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經濟史，明白我們為什么選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下面，讓我們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做一些討論。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熱點問題很多，這里舉一個問題進行探討，中國的封建社會為什么延續了這么長久？

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一種社會制度是可以分為不同的體制的。西歐的封建社會是一種典型的模式、一種傳統體制。那里實行的是農奴制度，社會上大體分為兩大階級、兩大陣營。貴族是統治階級，以血統高貴為標志，世代相傳。農奴是被統治階級，是賤民，沒有人身自由，世世代代為農奴。莊園是貴族領主的采邑，基本上是自給的，農奴服勞役，耕種土地，上交地租給貴族領主。

但由于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在西歐封建制度下逐漸形成中世紀城市。城市力量逐漸壯大，終于形成同貴族領主對抗的格局。城市最后擊敗了貴族領主，贏得了自治權。城市居民也逐漸分化，富裕的商人和作坊主成為資產者，貧窮的小手工業者和受雇的幫工和學徒成為無產者。城市和鄉村（莊園）之間又經歷了長期斗爭，最終，王權興起了，城市投靠了王權，王權和城市的聯合擊敗了割據一方的貴族，形成了新的民族國家，西歐民族國家由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

中國的歷史與西歐有很大差異。至少從東漢以后，歷經魏晉南北朝，直到隋朝和唐朝前期，中國的封建社會可以稱為傳統體制，因為在這一時期，社會上重血緣、重門第、重出身，豪門及其子弟掌權，庶民都被排斥于高官行列之外。雖然從隋朝起開始實行科舉制度，但改變不了大姓、豪門、權貴的勢力。安史之亂（755—763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安史之亂后，歷經中晚唐五代，大約二百年左右，是中國封建社會體制發生轉變的過渡期。華北和中原一帶的大戶名門先后遭叛軍的洗劫，后來又因各地藩鎮自立政權，他們為充實府第，向駐地富人豪族索錢索糧，大戶人家紛紛逃難，不再成為能控制地方政局的勢力。到公元960年，終于建立了宋朝。中國封建社會從宋朝起，開始從過去的傳統體制逐漸轉變為新的體制，也可以稱為“改良的封建體制”。

從宋朝起，科舉制度走向規范化，科舉成為進入仕途的通道。只要用功讀書，即使家世貧寒，也有做官的機會。同時，從宋朝起，土地可以買賣，商人可以買田，成為地主，而不像過去那樣只有貴族和官員才能成為地主。

重科舉而輕門第，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這是宋朝以后中國封建社會由傳統體制過渡到改良體制的兩大標志。然而，皇權可以更替，科舉制度則延續下來，土地可以買賣，官僚家庭的敗家子可以把祖上留下的田產賣光，但這并不影響皇莊依然是皇莊。不管怎樣，這種改良的封建體制從宋朝起又延續了大約一千年之久。

轉變為改良的封建體制后，中國沒有像西歐國家那樣涌現出旨在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體制外異己力量（市民），中國出現的只不過是封建制度內的異己力量，如起義的農民軍領袖、割據一方的軍閥和皇室內部的奪位之戰。即使這些封建制度內的異己力量中，有些暫時得勝，甚至建立了新皇朝，但依舊是封建王朝。這就是中國封建社會為什么延續這樣長久的主要原因。

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了，我們就有可能了解中國為什么很難像西歐國家或美國那樣發生資產階級革命。一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城市與西歐中世紀城市不同，中國封建社會的城市一直是皇權牢牢控制的政治中心，而不像西歐中世紀城市那樣成為自治城市，成為資產者、作坊主和幫工們的據點。正是他們最終投靠王權，打垮了割據一方的貴族領主，從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二是中國即使在康乾盛世，在有機會從西方國家引進科學技術和資產階級政治思想時，仍始終是唯我獨尊，盲目自大。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又受到西方列強的壓迫，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于是逐漸淪于半殖民地的地位。

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體制在中國是行不通的。清朝末期，中國的有志者一直在尋找出路，尋找可以拯救國家和民族的理論，但都沒有成功。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經過長期艱苦奮斗，中華人民共和國終于誕生，這是歷史的必然。

