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非傳統安全挑戰錯綜復雜，整個世界難以獨善其身，出現問題更不可能單獨應對。“地球村”“環球同此涼熱”正是其必然體現。氣候變化、恐怖主義、跨國犯罪、傳染病爆發等問題頻出，對現實世界、政治、經濟與社會治理產生巨大影響，挑戰著單一傳統主權國家政府的權威與能力，人類社會仍需要攜手并肩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不確定性醞釀著變化與風險

機遇與挑戰、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總是相伴相生。在這樣一個變化已成常態的世界，既要看到一些影響世界未來基本走向的大趨勢并未發生根本改變，又要進一步探究那些可能影響世界發展方向的不確定性因素和風險。盡管不確定性和變化會帶來風險，但毫無疑問，不確定性也將帶來機遇和發展。特別是隨著當前國際秩序的深刻調整，如果新興大國能夠妥善應對、善加引導，將有望推動建立起更為合理的新秩序。

首先，既然全球化仍在深入發展，那么在全球化的推動下，既有的國際秩序與全球治理架構到底會向何處去？未來的全球化到底是真正實現“同舟共濟”，還是變得更加“同舟共擠”？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國際社會正面臨著一系列超越傳統主權國家界限和地區邊界、牽動整個人類安全與發展的新型重大議題。它們不僅改變著當代國際關系的內容與基本形式，也在重新塑造著國際關系的新規則與新機制。與傳統國際關系議題不同，這些新型全球性議題無論從存在空間還是影響后果上都具有全球維度，其解決也只能通過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在此情況下，這些新型議題的涌現勢必會加大現有全球治理需求與治理能力間的巨大差距，成為當前國際秩序調整中面臨的重大課題。美國外交關系學會主席理查德·哈斯甚至明言，世界秩序已從早期對主權國家保護的世界秩序1.0轉向了國家間具有相互義務的2.0時代。⑤

然而，在實踐上，作為現行國際秩序中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卻對國際秩序的調整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嚴重削弱了聯合國等現有全球多邊治理機制的權威。而“美國第一”“美國利益優先”也越來越成為美國政府制定和實施對外戰略的出發點。在全球發展領域，美國至今拒絕全面履行其在聯合國發展議程中做出的援助承諾，拒絕參加聯合國海洋法等重大多邊機制安排。在網絡治理中搞所謂“多利益攸關方”模式，不愿聯合國發揮主導作用。在安全領域，多次繞開聯合國和安理會等全球多邊機制我行我素。不顧國際社會反對，對敘利亞、蘇丹橫加干涉；長期在反恐問題上玩弄“雙重標準”，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伊斯蘭國”在中東的坐大。對此，前聯合國秘書長加利曾指出，美國與聯合國等全球多邊機制的關系已成為21世紀最難處理的“雙邊關系”。⑥

第二，世界力量格局的變化催生世界政治、經濟權力的再分配，圍繞權力再分配的博弈也將影響未來世界秩序的形成甚至再生。盡管特朗普等美國政治家一再強調要使美國重新強大、乃至打造新的美國世紀，然而隨著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態勢愈加清晰，既有的主要是形成于二戰后的權力架構顯然已不能適應世界的現實變化。如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曾被認為是三架馬車的美歐日，已然讓位于“基礎四國”與美國、歐盟的三足鼎立。在全球與地區安全事務上，中俄等新興大國所倡導的“集體安全”“共同安全”，也顯然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強調的舊式的排他性“同盟安全”形成了一定的制衡關系。未來，隨著世界力量對比的深刻變化，力量對比與既有權力架構間的錯位將更加嚴重，并進一步加劇各大力量間的猜忌、戒備甚至摩擦。盡管“斗而不破”仍會是大國關系的主要基調，但各大力量間的競合博弈勢必會升級升溫，由大國競爭與權力真空導致的世界政治“碎片化”風險也在加大。現存國際秩序將受到進一步考驗，而新的國際秩序與機制的形成卻遠非一蹴而就，從混亂、失序的空窗期，到完善和再生的糾結、磨合乃至達成共識，也將是艱難曲折的。