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利益訴求面臨的挑戰

中國在中美關系中“回歸”制度和價值利益訴求面臨的挑戰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來自中國自身的挑戰。這種“回歸”，不同于第一個時期中國遠離現有國際制度性安排、進行意識形態斗爭。時至今日，在全球化進程中，中國融入世界的深度、廣度和頻度前所未有，這就要求中國在中美關系中“回歸”制度和利益訴求時，不是以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維為出發點來改造乃至重塑現有的國際制度性安排；從價值理念上說，中國的目標是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從而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顧及全人類利益。

第二，來自美國的挑戰。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中，國家利益追求以物質性實力結構為基礎；與此同時，國際體系中的半物質性制度結構和非物質性理念結構，分別對一國利益追求產生規定性和合法性影響，從而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該國利益追求的可持續與否、正當與否。正是在這樣的框架下，作為戰后一直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中占據主導性地位的美國，如果依然秉持冷戰思維，必將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國際制度性安排的改造乃至重塑形成挑戰。例如，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對由中國發起創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由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的立場和反應，就頗能說明這一問題。在價值理念上，與中國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相反，無論是奧巴馬政府時期大力推行的“重返亞太”和TPP，還是特朗普政府采取的逆全球化舉措，毫無疑問都是基于你輸我贏、零和博弈理念的行為。

第三，來自西方世界的挑戰。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對現有國際體系制度性安排的改造乃至重塑，歸根結底將觸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鑒于此，既得利益者常常出于一己之私而抗拒客觀現實的變化，從而使得這種改造和重塑工作更加艱難。例如，日本在參加亞投行問題上的患得患失心態即是明證。其二，以全新理念來改變現有國際體系理念分布，歸根結底將是一個接受價值多樣性與否的自我改造過程，從而使得新理念的普及在一開始就注定面對巨大挑戰。例如，美國社會存在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傾向性思維，即唯有美國民主理念才具有普遍性意義。因此，當談及用非西方理念重組現有國際體系理念分布時，不由自主地會認為這是在用“壞蘋果”驅趕“好蘋果”。

第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挑戰。在戰后幾十年里，尤其是冷戰結束后的二十多年里，類似“歷史終結”論的理念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以政黨制度為例，目前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采取的都是西方式的政黨制度。這一事實預示，在改造乃至重塑現有國際體系制度性安排問題上、在改變國際體系現有理念分布問題上，要短期內全面扭轉發展中國家的思維面臨巨大挑戰。具體而言，無論是中國在非洲的投資被冠以“新殖民主義”的惡名，還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被“馬歇爾計劃”化，都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

概而言之，變化中的中國和變化中的世界，客觀上要求中國在中美關系中“回歸”制度和價值利益訴求，但與此同時，這種“回歸”注定是充滿挑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