”的理念，而傾向于“次優選擇”。“經濟人”或“理性人”假設讓位于“社會人”或“現實人”的假設，“次優選擇”成為一種自保措施。

在消費領域內，信息越來越多，誰能掌握如此數量的信息？時間不允許，財力也不允許，從而對“較小遺憾”的追求替代了對“最大滿足”的追求。

在投資領域內更是如此。投資領域內，誰能掌握那么多信息？誰能在搜集到全部信息后再作出決策？不確定性太多了。投資者不應當停留在“理性人”的框架內，而必然會傾向于成為一個“現實人”。這就是：在同市場競爭對手較量時，要留有余地，不要搞得太緊張。“理性人”的觀念可能起源于18—19世紀，至多可以延長到20世紀前半期。“現實人”的觀念從20世紀后半期起就已漸漸處于上風，21世紀肯定是“現實人”的世界而不是“理性人”的世界。

由此可以肯定地說，無論是在消費領域內還是在投資領域內，“理性人”讓位于“現實人”是必然的，而且這越來越被事實所證明。

那么，“現實人”最關心的是什么？不是“理性人”所堅持的“獨贏”，而是同“次優選擇”并存的“眾贏”“共贏”。

具體地說，“現實人”的信條就是和解：與其同對手硬拼到底，不如各自后退一步。硬拼的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是“雙輸”。而和解的結果，是合作，是雙贏。和解的結果可能是多樣化的：既可能是零和博弈，也可能是非零和博弈，一切因事而異，因地而異，因大形勢而異。換言之，和解是斗爭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

由“現實人”（而不是古典學派所推崇的“經濟人”或“理性人”）堅持的和解，主要有以下四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在發生市場糾紛或矛盾時，強勢的一方給弱勢的一方保留一個生存、生產經營、活動的領域，彼此相互信任，共同遵守談判的成果。

第二種做法：強勢一方把弱勢一方作為合作伙伴，幫助后者改進技術和融資，幫助后者培訓技工和管理人員，以便生產新產品。這樣，弱勢一方不僅能生存下去，而且視強勢一方為合伙者，它們之間的市場糾紛也就消失了。

第三種做法：強勢一方擴展為一個集團公司，幫助弱勢一方成為集團公司的成員。這樣，弱勢一方不僅能生存下來，繼續發展，如果再出現糾紛，還可以在集團公司內部協商解決。

第四種做法：如果雙方勢均力敵，那么可以通過協商，訂立協定，劃清業務邊界，彼此和平共處，互不違約，直到形勢變化。

綜上所述，雙贏的核心是雙方作為“現實人”，都接受和解，雙方都能滿意，從而都有前景。

這表明，市場競爭中的糾紛和矛盾，是可以化解的。“經濟人”或“理性人”越來越讓步于“社會人”或“現實人”，這就是市場的趨勢。

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的科學

對我們來說，學習西方經濟學近三百年來的演變歷史，不僅有利于我們能較深入地了解西方經濟學說是怎樣一步步變化的，而且還有利于我們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學說體系的認識。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建立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基礎上，同時也需要了解西方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概況，以及這些國家所遇到的和力求解釋的新課題。馬克思當初寫作《資本論》時，閱讀了多少種包括重商主義、官房學派、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家的著作，從而不僅堅持了古典學派的勞動價值論，并予以更加清晰的解釋，而且還創造了剩余價值論。馬克思在創造剩余價值論的過程中還寫下了《剩余價值學說史》這樣一部著作?？梢姡瑢洕鷮W說史的評介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要參考資料。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產生于實踐，由實踐賦予活力和新的內容，并由實踐來檢驗。換言之，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政策，都要求有新的解釋和新的論述，這要求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推向前進。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個明顯的例證是中國人民在農村所進行的家庭聯產承包制試驗，以及在此基礎上推進的土地確權、土地流轉、新型合作制、家庭農場制和農業產業化、農業現代化的試驗。中國在土地集體所有的基礎上進行的一系列改革，使農村面貌一新。這就是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發展，也是中國為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道路提供的經驗，難道不值得繼續探討嗎？

另一個明顯的例證是中國發展方式的轉變。長期以來，中國實行的是傳統發展方式，即數量型和速度型的發展方式，追求的是高速增長，甚至超高速增長，并認為這就是中國國情。其實，這是不利于中國的發展的：效率低下、資源過度消耗、環境生態破壞、結構失調、某些行業產能過剩，而短板行業則一直未能補上。為此，我們必須深入認識中國的國情，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迫切性，著手從數量型和速度型的發展方式轉變為效益型和質量型的發展方式，將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高速增長，實行結構調整，創新驅動，補齊短板，調動企業作為經濟主體的動力和活力。要知道，發展方式的轉變是重中之重，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發展。

第三個明顯的例證是中國正在悄悄地進行著一場人力資本革命。這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大事，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這些變化。人力資本革命大體上在三個領域內有較突出的表現：一是外出農民工中有不少人回鄉創業。他們已外出務工多年，結識了一些朋友，學會了某些技藝，積累了一定的資金，懂得了市場運作，于是紛紛返回家鄉。這樣，既與親人團聚，又可以投身于養殖業、種植業或手工業，或者辦起了小微企業，并通過職教方式充實自己的知識，精通自己的技藝。二是不少年輕人，包括大學生、研究生、年輕教師和研究人員等，都投身于創意、創新、創業的大潮中，他們正在不斷學習，不斷參加新產品或產品新功能的研究，同時，還有一些民營企業家在關心這些年輕人的創意、創新，支持他們的研究成果，使自己受益。三是一些大學畢業生，自愿到農村去，同家庭農場主、合作組織的領導人訂合同，加入農業技術推廣、普及工作，并為農業產業化、農業現代化作貢獻。有人說，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耗盡了，中國的改革紅利已經枯竭了。這些人實際上不了解中國。事實表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正在不停地發展，并為新的人口紅利、新的改革紅利的登場創造條件。

我以為，歷史是需要不斷總結的，社會主義經濟學不會止步于今天。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者牢記著“經濟學是歷史的科學”，一定會讓社會主義經濟學繼續發展壯大。

（作者：厲以寧 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