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新城

在經歷了法國工業革命之后，環境的持續惡化引起了巴黎的高度重視。1965年，法國政府決定向外圍地區疏散中心區過于集中的人口，巴黎在區域規劃中首次提出建設新城，由“單中心”向“多中心”發展。

巴黎新城發展至今，沿著巴黎城的外圍地區，在塞納河、馬恩河、盧瓦茲河河谷的方向，排列著馬恩拉瓦萊、埃夫里、伊夫林、賽爾吉蓬圖瓦茲和默倫塞納爾這五座新城。它們并不脫離巴黎獨立發展，而是與市區互為補充，構成統一的城市體系。

新城修建前，巴黎由于人口大量擴張，不斷興建住宅，古建筑被毀掉了三分之一。而在新規劃的社區里，低層、低密度的住宅成為其鮮明特點。新城在規劃建設中格外注重與環境的配合，將天然水系或人工湖泊巧妙地組織進來，外圍有綠帶環繞，并與原有的城市化區域隔離開。“單中心”向“多中心”的發展規劃，使得巴黎舊城和新城實現了均衡發展。

各個新城都突顯出不同的發展特色，避免了同質化競爭。在錯位競爭的同時，新城也有一些共同點——它們都距離巴黎市中心較近，平均距離為25公里左右；新城與巴黎老城通過優質的公共換乘系統連接，交通快捷方便。巴黎新城最成功的一點，是已經在整體上擁有自己的獨立發展系統，脫離了“新城”的初級階段。

一座新城必須在設計之初，就包括住房、經濟、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等所有功能，并讓它們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巴黎經驗表明，新城不能只是工作城或睡城，如果新城在設計之初就缺少必備元素，最終效果也必然是失敗的。在新城，巴黎的公交化率比老城還要高，巴黎共有5條輕軌和300多條公交線路連接郊區和市區，并且還有到郊區的夜班車。這樣即便市民不開車，深夜回郊區新城也不愁等不到車。

巴黎經驗表明，一個城市會在三十年內達到成熟的狀態，因此需要采取靈活的規劃方案，有效應對意外情況的發生。在大巴黎規劃中，為了保護巴黎的古建筑，巴黎市中心的行政級別和大巴黎城市的行政級別是同級，這種城市規劃值得發展中國家借鑒。

倫敦新城

倫敦是英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創意中心。倫敦在二戰前后中心城區人口超過800萬，伴隨而來一系列衛生、交通、環境等大城市病。由于倫敦歷史悠久，城市空間結構早已定型，戰后重建也只能小規模調整。因此，倫敦優化城市空間結構，主要是從區域規劃、劃定增長邊界和新城建設三方面著手。

二戰后倫敦制定了著名的“阿伯克龍比規劃”，規劃面積達到6735平方公里，涵蓋周邊與之緊密聯系的134個郡屬市等地方自治政府，涉及1250萬人，提出通過綠帶劃定倫敦增長邊界，通過新城疏解倫敦產業和人口，通過高速公路、城際鐵路等交通基礎設施推進與周邊地區協同發展等任務。

1963年，英國以“阿伯克龍比規劃”確定的空間范圍和主要任務為基礎，成立了統一的倫敦管理機構，頒布了《大倫敦地方政府法》。這一法案與《新城法》《綠地法》等法律法規一起構成了倫敦依法治理的基礎。此外，在2004、2008、2011、2013年，倫敦都頒布了兼有上輪政策評估與本輪施政綱領相結合的戰略規劃。在評估支撐和現實需要的基礎上，《大倫敦地方政府法》和相關法律法規每隔幾年都會修訂一次，以便于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不斷提升城市活力。

距離較遠、規模較大的新城可承接中心城區人口和產業的疏解。20世紀倫敦建設了三代新城。一戰前第一代新城（如韋林花園城）規模僅有幾萬人，第二代新城是二戰后“阿伯克龍比規劃”中提出的8個人口規模10余萬人的新城（如哈羅新城），但后來證明都無法承接倫敦人口和功能疏解，新城自身也難以實現職住平衡。因此，20世紀六七十年代，倫敦提出依托交通廊道建設3個規劃人口達25萬-30萬的第三代新城，以密爾頓凱恩斯新城為代表，其距離倫敦72公里，距英國第二大城市伯明翰100公里，目前人口約22萬，初步實現了功能相對獨立。

對國內城市建設的啟示

區分國外多中心城市建設經驗與國內實際

英國倫敦、法國巴黎、美國波士頓、日本東京等地區的多中心城市建設是圍繞各個國家不同的城市發展狀況與問題，做出的綜合決策。因此，區分國外多中心城市與國內實際的建設經驗十分重要，以防止出現照搬國外經驗而出現的“水土不服”現象。我國多中心城市的獨特性在于，跟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人口總量大、人口高度集中。跟東京的差異在于，我國多中心城市建設承擔著扶持當地經濟發展、盤活區域發展能力的功能。這就要求我國的多中心城市不僅是疏解人口的重要舉措，制造睡城、擴大貧富差距等問題同樣需要引起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