學習經濟學說史，知曉西方經濟學的局限性所在

讓我們再轉到經濟學說史的方向來說明經濟研究者懂得經濟學說史的意義。

經濟學大體上分為三大部分，一是宏觀經濟學部分，二是微觀經濟學部分，三是制度經濟學部分。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都采取數量分析方法，考察經濟中有關變量之間的關系。二者的區別在于：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采取總量分析方法；微觀經濟學以個別經濟單位（企業、家庭、個人）和個別市場的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采取個量分析方法。除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外，還存在采取非數量分析方法，以所謂“質”的問題作為對象的制度經濟學，它強調制度、倫理、文化因素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分析經濟活動過程中的權力分配和利益集團的沖突，探討經濟行為的評價標準和選擇原則等。但制度經濟學在西方經濟學說中一直處于非主流的地位。

西方經濟學說雖然可以上溯到重商主義和官房經濟學派，但無論是重商主義還是官房經濟學派在經濟學方面并沒有提出系統的理論，它們主要是考察16、17世紀前后西方國家的國際貿易政策、財政政策和財富積累的方法，對以后的市場經濟發展很少涉及。

經濟學說史界的專家們一般都認為近現代經濟學的形成是同工業化的啟動連接在一起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大師亞當·斯密無疑是古典學派的奠基人。這時的經濟學還沒有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或制度經濟學之分，亞當·斯密對這三個領域都有研究。他的追隨者同他一樣，既研究微觀經濟活動，也研究宏觀經濟活動，還研究制度、倫理、文化方向的問題。

古典政治經濟學提出了勞動價值論、分工理論、市場理論等等。亞當·斯密和他的追隨者們是均衡論者。他們從工業化開始以后的實踐中懂得，絕對均衡是做不到的，而且難以保持下去，只能做到相對均衡，關鍵是要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供給和需求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賴的。因此，根據他們的理論，政府的任務主要是制定規則，維護市場秩序，清除經濟增長中的障礙。他們還認為，對落后企業的淘汰不可避免，但誰來淘汰落后企業？不是政府，而是市場。

李嘉圖是古典學派最后一位有影響的領軍人物，勞動價值論仍是他所堅持的。但從19世紀中期以后，西方經濟學中舍棄了勞動價值論，代之以形形色色的價值理論，包括生產要素共同創造“價值”的說法，或者用“價格”代替“價值”。到了19世紀與20世紀相交的年份，以馬歇爾為代表成立了新古典學派。新古典學派除了摒棄了勞動價值論以外，仍堅持市場調節，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凱恩斯這時也是新古典學派的一員，他當時發表的著作都是同新古典學派一致的。

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說一直在西方經濟學界居于主流地位。1929年美國爆發了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失業浪潮也從美國傳遞到西歐和世界上許多國家，新古典學派提不出任何有效的政策。凱恩斯這時依舊保持新古典學派的觀點，但他自1933年以后開始變化。1936年他的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了，這本著作表明凱恩斯已從新古典學派的相對均衡理論家轉為他自己的非均衡理論的鼓吹者。凱恩斯從需求角度著手分析，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需求不足難以避免，所以必須有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即利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維持社會經濟的穩定。也就是說，在需求不足時，失業率高，這時可以采取刺激需求的寬松的財政或貨幣政策；在需求過大時，物價上漲，這時可以采取抑制需求的緊縮的財政或貨幣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西方經濟學中凱恩斯的非均衡理論成為主流經濟學說，被許多國家所采納。

凱恩斯經濟學是以需求調節作為穩定經濟的手段的。他認為，這是適應近期的政策。凱恩斯把供給研究視為中期理論，不包括在近期理論之內，所以他不考慮經濟增長和結構問題。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都留給他的追隨者繼續研究。

凱恩斯需求調節政策的推行雖然能取得一定效果，但卻給資本主義帶來不少新的矛盾和難題，于是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起，興起了以美國芝加哥大學為中心的貨幣學派，弗里德曼和他的一批學生成為貨幣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貨幣學派遵循西方經濟自由主義傳統，認為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就可以使資本主義經濟穩定。理由是：只要長時期內保持貨幣的中性，就可以通過貨幣數量的增減，既維持經濟增長，又避免通貨膨脹。關于失業問題，貨幣學派認為：經濟中存在著自然失業率，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不存在此長彼消的關系，所以凱恩斯的需求調節主張是無根據的，也是無效的。

凱恩斯同貨幣學派之間的爭論最近幾十年內一直未停止過，只是有時激烈，有時和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